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長短句式的參差，其美學效果是：“短句促而嚴，如斬釘截鐵，如一柄晶瑩的匕首；長句舒緩而流利，如風前的馬尾，拂水的垂楊。張句宛轉而騰娜，如夭矯的遊龍，如回環的舞女；馳旬曼衍而平實，如戰場上的散兵線，如依山臨水的錯落的樓台；對句停勻而凝煉，如西湖上南北兩峰，如處女的雙乳。”（石葦《小品文講話》）
此外，散文的語言千變萬化，句法的靈活也就不隻體現在句子精確、簡捷或句與句的長短參差錯落方麵。例如，多用偶句，使語言凝煉；多用排比，使氣勢磅礴；還有口語和書麵語的結合，駢散句的互用，傳統句法與外來語句法的交融等等都是增添散文情趣、創造散文藝術美的。還有一種體現動態運動的短語的組合式散文，也是值得探討的。例如王蒙的《相見時難》：
追悼會和歡迎會。宴會和聯歡會。雞尾酒會和夜總會。默哀，握手，敬詞，HomeSweetHome（甜蜜的家庭）。夏天最後一枝玫瑰。玫瑰玫瑰我愛你，你不要走。快樂的寡婦。我是天空一片雲。怒吼吧，黃河。團結就是力量。山上荒地什麼人來開？一條大河波浪寬……阿裏蘆西！阿裏蘆西！
這是一種受現代荒誕、意識流影響的由詞和短語組合而成的文體，有人還將巴金的《春天裏的秋天》改成以下短文：
春，熱情，明月夜，深切的愛，一對青年男女，另一個少年，三角戀愛，不體諒的父親，金錢，榮譽，事業，犧牲，背約，埃及的商業，熱帶的歲月。
沒有父母的少女，酗酒的兄弟，純潔的初戀，信托的心，白首的約，不辭的別，月夜的驟雨，深刻的心的創痛，無愛的結婚，丈夫的欺騙與犯罪，自殺與名譽，社會的誤解，兄弟的責難與仇視，孀婦的生活，永久的秘密，異邦的漂泊，沉溺，兄弟的病耗，返鄉，終身的遺恨。
久別後的重逢，另一個女人，新婚的妻子，重燃的熱情，匆匆的別，病，玫瑰花，醫院中的會晤，愛情的自由，三角的戀愛，偕逃的計劃，犧牲的決心，覆車的死。
這篇短文全用名詞、名詞性短語、混雜的動詞、形容詞和短語的羅列，構成意象群。這些意象群的複合，又構成一個動態的運動過程。可以組合成一種意境，也可以由讀者運用聯想和幻想，補充、完善，成為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讀這種語體、文體，我們似乎是在讀一首現代朦朧詩；又似乎它不是舶來品，而是“古已有之”的某種傳統的變態。因為，我們可以想到以下種種的作品。如：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杜甫《旅夜抒懷》
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陸遊《書憤》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辛棄疾《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馬致遠《天淨沙·秋思》
上述詩、詞、曲，不就是名詞、形容詞、動詞及其短語的組合？不就是意象群的複合？講唐宋詩詞不就有過“以文為詩”、“以文為詞”的說法麼？那麼，當代散文，可不可以說是“以詩為文”、“以詞為文”呢？總之，這都是散文創作或散文語言、散文美學應當思考和研究的。
3．散文的風格。文學風格，是作品的思想內容、情趣和藝術表現形式的綜合結晶。而風格的形成又受客觀社會、曆史、政治環境的影響，受民族文化傳統和時代的文化氛圍的影響。從主觀上看，又與作家的生活創作道路，思想文化素質，與作家的個性密切相關。散文風格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散文還有本身的“文體美”，有散文作家“自身”形成的“文體美”。這是散文風格的特點所在。從文體本身說，散文反映生活集中，語言簡練，狀物寫景、表情達意，清新、明晰；從作家的文體美來說，則有表達方法、語言特點、性格特點的區別。在構思、題材結構、語言等方麵，作家有各自的習慣、傾向和審美追求。如：有的習慣於平易自然，有的追求磅礴氣勢，有的傾向冷嘲熱諷；有的辭藻華麗，有的本色、樸實，有的旁征博引；有的追求意境美，有的追求哲理美，有的則還追求詩意美、音樂美……總之作家的性格起著主導作用。鬱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係散文二集·導言》裏說，魯迅“一味急進、寧為玉碎”、“性喜疑人”，故爾“語多刻薄”、“盡是誅心之論”；表現事物，隻求抓住要害，三言兩語，把主題道破；文字“辛辣幹脆，全近諷刺”；其文體“簡練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而周作人則性喜平和、中庸，作文追慕樸素自然，故文體舒徐自在，平和衝淡。他評論冰心：“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傷，動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命，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極致。”這些確是中肯之論。“風格即人”，作家的生平、性格和人生觀，在創作中，尤其在散文中，總是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林語堂《四十自敘》詩雲：“生來原喜老百姓，偏憎人家說普羅。人亦要做錢亦愛，躑躅街頭說隱居。”他的散文風格也就與自己的思想、行為上的矛盾暗相調合。其他，如梁遇春的隨筆體，徐誌摩的自由體，秦牧的雜文體，以及重意境美的楊朔體，重詩意、哲理美的劉白羽體，也無不與性格和審美追求相關。因此，散文創作，應該重視文體美，重視建立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風格。
