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仙子
其一
燕語鶯啼三月半，煙蘸柳條金線亂。五陵原上有仙娥，攜歌扇。香爛漫，留住九華雲一片。犀玉滿頭花滿麵，負妾一雙偷淚眼。淚珠若得似珍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紅絲應百萬。
《天仙子》詞調，據《樂府雜錄》，原名《萬斯年》曲，胡樂，是詠天仙的。唐李德裕進此曲，即名之《天仙子》，而《詞譜》雲皇甫詞有“懊惱天仙應有以”句，取以為名。然《天仙子》，例不離“仙娥”“仙子”，其人指娼妓或意中人，如元稹所謂“但作懷仙句……近作夢仙詩……”，杜牧所謂“月明橋上望神仙”是也。近人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附雲：“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豔婦人，或風流放誕之女道士之代稱，亦竟有以之曰娼妓者。”並引施肩吾《及第後訪月中仙子》、《贈仙子》等詩為證。
這首詞，選自《雲謠集》，是敦煌石窟發現的唐五代手寫卷子中的無名氏的作品。敦煌詞大多是民間創作，但也有文人的作品。王國維《評〈雲謠集〉》說此首“當是文人之筆”，是可信的。
這首詞寫的是“仙娥”的生活和情趣，上下兩片文意是並立的，但一正一反，互為對比。上片前二句從寫景入手。“燕語鶯啼三月半，煙蘸柳條金絲亂。”三月半，係仲春時節，作者選取最有時令特色的事物入詞：楊柳垂絲，在春日照耀下，如縷縷彩線；微風吹拂，柳條擺動，如煙似霧，而鶯鶯燕燕，穿飛其間，嬉戲鳴叫，如“語”如“啼”，充滿春的勃勃生機。接下來四句，是“仙娥”的仙遊：她飄然出遊在五陵原上空的雲端，手中還帶著唱歌時用來掩障的扇子。天仙所在，濃香漫漫，雲霞也為之凝遏，有如九瓣蓮花，明麗鮮美。“五陵”，指的是長安的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徐陵文：“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可知“仙娥”在羽化登仙前，是名門豪族；“攜歌扇”，李邕詩：“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看來“仙娥”原是能歌善舞的。“九華”，原名九子山，山上九峰，如蓮花一般，故李白改名“九華山”。上片寫人間、天上，仙境、仙娥，這自然是使人欽羨的，然而，詞的下片說這位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娥，並不如此，她為人間春景所動，卻有“常娥應悔偷靈藥”的思凡之情、悔恨之意。“犀玉滿頭花滿麵”，是承上片之意的“過片”，寫仙娥發飾、打扮的華貴、美麗；“負妾一雙偷淚眼”，是寫仙娥思凡，暗中窺視人間，竟流出了眼淚。接下來四句，是說仙娥止不住眼淚。淚似珍珠滾滾而下，“拈不散”，極言其快；“知何限”，極言其多。這些淚珠，如果能像珍珠可用紅絲串將起來，大概不少於“百萬”吧？從這裏，讀者不僅感受到這位仙娥的內心痛苦之極，大概也能從這感情的淚流中，找到某些人間的生活樂趣了。當然，人間的生活樂趣，詞人並沒有點出，正所謂“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但在讀者的藝術想象裏，是不難找到答案的。因為，這首詞不明寫情愛，而充滿情愛。這種藝術效果，主要來自作者正反對比，樂景寫哀等高超的技巧。
其二
燕語鶯啼驚覺夢，羞見鸞台雙舞鳳。天仙別後信難通，無人共，花滿洞，休把同心千遍弄。叵耐不知何處去，正是花開誰是主？滿樓明月夜三更，無人語，淚如雨，便是思君腸斷處。
