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荒丘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穀，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之道也，其石穀曰謙受之穀，瀑曰振鷺之瀑，穀言德，瀑言容也；其土穀曰黃金之穀，瀑曰秩秩之瀑，穀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誌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源，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
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蘭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導讀】《燕喜亭記》作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是韓愈因去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錢基博《韓愈誌》）上書請寬民徭而免田租，被貶陽山令後寫下的一篇記敘文。陽山，屬連州（今廣東連陽）治，而太原人王弘中（即王仲舒）正貶官在連州做司戶參軍。當時的連州，人煙稀少，“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但風景優美。有“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之歎的韓愈，在這裏賞景、叉魚，很快就捐除“憂累”，加之人民淳樸，“百姓多稱愈之姓以名其子”，他的“不平則鳴”的心緒，也似乎一時“平”了下來，所以這篇記，反映出來的倒是一種樂天安命、溫和優雅的情調。
這篇記，記敘的是王弘中在連州發現風景勝地而建亭，而命名的經過，並借此稱頌王弘中的“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品德和情操，為王氏的前途遠大唱讚歌。全文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由兩個層次組成：開頭至“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是第一層，敘述王弘中發現風景勝地的過程；從“自是”起至“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是第二層，以議論形式記敘建亭、為亭命名和當地父老的讚頌情形。第二部分，是文章的最後一段，追述王弘中自長安赴連州途中的經曆，以此襯托王弘中謀其地，居其亭，與其德行、愛好正相協調。這篇記，在韓愈的散文作品中別創一格，與其“氣盛言宜”、“不平則鳴”的文風，迥然不同，這一點，前文已經提到。這裏再就文章的寫作特色談幾點看法。
首先，該文記敘簡潔，極善於抓住事物特點。如寫王氏與和尚景常、元慧在山居之後發現荒丘之間的一處勝地後，進行開辟，出現了嶄新麵貌：“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穀，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僅四十多個字，就把樹木、清泉、丘、穀、池、洞這些事物的特征勾勒得形態逼真。尤其是，“列”、“激”，狀樹木之整齊有序、山泉之清冽噴出；用“突然”、“呀然”形容丘、穀新奇特征；用“窪”、“缺”形容池、洞的具體狀貌，措詞簡而貼切，刻畫十分形象，視覺感、聽覺感很強。
其次，遣詞準確，煉字精到。如記述王弘中被貶赴連州的曆程，用“入、涉、臨、升、望、出、下、過、上、行、逾”一係列動詞來概括其爬山涉水的艱難和行程中的見聞，就字字堅挺有力，聲調抑揚高下，活潑動聽。這是韓愈“詞必己出”，“惟陳言務去”的文學主張的實踐，也是這篇記煉字琢詞精到的表現。類似的例子，前麵所舉的“突然、呀然”，還有“斬、發、輦、燔”，也無不如此。
再次，作者以解釋“燕喜亭”亭名和亭周景點之名的來曆記敘其事的方法，是本文一個更為有特色的地方，讀者切不可放過。如，丘曰“俟德”，指其丘的發現是因為王弘中的道德之高；石穀能彙集眾水，亦如王弘中的虛懷若穀所以叫“謙受”；土穀之瀑曰“秩秩”，是說有常德；池曰“君子池”，是說能如池水納眾流，滿則溢出，即從善去惡。這些名稱，雖從《尚書》、《詩經》中借來，但用來記事、寫人，可謂絕妙。因為既合於“記”的體裁，又能借議論以頌其建亭之人。韓愈還在文中明引《詩經·魯頌》稱頌魯僖公的“魯侯燕喜，令妻壽母”中的一句，作為亭名。這既是解釋亭名來由，點明題旨，也是對王弘中政績的一種揄揚，並且還與後麵州民父老的讚譽，與對王弘中貶連州後的前途的樂觀估計和希望，渾然一體。這種不直接記敘丘、穀、瀑、洞、池、泉以及亭子情狀，而以釋名代替記敘的手法，正如皇甫湜所說：“茹古涵今，無有端涯”，而又“栗密竊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
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此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
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嚐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導讀】《答劉正夫書》是韓愈書信體散文中談論自己文學理論和觀點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答李翊書》、《答尉遲生書》、《答陳商書》以及“與書”體的《送孟東野序》等一係列作品裏，分別談到過他關於文與道、作家與作品等觀點，並特別強調“氣盛言宜”、“形大聲宏”、“不平則鳴”。這篇文章，則突出論述了他對繼承與創新的觀點，尤其是強調獨創，要求“能自樹立”。
文題中的“劉正夫”，即是文章結尾所說“嚐從遊於賢尊給事”劉伯芻的兒子。劉伯芻，字素芝，洛陽人，有三個兒子，號寬夫、端夫、岩夫。“端夫”，當即是正夫。再從文章前段韓愈說“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的話來看，大約是在被貶謫後從江陵回到長安，受到議論和嫉妒的元和元年前後，收到進士劉正夫的信和饋贈時寫的。因為韓愈元和二年托詞請調到東都洛陽後，曾寫過一篇《答馮宿論文書》，說到“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仆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坐吾廬未嚐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韓愈在“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自己獨被致謗的當時，借書信鳴其不平，是不難理解的。
這封信，從開頭幾句客套話，到第二自然段“不敢不以誠答”，是第一部分，內容略如上述。從“或問”至第五自然段“顧常以此為說耳”，是第二部分。這個部分是全文主體，闡述寫好文章的要領。這又可分三層：一是繼承，即指出學習對象是“古聖賢人”，要學習這些儒家前賢的文章；二是借鑒，即指出學習方法是“師其意不師其辭”，要學習前賢寫文章構思立意的方法，而不是抄襲古人辭藻，亦步亦趨，生吞活剝；三是創新，即指出寫好文章的標準是“能自樹立”，而不是“文宜易宜難”。韓愈對此特別強調，闡述也最詳盡。他指出文“無難易，惟其是爾”。所謂“無難易”，是說表達方法上，行文措詞不在於艱深晦澀，還是淺易通暢，不必“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所謂“惟其是爾”，是指在“師其意”的前提下，根據文章的需要，表達得恰到好處。對“惟其是爾”一句中的“是”如何理解，古今解說不一，有人說是指代“師其意，不師其辭”，有人說是指“有可取之處”。清代劉熙載在《藝概》一書中說：“餘謂‘是’字注腳有二：曰正，曰真。”我以為，這個“是”，包含多重意思，可以說，包含了韓愈整個的古文理論，而不是專指一能的，隻不過在本文中的“是”，重在談“異”中之“是”而已。正如劉熙載說：“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則庸而已；不是之異，則妄而已。”（《藝概·文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