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是韓愈元和五年為溫造赴河陽烏重胤軍幕時寫的一篇贈序。據《元和郡縣誌》：“河南府有河陽縣，西南至府八十裏，自乾元以後，常置重兵，貞元後加置節度，為都城之巨防。”元和四年(809)十月，河北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叛朝廷，重胤受命出鎮河陽。上任三個月，烏重胤聘請辭官退居洛陽的石洪處士任職，韓愈寫過一篇著名的《送石處士序》，讚揚烏重胤“能以義取人”；石洪則“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本文是《送石處士序》的姐妹篇。溫處士，名造，字簡輿。據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簽·集錄》說，溫造有詩集八十卷傳世，今未傳。
這篇贈序，立意構思，不落俗套。它既不同於兩漢後期學術性的“敘錄”，又不同於兩晉敘寫田園風物的“詩序”，也不同於作者自己所寫的敘事、說理並兼抒情的其他贈序，而是通篇圍繞一個新奇的比喻展開議論。文章劈頭一句：“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起得突兀，奇崛。接著，文章仍未直接點明這個比喻的喻意，而是故作迂回，為點明喻意進一步鋪墊：“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讀完第一段，隻覺得與文題關係尚不相切。然而作者在第二段，緊承一句：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意思是說：東都洛陽，士大夫比任何地方都多，就像冀北的馬比天下任何地方都多。這就翻空出奇，使讀者迷霧頓然廓清，原來這是在談識人與用人的問題。文章在第二段就緊扣這個問題，敘事、議論、抒情，以良馬比溫造，讚其才德出眾；以伯樂比烏重胤，讚其愛才，用才。
文章雖為“送溫處士”，但重點卻是寫烏重胤，寫烏“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為了突出烏羅致人才，韓愈不僅通篇以伯樂相馬設喻，又在第二段用處士石洪作為陪襯。“大夫烏公，以鐵鉞鎮河陽之三月”，求得石洪，而“未數月”又羅致溫造。從時間之短見求賢之切；從石洪、溫造之才，見得人之盛。這種陪襯方法，有如綠葉、紅花，既有主次，又相得益彰，避免了議論的單一、淺薄。所以文中說：“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就顯得厚實而有力度。後麵的一些設問和反問，也不致懸空。
值得注意的，還有一點，是文章最後一段以反為正，正反相形的寫作手法。作者在前段寫夠一個“空”字後，再起一層波瀾，著重申足一個“怨”字。即“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由“空”而“怨”，從“送”者一麵著眼；合情合理；但從朝廷求內外之治的“天下”著眼，卻又可“賀”，可“歌”。因此，“空”與“怨”，形“反”而實“正”，落腳點卻在一個“頌”字上。這種以“反”為“正”的表現手法，不僅更有力地歌頌了烏重胤的求賢、用人的舉措，也讚頌了溫造的才與德，表達了韓愈個人對溫造的愛重和歡送之情。韓愈散文的“奇”與“變”的特色也於此可見一斑。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遊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置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禦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熙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裏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其歲九月，人吏洽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惡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椽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磚之破碎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