這首詞寫的是一對異地相思，兩情難遂的情人。他們在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之時，被異地阻隔，不能相聚，因而期待、憂愁、寂寞、悲傷。“燕語鶯啼驚覺夢”，是說主人公在春日清晨被鳥語驚醒。“驚”，驚愕。從“羞見鸞台雙舞鳳”推知，他既“驚”且“羞”，也許夢中與情人相偎，如鸞似鳳，突然被“驚”，好夢難尋，所以看到雙雙飛舞的鳳凰，感到醒後的孤獨，還不如飛鳳的成雙成對，便慚愧得不願看它們，這“羞”還包含了妒忌的味道。“鸞台”，當是主人公的居地。曹植應詔詩：“朝發鸞台，夕宿蘭渚。”徐鉉《早春左省寓直詩》：“旭景鸞台上，微雲象闕閑。”可知，“鸞台”是宮掖或內廷的代稱。又張翥《小遊仙》：“五色煙中玉女窗，鳳歌鸞舞一雙雙。”鸞和風又指代情人相聚。因此，這兩句可以交互理解，以意貫之。主人公一“驚”一“羞”，可見感情豐富，心緒煩雜。接下來四句，便略道個中因由：“天仙”別後，信息難通，而今隻身獨處，無人共舞，身邊春花滿洞，而伊人不見，隻是空將“仙人”留下的“同心結”一遍又一遍地撫弄。從上片詞意揣摩，“仙人”當是主人公的意中人。“信”，本義是真誠，這裏當是引申義。杜甫：“忽得炎州信，遙從月下傳。”“信”指消息；白居易：“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十片火前春。”信，指書信。詞中的“信難通”，信，應是指消息或書信。“同心”，當指定情之物。既然“難通”，又何必撫弄？所以，“休把同心千遍弄”，又點明了主人公的癡情與懊惱。詞的上片寫的是主人公對“天仙”的期待和憂慮，下片則寫“天仙”的苦衷。“叵耐不知何處去，正是花開誰是主？”“叵耐”，即難以忍耐，可見“天仙”也是無可奈何，十分煩惱。去“鸞台”嗎？無處可通；獨身等待吧？春將逝去。她孤單、幽寂，深感無“主”。“誰是主？”即誰是依靠？“滿樓明月夜三更”以下四句，是說這位女子憂思不寐，月夜樓台，無人共語，十分難堪，竟至悲傷而淚下如雨。“便是思君腸斷處”，點明女子思念“意中人”也是一往情深，愁懷難遣的。這首詞，王國維說：“特深隱秀，堪與飛卿、端己抗行”，（《觀堂集林》）應該說是道中了詞的藝術特色的。全詞隻寫兩情未遂，異地愁怨，卻不肯進一步點明緣由。是一種什麼勢力，或一種什麼世俗觀念在作祟呢？這就給讀者留下了廣闊的想象天地。此外，詞寫豔情，無論寫夢、寫幽思、寫哀怨，都和春景融為一片，“樂景寫哀”，從而深化了豔情。例如，詞寫“滿樓明月”，而女子卻“淚如雨”，也給讀者留下豐富的聯想。《詩經》：“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這是月下美人的悄然心憂之情；南宋呂本中寫道：“恨君不似江樓月，南北東西。南北東西，隻有相隨無別離。”這是月下思婦的別離苦恨之情。寫月與豔情，古往今來，多見其例。然此詞毫無渲染，把月與豔情連在一起，讀者需憑借積澱的感受，才可以理解。月能相隨，人卻長別。女主人的如雨的淚水，不正是感性的春月被心靈化了的結果嗎？
千古絕唱有新箋
——讀《毛澤東詩詞箋析》
毛澤東同誌的詩詞，雄奇闊大，不僅字裏行間充溢著作者的無產階級革命激情，具有動人心魄的震撼力，而且音韻鏗鏘，風調獨絕，具有蕩氣回腸的藝術張力，向來深受讀者喜愛。從1957年《詩刊》發表毛澤東同誌親自改定的18首詩詞開始，幾十年來，注家蜂起，版本之多，讀者之眾，前所未有。最近，讀易孟醇的《毛澤東詩詞箋析》（胡喬木同誌題寫書名，湖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又感到耳目一新。這不僅因為《毛澤東詩詞箋析》（以下簡稱《箋析》）除收錄毛澤東同誌生前發表的42首詩詞外，還收錄了1986年新發表的8首；也不僅因為《箋析》第一次按作品寫作時序進行編排，並分別作了注釋和簡析，更可喜的是因為《箋析》在訓詁和分析等諸多方麵常能發前人之所未發，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箋析》的特點首先是訓詁方麵求“信”、求“達”。中國有句古話，叫“詩無達詁”。我以為這話如果用以說明在詩詞寓意或聯想方麵可以見仁見智是不錯的。如果詩詞的用事用典，可達而不“達”，甚至風馬牛不相及，就成問題了。如武漢長江大橋“飛架南北”，並無“東西端”，有的注家注“黃鶴樓”時卻說“舊址在……今武漢長江大橋東端北側”；廬山，據南朝慧遠和尚《廬山記略》，在此山“受道於仙人”的是匡裕，而舊注多誤作“匡俗”；《送縱宇一郎東行》有“天馬鳳凰春樹裏”一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毛澤東詩詞選》將“天馬鳳凰”說成是“指衡山諸峰的形狀”。經易孟醇同誌考證，衡嶽七十二峰以形狀名峰者有“祝融”、“天柱”等，然無“天馬”“鳳凰”之名，它實則為縱宇一郎（即羅章龍）東渡日本的餞行地址長沙，“天馬鳳凰”是嶽麓山坡東的二座小山，句意指送行的時地實景，毫無疑問，這對準確理解詩意是有幫助的。《箋析》在這個方麵所做的考究，以及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是應當受到讚許的。