從初學者來說，在處女作中，甚或在發表過一些作品後，還不能要求他們就有自己獨特風格，因為風格的形成也是一個逐漸顯現，逐步形成的過程。但是，在初學過程中，也應當高度自覺，應根據自己的審美追求，創造自己的風格，自己的特色。散文園地裏，需要的是千姿百態的花朵，而不能“一朵釵頭顫嫋，向人欹側”，當然也不能步趨時尚，拾人殘蕙，“強簪巾幘”。
詩文論析
中國古代詩歌的理論發展與審美規律
中國是詩的國度。我國古代優秀詩歌作品，汗牛充棟；優秀詩人，燦若群星；詩歌體裁、風格、流派，如群芳吐豔，輝耀千秋。詩歌，不僅是古代文學領域的驕子，也是我國各種文學體裁，各個時代的寵兒。先秦的學術美文、漢代的賦、唐宋的“載道”古文，都與詩歌有某種聯係，就是明、清的戲劇、小說，如《牡丹亭》、《紅樓夢》，也都有一個詩的靈魂，詩的境界。隻不過它們或是在理論上向“詩歌”靠攏；或在創作上向詩的形式學習；或是在審美觀念上與詩的價值取向結緣。總之，古代詩歌，既具有正統化、社會化的地位，又最具開放性、滲透性。因此，古代詩歌，不僅是我國文化的寶貴遺產，而且從理論上了解和總結這一遺產，汲取其精華，也是激發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陶冶情操，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效途徑。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牛頓說：“如果我比笛卡爾看得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們肩上的緣故。”我們學習古代詩歌理論，也正是出於這個動機。
一
中國古代的詩歌理論，是一份豐厚的遺產，它發軔於春秋、戰國，演變於六朝，完成於唐宋，提高於明清。雖然也和創作一樣，代有偏勝，而且理論上的用語不一，概念交互，論述和批評方式各異，但還是有脈絡可尋，有軌跡可求。下麵介紹一下主要理論及其發展變化的概況：
1．詩言誌說
《尚書·堯典》：“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是最早的出處。雖然《堯典》是今文二十八篇之首，其真偽仍未論定，故不可靠。《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詩以言誌，誌誣其上而公怨之。”《禮記·仲尼閑居》：“誌之所至，詩亦至焉”；《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得之”(指《詩·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荀子·萬章上》：“《詩》言是，其誌也；《書》言是，其事也。”
以上所引是最早的詩歌理論論述。所謂“誌”，在當時看多是什麼涵義呢？
按《尚書》的說法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即是說詩要教育人們“正直，溫和，寬厚，嚴謹；剛直而不刻薄，簡約而不傲慢”。用孔子的說法，則是“思無邪”，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子言詩，專指《詩經》；《左傳》、《孟子》則多以《詩經》中的作品進行外交政治活動。《左傳》中引用《詩經》搞外交多達二百一十九條；孟子則常用《詩經》中的句子為其立論依據，甚至不惜歪曲原意。概括言之，“詩言誌”，顯然是為著政治教化這一目的。所以孔子把這一理論歸納成“溫柔敦厚”的“詩教”（見《禮記·經解》）。作為中國詩史起點的《詩經》，本來是現實內容的創作，其中絕大多數來自民間，但一旦進入政治家、哲學家的頭腦，便失去了本來的麵目，而蒙上了政治倫理的神秘色彩。朱自清曾將古人的“言誌”分為四類：獻詩陳誌；賦詩言誌；教詩明誌；作詩言誌。前三類，已如上述，而“作詩言誌”則是詩人“吟詠情性”的自覺創作。《詩經》中的“風”及無名作者的創作大多如此。到了漢代，出現了第一篇詩歌理論專著——《詩大序》，對“言誌”作了理論的闡述：“在心為誌，發言為詩。”六朝時，劉勰則進一步作了理論發揮：“氣以實誌，誌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把“誌”與“氣”聯係起來；唐代則又引申出“意”。這樣，“誌”派生出“氣”、“意”。以後，這種理論一以貫之，便成為我國古今詩歌的一條最高美學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