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縣公署抓壯丁去給“皇軍”修炮壘，輪到了我這個表姑父頭上。走在路上，他聽人說，為了怕走漏風聲，炮壘修完了，鬼子要把民工統統活埋。表姑父心想，左右都是一個“死”，幹脆跑它個“狗日的”，有幸逃出虎口，還能撿一條小命。於是，在一個夜黑天裏，趁著“解手”，一溜煙似的鑽進了高粱地裏。爾後，轉悠了三天三夜，終於找到了“四海”綹子，入了夥。
原來，土匪把隊伍拉出之後，都要報個“字號”。這種“字號”，一般的既是匪幫的名頭，也是它的大頭目的代稱。除了這個“四海”，那個時期橫行在我們那一帶的，還有“青山”、“老二哥”、“四虎”、“大海”、“大老疙瘩”等十幾夥。
表姑父開始“入圍”時，不懂得匪幫內部的專用語言（通稱“黑話”），一張嘴就遭人嗤笑。以後聽人說慣了，逐漸地也學會了把推牌九叫“搬磚”，把銀子叫“老串”，把信件叫“海葉子”；懂得了“眼線”就是通風報信，“插千的”是密探，“拉線”是給匪幫帶路，“打悶棍”是劫道。這些黑話據說共有五百多種，三年過後他也說不完全。
土匪的活動天地，一般都是嘯聚山林，而在我們那一帶主要是占據葦塘。每到葦葉齊腰時節，便進入了活動旺季。大幫的土匪主要是“砸窯”（即攻打大戶人家的宅院），人數不太多的往往把重點放在“綁票”（掠劫活人為質，借以勒索錢財）上。
聽父親講過，早年他給“何百萬”家扛活。這是遼西一戶有名的大財主。家裏有槍支、炮手，防守嚴密，“砸窯”是很困難的。可他又是一塊“肥肉”，不叼進嘴裏，匪徒豈能甘心。於是，他們便通過智取，把“大掌櫃的”抓走了。
本來，為了防備“綁票”，“何百萬”一年到頭蹲在家裏，不走出大門一步。這天，他正躺在炕上，和小老婆麵對麵地抽鴉片煙，突然，有人進來報告：房後祖墳上有人祭祖，大隊人馬，穿袍結帶，吹吹打打，鬧得不亦樂乎。“何百萬”說：“不管他！”過了一會兒，來人再次稟報：這夥人點名罵他“是姑娘養的”，說他吃喝嫖賭，搶男霸女，無惡不作，把祖上的陰德全敗壞了。“何百萬”感到蹊蹺，他也弄不清楚這是族中的哪一支人，究竟來自何方，到底有什麼來頭。盛怒之下，拋下了煙槍，走出大門，後麵緊跟著四個“打手”。那夥“祭祖”的人像是沒看見一樣，根本不和他打招呼，照樣地焚香磕頭，照樣地罵罵咧咧。他氣得大吼一聲：“還不給我打！”可是，沒等“打手”上前，已經有兩個被那邊的“神槍手”揭開了腦殼。然後，三拳兩腳，就把“何百萬”撂倒，捆起來，帶走了。
匪幫給他蒙上雙眼，帶到一處匪窯裏，一張口，“票價”就是五千塊大洋。“何百萬”豈肯答應，又羞又怒，憤然絕食。第二天早晨，匪徒割下了他的一個耳朵，讓“花舌子”（負責聯絡的說客）給送回家去。這下可嚇蒙了他的一妻二妾和大少爺。他們滿口應承，兩天之內，就把這筆天大的款項如數湊齊交上，才算保住了一條老命。
地了場光、莊稼進院之後，土匪便轉入了“貓冬”期，分紅，結賬，有家的回家，沒有家的投親靠友，或者帶上銀兩和姘頭遠走他鄉。這時，正是他們揮霍資財、尋歡作樂的時刻，有的吸大煙、聽小戲，有的耍錢弄鬼、設局抽紅，有的去找過去相好的女人鬼混。待到第二年春夏之交，青紗帳起，他們又都回到事先約定的固定地點集結，繼續劫掠一些殷實富戶。
三
由於處在一種比較封閉的圈子裏，這一帶人們的文化性格帶有保守性、遲滯性。盡管兵荒馬亂，民不聊生，但就民風來說，還是質樸憨厚，豪爽好客的。過往行人隨便走進哪一家，隻要趕上開飯時刻，都會被讓到炕桌前，有幹的吃幹飯，沒幹的喝稀粥，吃完了任你抹幹嘴巴走開，分文不取。人們進了西瓜園子，口渴了可以摘瓜吃，但是不能帶走，而且，要把瓜籽留下。聽說，醫巫閭山的梨園也是這樣，來來往往的過路人可以伸手摘梨，放開肚皮吃，隻要不揣走就行。
記得魯迅先生說過，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這一帶的人，說是愚憨可以，說是強悍、魯莽也無不可，豪爽的另一麵，便是粗疏、暴躁。人們說話聲高，即使隨便閑談也像吵架似的，動輒滿嘴噴唾沫，臉紅脖子粗。有人形容：一句話不投合就瞪眼睛，兩句話不中聽就伸拳頭，三句話不順心就動刀子。這當然是言過其實了。但就那些“耍光棍兒”的刺頭來講，還是恰如其分的。賭錢輸了，掏不出票子來下注，他就回身扯出一把殺豬刀，從自己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塊肉來，拋到牌桌上，嚇得賭徒們“大眼瞪小眼”，誰也不敢吭聲，這樣，就算立下了“光棍兒”，以後見麵就要以“爺”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