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中國詩書畫:我的精神後花園——張強訪談錄(1 / 3)

時間:2006年7月29日-8月3日

地點: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第六編輯室/濟南陽光舜城欣欣嘉園采訪者:李藝(《高逸風致》責任編輯)

李藝:您對國畫的興趣是如何培養的?在中國畫的學習過程中,建立了怎樣的方法體係?

張強:說起來我的國畫創作的起始點與其他畫家相比,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幼年時期對於讀圖有著超乎尋常的熱情,所以在15歲之前幾乎所有的興趣都在收集連環畫上了。不過在16歲之後開始有機會接觸到中國古典文學,如魏晉誌怪、明清小說以及大量的古典詩歌。加之在中學期間,對於中國曆史所萌發的高濃度的興趣。在這個過程中,圖畫與中國曆史、文學的三個點相碰觸了。於是,開始了對於中國繪畫曆史的追溯、中國畫理的研習。而至於考入大學之後,這種學習與思考,便自然地成為一種自覺的理性行為。同時,關注中國畫自身的圖式、筆墨、曆史邏輯,以及曆史時空中的重要畫家及其代表作品,也就成為我個人的理性判斷之後的日常演習行為。而這一切在80年代以素描替代一切造型基礎——或者說在失去了國畫演習體係之後的氛圍中,一切顯得是那樣的不合時務。

在我看來,學習中國畫的基本方法體係,應該是立足中國文化的感覺本體,放眼於當代國際藝術邏輯視野,嫻熟於中國畫的曆史經驗,參加中國詩詞的境界想象,負載於中國書法基礎的筆墨形式,如此這般,也僅僅可以構成一個基本的框架,更為天才的微妙把握,還須機緣投合成全,所以說,在當代中國畫陷阱重重的局勢,如何能夠透穎出來,也就成為難求中的難得了。

李藝: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習書法的?與一般書法家的演習有何不同?您對於書法大師把持了什麼樣的態度?

張強:關於書法我的學習,現在想來,其實也是一種理性思考之下的行為選擇——雖然那個時候我的理性意識更多地以感性的形態表現出來。但是,中國畫家必須是一位書法家的前提,這無疑是元代以來中國畫不可更易的曆史事實。因此,不是書香世家的翰墨熏陶,也非弱冠時期被啟蒙之後的外力督促,一切都是在對曆史認知之後的本能行動。

在選擇了學習書法之初,我依舊從中選擇了一個捷徑,從書法的曆史、美學與理論中尋找書法最為高端的文化感覺,要在筆墨中傾注磅礴的大氣和質樸的審美趣味,這個對象也就自然地集中在顏真卿的書法之上。這是因為,我在書法史論中得到的結論是筆墨人格與正宗的筆墨意識,對於我來講,永遠比書法家個體形式的筆蹤墨跡更為重要。而蒼茫深秀、高古淳樸的意誌,也隻有在漢隸與商周金文中得到。真正變化幻滅的不羈,也就自然地集中在懷素等人身上。

所以說,在書寫的演習過程中,我時刻警惕的是,不要被書寫的“法度”和“模塊”占據自己的精神空間,更要避免被書法大師的趣味所統治。

因此,我對於書法的演習,所采取的方法,則是“碎片化曆史”的方式。時刻回避被某家、某派、某帖、某種慣性所統攝。而且,對於書法經典作品的感受力的培養,永遠大於對具體筆蹤墨跡的複製。

李藝:您寫詩的動意是什麼?您覺得詩歌和國畫的關係如何?

張強:其實,最早對詩歌感興趣的是我發現了這樣一個令人驚奇的事實:中國曆史上那些最重要的、具有審美曆史趣味引導意義的畫家,如王維、蘇軾等人,居然不約而同地是詩人、詞人。這個事實是我對於詩歌投入本能熱情的重要動力源。

我在後來理性地考量這個問題的深層原因的時候,逐漸地發現,由於詩人與生俱來胸襟氣質在參與繪畫的時候,可以輕易地擺脫掉作為專門畫家的慣性:執著於門派之間的確立與傳承恩怨,糾纏於技法係統正宗與否的辨證,受製自然地理的視覺製約……如此這般,新經驗的創造與審美新天地的開辟,也就成為不敢想象的事情。

然而,詩人的思維和情懷將能夠更為有力地超越這一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立意為先”作為中國畫的境界確立的前提,也是與西方繪畫的最為根本的分界嶺。同時,在當代國畫創作中,“立意”往往被誤讀為是“故事性”的情節延展。所以,具有寬闊性與穿越性的意境確立,也將是中國畫擺脫陳陳相因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我的創作中,由詩歌的吟詠所帶來的“立意為先”式的國畫經營,也就成為與其他畫家相去天壤的內在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