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導讀】滕王閣，故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西章江邊，是唐顯慶四年(659)滕王李元嬰都督洪州（即南昌）時所建。李元嬰是唐高祖李淵的第二十二子，貞觀十三年(639)受封為滕王，故有“滕王閣”之稱。韓愈於元和十四年(819)因諫阻憲宗李純迎佛骨事而被貶為潮州（今廣東省潮陽縣）刺史。這年七月，憲宗加尊號，大赦，韓愈被移至袁州（今江西省宜春縣）。次年六月，王仲舒以中書舍人為禦史中丞、江南西道觀察使，出鎮江西。袁州為江西八州之一，韓愈本希望能拜謁王仲舒並得到觀賞滕王閣的機會，可是王仲舒到任之日即下令八州立即廢止以前於民不便的政令，實施民眾希望辦而未能辦到的事，韓愈不能“舍己所事”，故又未遂其願。不久，王仲舒修整滕王閣，並寫信囑韓愈作記。《新修滕王閣記》就是韓愈久已向往而無因至焉的情況下，憑學識和王氏信中所述，馳騁想象撰寫的。
滕王閣，早在唐高宗李治上元二年(675)，因王勃一篇《滕王閣序》而名聞天下，其後，又有王緒的賦，王仲舒的修閣記。可以說，滕王閣的遊觀之美，山水之秀，“前人之述備矣”。怎樣才能寫出新意呢？這是一大難事。況且韓愈雖從少時就欲往觀其閣，但因“係官於朝”，貶官後，或取便道“不得過南昌”，或因“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終未親登滕王閣，要寫出滕王閣的大觀，更非易事。然而“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還是別出心裁，舉重若輕，僅用六百餘字，便寫成了千古稱絕的新記。
這篇記一氣貫注，從作者少時“側聞”而欲往遊，到年老貶官袁州“無因而至”，極力渲染自己的向往之思，愛慕之情。字裏行間，語意流轉，跌宕多姿。文中“舍滕王閣外之風光，述觀察新來之政績與修閣之緣起，力與王勃之序、王緒之賦相避”（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文末再以“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作結，結構之縝密，波瀾之舒闊，立意之高遠新奇，確是前無古人。具體分析，則全文可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寫作者自己多次欲遊賞滕王閣，而“願莫之遂”。其中又有兩個層次。第一層，寫係官於朝時，突出讀三王記，以側筆點出滕王閣之“瑰偉絕特”，三王之記的“文辭”壯美。第二層，寫貶官在外，兩次欲往觀而又不得如願，突出新修滕王閣之人的政績。即以不得遊之故，帶出王仲舒到任後，政事繁忙，而民眾“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修於庭戶”（意思是指，農業生產、社會治安、日常生活），官民各司其事，“人自得於湖山千裏之外”（即各得其樂）。第二部分，寫新修滕王閣經過和整舊如舊的修閣宗旨。王仲舒到任僅一個月，而“人吏洽和”是修閣之大氣候；“文武賓士”一致請修其閣是小環境；王仲舒應允修整，便又隻是把“腐黑撓折”，“不修且壞”的柱子、椽子等換下；將“破碎”的和台階上的磚換新；將模糊而失去光澤的彩繪重新添上顏色，而不另行繪製。這種“無侈前人，無廢後觀”的整修，既寫了具體做法，又突出王仲舒的珍惜人力物力，為政清明。第三部分是文章結尾，寫作記緣由。王仲舒囑韓愈作記，韓愈以為榮耀，並表示“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與前文所寫的往觀其閣的願望關合，又點出其閣新修之後的景觀會更引人喜愛，故仍突出了“登望之樂”。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修滕王閣記》無論構思立意，還是議論、敘事，抒寫感慨，都不落前人窠臼，能自創新意。宋代江西派文人黃庭堅曾說：“文章最忌隨人後。”在韓愈之前，三王既已把滕王閣寫得“山窮水盡”，特別是王勃在一百四十多年前，已將滕王閣的地理位置、四周景物、時序特色以及登臨感慨都作過描述，而且詞采絢麗，氣勢奔放，更難以逾越。韓愈畢竟是老成於文心的大家，他避實就虛，不再寫山光水色，而是詳今略古，反襯、烘托，自辟蹊徑。這就由“山窮水盡”之困境，走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處。如，文中不重複三王之記，又在篇首點出，並以惜墨如金之筆用“壯其文辭”四字加以評定；而閣之美，則隻以“側聞”，拿“瑰偉絕特”四字，概括無餘。作者詳寫自己主觀願望，並以之貫串全文，但又搖曳不盡，婉妙絕倫。如以洋溢於各段字裏行間的愛慕之情，反襯滕王閣的壯美，引人遐想；而在寫治袁州時，未能如願的緣故，又帶出王仲舒的政績，既不是正麵吹捧，可以脫俗，又揄揚了上司，投人之好。再從文章的題目說，既然是記修閣，當然要記修閣之人；既然是新修，必然寫新修的主持者王仲舒，這樣才切題，所以這既是題中應有之義，又可見出韓愈的超妙絕倫之才。此外，這篇新記，不僅運用虛筆、側筆，不寫景而景在其中，而且在最後為照應臨觀之美，還用“江山之好，登望之樂”，留下廣闊的想象空間，既是作者老而不泯的願望，又是對新修之後的滕王閣的讚賞。前人說：“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此記的絕妙，不亦在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