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禍是中國曆史上為正統的史學家所痛心疾首的事情。一般來講，女禍，大多是指人主為女人所惑，以至幹了許多倒行逆施，自己禍害自己的事；比如商紂之於妲己，周幽之於褒姒，夫差之於西施等等一長串帝王和寵幸的女子。好在人們很快就已經知道了，這種所謂的女禍，不過是為蠢男人和昏男人開脫的一種借口，所以漸漸地高唱女禍論的人少了起來。隻是老百姓抓住不放，依然是堅定的女禍論者，民間戲劇裏的“王帽子”（帝王）每每被西宮娘娘迷得五迷三道的，每每拿忠臣開刀。
然而，雖然將板子全都打在女人的屁股上，並不很讓人信服，但認為女人低能和道德低下的成見，至少在傳統社會裏還是很有市場的。由於巫術思維的作怪，人們甚至還認為，女性掌權是一種不祥的征兆，所謂“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實際上，這種成見是維護父係宗法製度的一種必然的社會意識。在任何社會裏，隻要某種社會意識足夠地根深蒂固，那麼它自然就會變成一種人們行為的根據。在傳統政治製度的選擇中，人們一直非常注意避免女人進入政治中樞，盡可能不給女人在政治結構中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所謂人類畢竟是由男人和女人兩大部分組成的。女人的地位無論再怎麼低，她們也是整個社會人群的一半，所以，無論男人們怎麼樣煞費苦心，也沒法完全堵住女人介入政治的渠道。皇帝的媽和皇帝的老婆都是女人，當皇帝怕他媽（也可能有俄底浦斯情結）或者怕老婆（包括小老婆）的時候，或者特別喜歡他媽和老婆時，女人幹政恐怕就不可避免了。自漢以後，曆朝代都宣稱以孝治國，以至於炮製出了《孝經》和《二十四孝圖》。當老皇帝早死，小皇帝年紀尚幼，或者即使年紀不小但性格懦弱時，如果正好趕上皇帝的媽又有足夠的政治野心，事情就非麻煩不可。當媽的非要出來說三道四，礙於“孝道”的大帽子，誰也拿她沒轍。傳統的政治製度規定不許女人幹政，但卻沒有，也沒有辦法規定，一旦女人以皇帝的母親麵目出現幹政的時候，做兒子的應該怎樣製止她。漢武帝曾經采取了一個非常殘忍的下下策，每立太子的時候，將太子的親生母親殺掉。這個一直讓許許多多冬烘的老先生稱道的舉措，實際上殘無人道之極，那個被處死的鉤弋夫人之所以要死，隻因為她為皇帝生了一個讓他還滿意的兒子。這樣做，實際上給兒子留下了一個孝道上的大難題，殺母的仇人是父親，一個孝字掰成兩半，怎麼想怎麼做都是錯。大概由於這種原因，後來的君主再也沒有勇氣效法前賢（晚清痛恨西太後的稗史“史官”，竟然說鹹豐也有過效法漢武帝對付鉤弋夫人的遺詔，雖然說得解氣，其實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太後臨朝也就蕃衍不絕。東漢孝道講得最凶，太後臨朝稱製的也最多。
至於由於皇帝怕老婆而導致女主當家的，曆史上雖然不多，但確實轟轟烈烈地存在過。隋文帝害怕獨孤後，不惟在女色方麵縮手縮腳，國家大政如果人家想幹涉的話，他老兄也得聽幾句；小兒子把大兒子從太子寶座上擠掉，據說就有皇後的功勞，因為獨孤後特別討厭男人有新寵，而太子恰恰過不了美人關，於是小兒子就如是這般地在老媽麵前下蛆。當然，比起唐高宗李治來，隋文帝還真是小巫見大巫，怕老婆怕得不夠水平，人家武家大小姐做皇後的時候就敢跟皇帝平起平坐，並稱“二聖”；丈夫一伸腿，居然連國號都改了，自己做了皇帝，讓以後的所有大男人都忘不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