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反對官僚主義作風。
列寧在反對官僚主義作風這個問題上作了大量的理論探索，對什麼是官僚與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的危害以及如何遏止官僚主義進行了比較全麵係統的論述。他提出的著名的“毒瘡”論，是對什麼是官僚與官僚主義的最獨到的、最精辟的見解。他認為，“官僚是專幹行政事務並在人民麵前處於特權地位的一個階層”，而“官僚主義就是事業的利益服從於升官思想，就是特別注意地位而忽視工作”。他尖銳指出：“可惡的官僚主義積習使我們陷入濫發文件、討論法令、亂下指示的境地，生動活潑的工作就淹沒在浩如煙海的公文之中了”。“拖拉作風和貪汙行為是任何軍事上的勝利和政治上的改造都治不好的一種毒瘡”；“我們所有經濟機構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因而：“同官僚主義作鬥爭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任務。”所以，列寧在加強俄共（布）黨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實踐活動中，對如何根治官僚主義進行了非常深入細致的理論探討，並提出了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措施和手段。他在著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文中指出：“工人在奪取政權以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構打碎，把它徹底摧毀，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為了防止這些人變成官僚，就會立即采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過的辦法：（1）不但實行選舉製度，而且隨時可以撤換；（2）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3）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但是由於蘇維埃俄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最終隻能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替自己行使民主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級民主監督製度，防止黨和國家機關的各級領導幹部、工作人員官僚化，亂用職權和蛻化變質。所以列寧非常注重加強各級監督機構建設，於1918年就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後改為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1919年5月還在國家監察部下設立了中央控告檢舉局，接受審理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瀆職和違法行為的控告和檢舉。列寧關於反對官僚主義作風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既是對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又對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幹部組織及其隊伍中反對官僚主義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四，加強共產主義道德建設。
列寧在1920年10月2日的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共產主義道德”這一科學概念。認為共產主義道德“是為摧毀剝削者的舊社會、把全體勞動者團結到創立共產主義者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服務的”。這一道德的基本原則是“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廣泛深入地開展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是使共產主義意識深入人心的重要手段。在他看來，開展共產主義道德教育，尤其要注意在廣大青年中進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和宣傳，“使培養、教育和訓練現代青年的全部事業，成為培養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的事業”。
為了更有成效地開展和加強領導幹部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德教育和建設，列寧提出了一係列原則性的方法和建議。
——領導幹部道德教育與群眾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具體來說，在革命時期，要同反對剝削者的鬥爭結合起來；在建設中，要同工人、農民的生產勞動結合起來，開展共產主義競賽，發揚星期六義務勞動精神等。
——領導幹部道德理想同物質利益相結合的方法。列寧認為，建設社會主義，“不是直接依靠熱情，而是借助於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依靠個人興趣、依靠個人利益、依靠經濟核算”，“如果你不善於把理想與經濟鬥爭參加者的利益密切結合起來……那麼，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貫徹道德理想同物質利益相結合原則，就是要在實踐中實現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的結合。
——領導幹部道德建設與法製建設相結合的方法。為了克服以權謀私和官僚主義等現象，列寧除了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培養起與蘇維埃社會主義製度相適應的領導幹部道德理念（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觀念；自覺自願接受人民群眾監督和製約的觀念；集體領導和黨政分開的觀念；法製觀念）之外，特別強調要加強民主製度、監督製度、群眾參與製度和法製的建設。
——領導幹部道德知識的灌輸和領導幹部道德榜樣示範相結合的方法。列寧認為，必須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把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自覺灌輸到無產階級群眾中去；與此同時，也要特別注重榜樣的力量，要通過樹立具有共產主義因素的榜樣、帶動教育、訓練和培養共產主義道德的工作。
3.3毛澤東的領導幹部道德素質觀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批判繼承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的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倫理道德觀與我國黨和社會的道德教育、道德實踐相結合，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道德素質觀。
