“收視反聽”本來的意思是讓感官不受不識，由此使心靈獲得自由。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陸機·文賦）
它所延展出來的意義是，不聞見，不識訊，讓精神在宇宙中隨意飛翔，心靈在峰巔上自由遊蕩。
“收視反聽”是對“聰明”的反撥：
其實，“聰明”二字，本身是感官係統的高度發達的形容，它的意思是敏感於外界信息的接受。
然而，過度的敏感也注定會成為認知這個世界本相的蔽障，而“聰明”往往會與狡獪相連，導致本性的遊移，並有可能掉入奸猾的邊沿。
同時，“收視反聽”也是對內心世界的觀照：
在後現代的語境之中，一切的內心的活動都可以被迅速地物化出來。在反諷精神狂妄與心相虛妄的同時，也往往會把內心的觀照，等同於虛飾世界。
因此，“收視反聽”便自然成為我們重新進入內心世界的一個支點。
“收視反聽”是對本性的查詢與把持：
當人性本身在後現代之中被碎片化之後，人本根性是否還存在呢？
碎片時代是否還存在一個“性靈自在”呢？
其實，後現代的意義在於，將文化的曆史堆積層所形成的虛偽加以顛覆性排除，以此達到對於文化真實關係的揭示。
在中國古代對此有過明晰的認識：
“佛者哭樊網之密，逃而為禪；仙者苦金丹之難，逃而為玄；儒者苦經傳之博，逃而為心學。畫者苦門派之繁，逃而為逸品。”（李修易·小蓬萊閣畫鑒）
這種策略在今天看來，其對於問題語境的恬然轉換與機智的消隱，也充滿濃烈的“後現代性”。
但是，如果這種轉換與消隱不能夠進入新的創造天地的話，這裏的“機智”也就相應地墮入了油滑。
不過，以上的“棄聰明”、“辨機智”也各有其誤區與陷阱，畢竟中國古典文化智慧，在當下語境之中的采納，必須有著加倍的警覺與惕醒。因為稍稍不慎，就會變成一種古典與當下的偽性廉價苟合。
無疑，在敘述邏輯所形成的上下文關係上，“蹤跡維度叢書”具有如此的特征：
卷一：《人體是秀場還是戰場嗎？》，關注的核心命題是“張強蹤跡學報告與女性主義”，其中的布設策略是“理性的審視”與“喧嘩的話語”並重，在一種尖銳的對立中，擴展了問題的空間度數。
卷二：《藝術經驗博弈與學科概念》，則轉向了蹤跡學報告與行為書寫所構置的問題交契中，暴露於“訪談、對話”的形式，而與社會性的思想之間，形成了纏繞式的膠著狀態。它意在交代蹤跡學藝術在不同傳播通道之中，對於問題凸顯程度的差異。
卷三：《行墨巴黎》，所關注的完全是作為藝術所提示的國際化問題，以及“張強蹤跡學報告”在國際語境之中所醒示問題的對立與消融。尤其是“行為書寫”、“景點裝置”中的尖銳指向。這些完全生發於東方文化的方式、智慧與策略，依托於具有普世視覺形式的人體、幾何體的動作與蹤跡，在與國際語境逼仄的審視之中，所要達到的一種“播撒與擴散”的目的。
卷四：《收視反聽》中，第一部分我所要展露的是在1991到2008年間，有關“機動書法”到“蹤跡學報告”、再到“蹤跡藝術”各個階段的變現的動意與期望。這個起點到終點之間，所要麵對的內心世界的變化。
第二部分是與作者的心靈交契，這裏同樣沒有任何的客套與虛飾，一切都是來自於最真切的身體意會與經過驗證。它采取的是最具有人性本真的東西。
如果把“附錄”的部分僅僅看做是一種個人文獻的羅列，則是不小的誤解。尤其是在不同文章裏麵所構建的敘述語境之中，對於蹤跡學的討論，則更具有真切的社會藝術學意義。同時，這裏提供了相應的數據，可靠地宣示著蹤跡學在傳播層麵上所通行的路徑。以及我個人在此段落之中，對於蹤跡學及其藝術的關注重點所在的時間坐標。
麵向內心的同時，也不可能完全拒絕外在。
或者說真實的內心，也注定是在外在的給養下，被培植起來的。
“收視反聽”層麵上棄絕“聰明”的意思是，要警惕與過濾掉那些浮華的嘈雜，去追尋宇宙與人間真實的天籟之音。
在此意義上，“收視反聽”，其實就是一種重新開放的起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