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挽歌也好，號喪也好，既然都是他人的逢場作戲，也就難怪如此這般的裝腔作勢了。其實，那天吊喪的女客，多數我都認得。說是孝子、孝婦的七姑八姨，實際上，與死者並沒有什麼切近的關係，可說是“八竿子打不著的”，無非是左鄰右舍，街坊鄰居。但她們一個個卻都裝作“如喪考妣”似的深悲劇痛的樣子，不過是走走過場，湊湊熱鬧，送個浮情。群眾早就把參加這類活動叫做“隨人情”了，實在是再貼切不過的。
當時，我注意到，一當這類表演式的舉動進行得差不多了，伯母家裏的當事人便及時過來加以勸解。隻是，這些吊客非要做到“盡情盡意”不可，光是一般的嘴上勸說還不肯起來，必須有人上前一個個攙扶，並一再地說，千萬不要哭壞了身子，才勉強站起。其實，這話也是揀好聽的說，同樣是一種“虛應故事”。哭也好，唱也好，不過是做戲給旁人看，哪裏會弄得哀慟傷身呢！隻見這幾個女人站起來以後，沒有過上五分鍾，就同周圍的人“嘰嘰嘎嘎”地說笑去了。
晚上掌燈之後，要給亡靈“送關門紙”，這也是“哭靈”表演最充分的時刻。伯母的三房子媳和女兒、女婿以及娘家方麵來的親戚，十幾個人，按照男左女右的規矩，分跪在靈堂兩側，算做“陪靈”。每當親戚故舊來到靈前祭拜，他們都要跟著陪哭一場。男客女客，分別由喪家的男人、女人陪哭。
走馬燈似的人群川流不息，賓主操著同一種腔調，帶著同一樣的表情，哭訴著同一種內容，例行著同一類的公事，大家都在圍著這個亡靈忙碌著，應付著，敷衍著，使得那本來應該是極度哀傷的祭奠，變成了一種形式，一種擺設，一種毫無意義的過場。回回如此，年年照舊。
任何人都看得出，這種借死人湊熱鬧、為活人爭麵子的吊喪活動，無非是做戲弄景，可是，卻沒有一個人敢於違俗，敢於進行一番講求實際的革新。因為，當一種習俗或者禮儀為某一人群所共同認可之後，它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每一個體所必須遵循的準則。“隨人情”的“隨”字，精確之處就在這裏。在傳統社會中，如果有誰不肯隨俗，或者直接違背了它，就必然會遭到公眾的非議，受到人們的恥笑。
這使人想起了魯迅先生的小說《孤獨者》。那個魏連殳是精通這些治喪禮儀的，為他祖母入殮時，般般禮儀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因而贏得了別人發出“仿佛是個大殮的專家”的讚歎；可是，作為身戴重孝的長孫，魏連殳竟又“始終沒有掉過一滴眼淚，隻坐在草薦上”，這又太不合乎大殮的禮儀了，因此，“大家忽而擾動了，很有驚異和不滿的形勢”。
舊時代的喪葬、婚嫁習俗，是一個一切都以過去的成規為基準的文化領域。一些生活習俗、禮節儀式的傳承，全是靠著模仿長輩的行為實現的。那些終生奔波於生計的勞動者，從來不會、也沒有那份精力，去過問這些屬於日常經驗世界的事情。當被問到“為什麼要這樣做”時，他們的答複總是“刻板”式的一句話：祖祖輩輩都是這麼過來的。
在那種年月裏，對於這些鄉親，日常生活的長河似乎已經失去了鮮活感，像一種無生命、無差別的靜止的畫麵，被擠壓在按固定程序與同一格式展開的模式之中。每個人每天都在重複著前一天做過的事情，基本上看不出什麼變化。從脫下胎衣、跨上搖籃到穿上壽衣、走進墳墓，幾十年間，每個人都同別人一樣重複著那種平靜、緩慢、庸常、單調的漫漫流程。
世世代代，他們穿著大體上一樣的衣服，吃著相差無幾的飯菜，住著類似的房舍，種著同一品種的莊稼，一切都是那麼按部就班，那麼機械、被動，每天都在“演奏”著沒有任何變調的慢板，經曆著生、老、病、死的種種近似於麻木的生命演繹。
有一件很小的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綽號“羅鍋王”的大伯門前那棵半枯的老榆樹起了火，煙霧迷漫，嗆得納涼的人們一個勁兒地咳嗽。任誰都叨咕這煙實在嗆人，卻又誰也不肯換個地方，更不想動手把它澆滅，盡管不遠處就有一眼水井。
人們就是那麼因循將就，得過且過。講故事的偶爾插上一句：“哎呀，這棵樹燒完了。”旁邊有誰也接上說：“燒完了，這棵樹。”
聽不出是惋惜，還是愜意，直到星鬥滿天，各自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