3.3.1“靈魂革命”：領導幹部道德素質提升的邏輯選擇從青年時代開始，毛澤東就極端重視思想道德革命、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道德實踐，認為“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精神可以變物質”，“動天下”首先必須要“動天下之心”，故此要不斷開展“人心改造”工程。這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其道德素質觀中極其重視思想靈魂在道德素質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澤東對“靈魂革命”的極端重視，從理論上來說，是同中國傳統執政道德素質觀和馬克思主義關於思想道德建設的有關論述密不可分的。從實踐上來說，又是同近代中國社會的曆史進程尤其是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密切相關的。在近代中國，對救亡圖存等社會政治問題的討論，經曆了從“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的曲折過程。但是，“言技”及其實踐產物即洋務運動，“言政”及其實踐產物即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都未能挽救中國。陳獨秀、李大釗等逐漸認識到，中國之所以難改頹勢，實是“教”不如人，隻有開展文化、道德革命，從精神上、靈魂上改造國民，才能拯救中國，這就是“言教倡學”。以文化、道德等為主要內容的靈魂革命——新文化運動——深刻地影響了青年毛澤東的政治倫理思想。而在其後的中國革命和建設進程中，由於我們的領導幹部每時每刻都遭遇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思想的侵蝕，因此注重思想育人以及“靈魂革命”，成為一種曆史和邏輯的必然選擇。
極端重視思想道德素質修養，注重“人心改造”，貫穿於毛澤東關於領導幹部道德素質觀的理論和實踐活動。在毛澤東青年時期，為了救亡圖存，他吸收了中西倫理思想的優秀傳統，認為“動天下”必先“動天下之心”；而“動天下之心”必須有“大本大源”；而要有“大本大源”，必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新民學會的宗旨就是“改良人心風俗”。在創建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過程中，他特別注意批判和克服黨內軍內的各種錯誤思想，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來武裝我們的黨員和戰士，認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為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為了鬥爭任務之能夠負荷，都要從黨內教育做起”。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尤為重視領導幹部的思想、作風建設。認為“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他同樣非常強調精神、意誌、道德的作用。指出“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精神可以變物質”，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在晚年，他強調要用共產主義精神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要開展“靈魂革命”，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常抓不懈。總之，在毛澤東看來，精神的力量集中體現了民眾的力量，集中體現了民族國家的力量。因此，提升領導幹部道德素質必須高度重視“靈魂革命”，並把它放到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
3.3.2樹立高尚品質：提升領導幹部道德素質的本質要求樹立高尚品質，是毛澤東領導幹部道德素質觀中的重要內容和基本要求。主要包括：——樹立共產主義道德理想。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就指出：“當作國民文化的方針來說，居於指導地位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並且我們應當努力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適當地有步驟地用社會主義教育農民及其他群眾。”在社會主義時期，他更是強調要大力提倡共產主義思想道德，“應當強調艱苦奮鬥，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作為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中國共產黨的骨幹領導幹部，顯然要把共產主義道德理想作為自己的道德素質要求。
——實踐“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目標。毛澤東指出：為人民服務，就是“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為人民服務，就是要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堅持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即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關係。毛澤東認為，首先“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也不能忽視個人利益。因為，“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曆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麼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後私。”
此外，還有諸如：善於批評和自我批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廉潔奉公；自覺堅持民主集中製；任人唯賢，善於團結大多數人一起工作……
3.3.3培養優良作風：提升領導幹部道德素質的根本保證領導幹部道德素質，體現在其優良作風上，而培養優良作風，又可以提升領導幹部道德素質，二者相互影響、相互製約。
在毛澤東的領導幹部道德素質觀中，特別重視對領導幹部優良作風的建設和培養。其閃光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閃光點之一：加強領導幹部的思想建設。
毛澤東認為，加強領導幹部的思想建設，主要是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領導，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領導幹部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提高領導幹部的理論、政治水平和道德素質。這在本質上要求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認真糾正黨內和領導幹部隊伍中的各種錯誤思想。早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就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鬥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在各種錯誤思想中，尤其是要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極端個人主義；要認真學習和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加強黨性鍛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集體主義、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道德品質。
閃光點之二：加強領導幹部的作風建設。
