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語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一個地方一種物產，有出金絲棗的，有產枸杞子的；有的地方出蟒蛇，有的地方產熊貓。人也不例外，一方水土出一方人。過去人們常說，浙江的紹興府出師爺，直隸的河間府出太監，天津衛的三河縣出“老媽子”。那麼，我們關外有什麼“特產”呢？特產很多很多，要說“兩條腿的”，那就非“胡三太爺”莫屬了。
在“東三省”，六七十年前，外麵的世界有日本關東軍和偽滿的憲兵隊“守候”著，什麼“營造日滿親善的王道樂土”的鼓噪，甚囂塵上；可是，我們所在的那個角落，卻好似被人遺忘了一般，“膏藥旗”從來也沒有插過。當局說它是“兵荒馬亂”、“土匪如毛”之地。私塾裏，老師出作文題也確實有過《三人行必有一匪說》。每當青紗帳起，那些手持各種兵器、“不服天朝管”的“頑民”便四出活動，鬧得個雲低日暗，沸反盈天。“皇軍”的本事大大的，可是，卻偏偏對這些“胡三太爺”沒有招法，覺得這塊人煙稀少又沒有什麼寶貴資源的“瘦骨頭”特別棘手，偽滿統治十四年，從來不沾葦塘的邊。結果，這裏竟成了一片“化外”的荒原。
這種人，在我們那一帶通稱“土匪”，或者調侃地稱為“胡三太爺”，也有叫他們紅胡子、棒子手、馬賊的。這是一種以搶劫為職業的武裝暴力集團，有別於砸門撬鎖的流賊、小偷小摸的綹竊，突出的特點是武裝化、集團化。成分十分複雜，成因多種多樣。有的是家貧如洗，衣食無著，為著混口飯吃的；有的是抗租、逃稅，或者逃避抓壯丁、下煤坑、當炮灰，遛到裏邊“暫棲身”的；有的由於命案、奸案、盜案或民事糾紛遭到緝捕、追殺，走投無路，“逼上梁山”的；也有的因為輸錢、欠款，無力償還，為逃債而出走的；還有一些市井無賴之徒和個人野心家，為了求個一官半職、發家致富，或者威震一方、稱王立“棍”，結夥搭幫，鋌而走險，正所謂“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當地的土匪頭子、後來成了奉係軍閥首領的張作霖，便是最典型的一個。
我的一個舅爺和表姑父，早年都曾吃過這碗飯。他們究竟是何因由，其說不一。據我祖母說，這個舅爺原是個紈絝子弟，花花公子，一次嫖娼中爭風吃醋，失手打死了衙門裏的什麼人，就落草為寇了。到了晚年，好像他也沒有攢下多少錢，卻落下了殘疾——瘸了一條腿，右手少了兩個指頭。小時候我見過他，高高的個頭，挺大的腦袋，坐在炕上腰板標直，說起話來甕聲甕氣的；見著酒就饞得流涎水，左手端著酒碗，拇指和無名指蹺成一朵蘭花，不管碗裏麵酒多酒少，總是一飲而盡。
每逢來到我們家，特別是三杯老酒下肚之後，他就滔滔不絕地講起當日匪幫內部的情況。原來，土匪裏麵多數都是本地人，絕大部分不識字，粗野、暴戾、凶狠是他們的特性。內部雖然不如幫會那樣組織嚴密，但是，也都具有鬆散的指揮係統和應該遵守的不成文的“幫規”。比如，遇到送親的喜車和送葬的喪車一般的不劫不搶，主要是圖個吉利。擺渡的、行醫的，一般也不搶，這倒不是因為他們身上沒有金銀細軟，主要是土匪渡河離不開“船老大”；經常出現傷號，總要找醫生治療。耍錢、賭博的不搶，有歌謠在：
傳說，賭錢的祖師爺是宋太祖；而胡匪的開宗初祖是“布袋和尚”——他是“十八羅漢”裏的第十七尊。所以，許多土匪的胸前要掛一個小銅佛。另外，他們出於生存的考慮，不到萬不得已，不去打擾本家、當地的父老鄉親（實力雄厚的大財主除外），所謂“兔子不吃窩邊草”。
土匪都特別迷信，他們嘴邊不離八個字：“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匪幫頭目往往都把燒殺劫掠等各種活動罩上一層神秘的外衣，以便於籠絡徒眾的情緒，鼓勵他們在絕望中掙紮。記得一本書上記載過這樣一件趣事：
書上還說，土匪都有三樣必備的東西：一件是後麵帶有長毛的狗皮帽子，因為他們常把短槍藏在脖梗子後麵；一件是“護屁子”——一塊綁在屁股上的毛皮，便於隨地而坐，防涼防潮；一件是腰帶子，一般都是十二尺六寸長，遇有緊急情況，一頭拴在樓房裏的凳子上，一頭攥在手中，然後縱身跳下，有時候上樹、爬房，長長的腰帶子也能提供方便。究竟是不是這麼回事，我倒沒有問過那個土匪舅爺，因為他早已死去了。
二
我那個表姑父壽命倒很長，七十年代初還在世。他在匪窩裏麵混了三個年頭，後來改邪歸正，逃到大興安嶺當了伐木工人。每到舊曆年根，他都休假探家，有關土匪的許多知識，我都是從他那裏聽來的。他說，當土匪有兩個門徑：一種是自起爐灶，占山為王，內部黑話叫“起局”；另一種叫“掛柱”，就是搭幫入夥——他自己就屬於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