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刃④(④舍：放棄，離開。)，舍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⑤(⑤來說：你的理論。下文的“來論”，義同。)；形之與神，其義不然⑥(⑥義：道理。不然：不這樣。)。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⑦(⑦異木之知：不同於樹木的知覺。)；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複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又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複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為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曆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導讀】《神滅論》是一篇哲理散文，無論在堅持“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這一唯物論思想的鮮明題旨上，還是在設置問答形式上和條分縷析的邏輯思維上，都是光大前人而獨呈異彩的。
該文原設問答三十多條，大旨在否決佛教“神不滅論”這一根本教義。本文是節選，概而言之有以下三個觀點：一、精神是肉體（形）的作用，肉體是精神的本質，肉體死，精神滅；二、物質分有知和無知幾類，人是有知物質，木是無知物質，人死則變成無知物質；三、物質變化有規律，活人要死，死人不能再活，如樹木先活後枯，枯木不能變活。這些觀點在範縝生活的齊梁時代是不易被人接受和信賴的，因為當時佛教盛行，“通人多惑”（《後漢書·西域傳》）。例如齊竟陵王蕭子良曾召集當時名士在王府辯論，他不僅篤信佛教的“人死精神不死”、“因果報應”和生死輪回教義，並組織名士圍攻範縝。王琰等佛教徒斥責他；沈約寫了《神不滅論》、《難範縝“神滅論”》批駁他；蕭衍做皇帝後更是施加政治壓力，下敕書說他違經背親，將他流放廣州。王公朝貴六十二人聯名寫信責罵範縝；王融受蕭子良指使，勸範縝不要堅持神滅論，並以高官相誘。範縝不怕高壓，也不為利誘，大笑答道：我範縝如果賣論求官，更大的官也做到了。因此，我們說範縝的《神滅論》在當時是獨呈異彩的，而範縝其人也是一個有骨氣，敢於堅持正義的學者、思想家。
《神滅論》在學說上光大了東漢末王充的《訂鬼》、《論死》；在表述形式上吸收了賦和古文句法，在南朝駢體文極盛時，也具有自己的獨特風采。但應當指出，這篇在儒佛鬥爭中寫成的哲理論文，其散文藝術鑒賞價值並不高。如果從散文品格和散文發展史上對之進行研究，我以為，最根本的是它發表了真實的千古不可磨滅的見解，而這也是散文的靈魂，散文的生命力所在。
（五）顏真卿
顏真卿(709—785)，字清臣，唐臨沂（今屬山東）人，開元進士，累官至監察禦史。以忤楊國忠而出為平原太守。安史亂中，平亂有功，後為刑部尚書。封魯郡公，世稱顏魯公。德宗建中三年，李希烈謀反，顏真卿受命前往勸諭，持節不屈，被害。顏真卿善正、草書，世稱“顏體”，其“湖州帖”、“祭伯父帖”、“竹山連句”等墨跡，為世所寶。遺著有《顏魯公文集》。新、舊《唐書》有傳。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開士懷素①(①開士：菩薩的異名，以能自開覺，又可開他人生覺，故稱“開士”，即僧人；懷素(725—785)：唐僧人，著名書法家。俗姓錢，字藏真，長沙人，遷居京兆。著有《論書帖》、《自敘》、《苦筍帖》等，以狂草著名，其法承張旭，又自謂得草書三昧，世稱“顛張狂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疏，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睹其筆力，勖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共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讚之，動盈卷軸。
夫草槁之作②(②草槁：草書的異稱，因始創於漢初，其時特指草隸為草槁，漢魏間稱章草，各字不連綿，至晉、唐，發展為上下字連屬，又稱狂草。)，起於漢代。杜度、崔瑗③(③杜度、崔瑗：皆為東漢名書法家。一說杜度在漢章帝時用草書寫奏章，後世稱為“章草”；崔瑗著有《草書藝》，且工於文辭，《後漢書》有傳。)，始以妙聞。迨乎伯英④(④伯英：東漢末酒泉人張芝，字伯英，善今草，世稱“草聖”，又與曹魏時書法家鍾繇並稱“鍾張”。)，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⑤(⑤羲獻茲降，虞陸相承：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在魏鍾繇書法基礎上獨辟新境，同為書聖；虞，指唐初虞世南；陸，不詳其人。疑是歐陽詢。虞、歐均為唐初大書法家。)；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都張旭①(①張旭：字伯高，唐書法名家，精楷法，尤善草書。每大醉乃下筆，或以頭濡墨作草書，時稱“張顛”。)。長史雖恣性顛逸②（②長史：張旭曾任左率府長史，故又稱“張長史”。），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為真正。某早歲嚐接遊居，屢蒙激勸，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複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群，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歎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導讀】懷素是唐代宗時以草書馳名當世的高僧。他曾曆引同時代的書家稱諛其書藝的辭句撰成《自敘》，並自詡得草書三昧。但從顏真卿這篇《懷素上人草書歌序》看，其基調雖是讚美，但又頗有分寸，十分得體。
顏真卿與懷素雖同是名書法家，但懷素還隻是二王（即羲獻）書體的繼承人，且尚不能超越張旭。張旭之顛狂“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為真正”，此即懷素所未能“入室”之證。作為懷素的長輩，且創造了新書體，又早在盛唐已有大名的顏真卿，既要獎掖後進，又不能，也不肯過分吹噓，這是必然的。因此，這序文在讚揚懷素為“僧中之英”，列舉吏部尚書韋陟和禮部侍郎張謂及“好事者”的讚美以為佐證之後，巧妙地宕開筆觸，述其草書發展曆史，並以張旭作為重點，作為標的。借張旭而自謙“資質劣弱”、“迄用無成”；也借張旭而表彰懷素“縱橫不群，迅疾駭人，若還舊觀”的草書功力。再在雙重對比的高度，用一個假設句作結：“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這樣精心撰成的序文，既看不出作者的自傲，又不虛美，還能啟迪和鼓勵懷素。文章確實匠心獨運，語語的當，有實事求是之妙，無嘩眾取寵之詞，有值得我們借鑒和欣賞的價值。
此外，本文既不是漢魏晉以來那種純前言或詩序一類附屬性的“序”的寫法；也不同於中唐韓柳時獨立成體的贈序之文，在散文發展史上，具有過渡性質，讀者不妨細鑒之。
（六）韓愈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鐵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置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置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棄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夫南麵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