毛澤東認為，加強領導幹部作風建設是提升領導幹部道德素質的根本。具體要求是：“以德治風”，也就是要克服和消除黨內特別是領導幹部隊伍中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等不正之風，確立和發揚密切聯係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艱苦奮鬥、理論聯係實際、民主集中製、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等優良作風。
在毛澤東看來，之所以會出現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貪汙腐化等不正之風，最根本的原因是領導幹部的思想意誌出現了問題。一些黨員、幹部在勝利麵前驕傲自滿，放鬆主觀世界的改造，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導致黨犯錯誤和革命失敗。在革命戰爭時期，他曾把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比喻為“灰塵”，把驕傲自滿視為沾染灰塵的內因；1951年12月1日，他在最後審定中共中央的一個文件時，又特意補充了如下內容：“反貪汙鬥爭和反浪費鬥爭的開展和深入，必將接觸到各方麵存在著的各種程度的官僚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工作作風。這種作風，是貪汙和浪費現象所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他看來，驕傲自滿——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腐敗現象是一個連鎖反應的因果鏈，所謂犯錯誤，就是主觀犯錯誤，思想不對頭。
基於上述理解，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在廣大黨員幹部中經常開展思想道德教育活動，認為這是治本之道，並提出了“以德治風”的具體途徑和方法。它們主要包括：集中教育同經常教育相結合；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相結合，以自律為重點；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針對不同時期的不同形勢、問題和任務，進行不同形式和內容的糾風等方法。基於上述方法，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針對教條主義的傾向，提出了反對本本主義的作風，大力倡導理論聯係實際的思想和工作作風；在延安整風時期，針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作風，他提出了糾正“三風”的任務；在建國初期，開展了反對以功臣自居的自滿情緒、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糾風運動，並結合三反五反運動進行整黨，針對黨內存在的貪汙、盜竊、官僚主義的現象，開展了實際上是勤政、廉政、反對腐敗、整頓黨風的鬥爭；1957年，又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建國後的第二次整風運動，批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閃光點之三：教育領導幹部要以德行政。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如何防止和克服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貪汙腐敗等消極現象，跳出曆代王朝興衰的曆史周期律，成為擺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麵前的一項艱巨任務。毛澤東認為，黨執政以後，官員出問題，黨內出問題，官僚主義、主觀主義、貪汙腐化現象不斷滋長，首先是因為黨員幹部的思想意識、道德品質出了問題。因此，必須加強領導幹部道德建設，大力培養領導幹部以德行政的道德理念。根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總原則，毛澤東為領導幹部提出了一係列道德規範。它們包括：——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他指出，對於領導幹部來說，共產主義“這個方向是不可動搖的，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氣來堅持這個方向。這樣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範青年。這樣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密切聯係人民群眾。領導幹部必須相信和依靠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爭做人民的勤務員。他告誡道：“任何一個共產黨員，不論資格大小，職位高低，都必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兒子，老老實實地誠誠懇懇地當人民的勤務員。”領導幹部更應該是這樣。
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培養和確立上述道德規範的一些具體措施，諸如：——發揮榜樣的道德感召作用。在全黨和全社會繼承和弘揚“無私”、“利他”、“奮進”、“獻身”等革命精神，以造就廉潔的政治風氣和社會風氣；——用反麵人物和案例進行道德勸誡。抓住壞的典型，加以懲治，促使人們“見不賢而內自身”，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現象，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製裁；——大搞群眾運動。為了更有成效地以德治政，他特別提倡發動群眾運動，嚴懲濫用職權者。他認為。對於一些隱藏的腐敗分子，隻有大規模地發動群眾運動——道德化運動——才能挖出。
3.3.4培育道德新人：提升領導幹部道德素質的目標指向毛澤東認為，提升領導幹部道德素質的目標指向就是以德育人，即全麵一代社會主義新人。他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全麵發展的理論，強調要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為了更好地開展以德育人的工作，毛澤東強調：一，正確處理政治與業務的辯證關係毛澤東認為，領導幹部的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實質上是“德”與“才”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因此，一定要堅持二者辯證統一的原則，既反對空頭政治家，又反對迷失方向的實幹家。他強調，“德才兼備”是中國共產黨幹部素質的必備要求，並明確提出要按“德才兼備”的素質要求選拔幹部。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等文章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員要領導中國幾萬萬人民進行偉大的革命鬥爭，就必須有計劃地選拔“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否則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毛澤東提倡的“德”和“才”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要求黨的幹部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在社會主義時期，他要求幹部要學會搞經濟工作，學習文化科學技術，做到“又紅又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