《箋析》最突出的特點，是從作品本身出發，實事求是，按曆史的本來麵目進行分析和解說。毛澤東同誌的詩詞不少是詠史的，而史實的箋析必須實事求是。如《清平樂·蔣桂戰爭》，按詞題和內容，均是指1929年3月至4月間發生的蔣介石與桂係軍閥之間的戰爭。有的注本勉強把發生在同年秋天的蔣馮戰爭也拉扯上，致使題文不合榫；而《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上闋“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是寫第一次反“圍剿”勝利，下闋“二十萬軍重入贛”則是寫第二次反“圍剿”的戰鬥已經開始，一般注釋本卻拘守詞題而使詞意難達。《箋析》從作品和史實出發，對這類問題都做了較準確、全麵的解說。尤為可喜的是，一般注家說錯了或避而不談的問題，《箋析》能審慎研究，予以解決。例如，《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一詞，“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是極重要的一句，注釋諸家多避而不談。其實這是作者當時的“言誌”之筆。1929年至1930年9月這一段時期，毛澤東同誌在給黨中央的信中，在他起草的通告、通信和文件中就說到“全國革命勝利客觀主觀條件均十分成熟，革命高潮已來到我們麵前”、“一年爭取江西”、“會師於武漢，奪取湘鄂數省首先勝利”等。這些言論足可以印證。避而不談，讀者對此句乃至整個詞的曆史背景就難以正確領會。
《箋析》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注重毛澤東同誌本人的解說。早在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同誌對部分詩詞就作了注釋，並指出：“我的幾首歪詩發表以後，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易孟醇同誌把這些解說，都收集起來，分別置於相應的條目下，並在書中收錄和整理了《關於詩的幾封信》、《毛澤東詩詞五十首最初發表情況》以及毛澤東與詞人之間交往情況。這些詳贍的材料，正是讀者需要了解，研究者感興趣的，相信會受到歡迎。
獨辟蹊徑的《先秦語法》
對漢語語法現象的發現，先秦即有萌芽，但二千多年來，經漢、宋，至清末，沒有發展，隻零碎地提出了一些語法概念，並無獨立的體係，始終是小學的附庸。鴉片戰爭以後，為“師夷長技”而赴法學習法律的馬建忠，引進西洋語法學，結合漢語特點，寫成《馬氏文通》。從此，中國才有了第一部自成體係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的功績，在於它奠定了漢語語法的基礎，使語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馬氏以後，漢語語法著作大量產生，理論上不斷深入，體係上愈趨完善。解放以後，無論古漢語語法領域，還是現代漢語語法領域，對漢語特點的研究，對語法理論與語法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突破。但是，幾乎所有的語法著作，多注重於縱向方麵，而忽略橫向方麵的研究。這些語法著作從上古寫到近代，由於曆史跨度太長，隻能概括各個時代共有的語法現象和規律，很難顯示不同曆史時期獨有的語法現象和語法規律。事實上，從甲骨文、金文到現代文，隨著時代的推移和言語在廣泛交際中的使用，語言總是在漸漸地發生變化，不斷地有所消減，有所增益，不斷地在加強語言的表現力。例如：“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見《公羊傳·閔公二年》）三個句子，結構形式一樣，而前一句是主動句，後二句則表被動。這種僅能從意念上區別主動、被動的語言現象，是後代所無而“先秦所獨”的。如果一部古漢語語法著作，不對這樣一些特殊現象逐一加以說明，勢必不能完整地科學地反映古漢語語法實際，語法史的研究也就無法深入。反過來，如果要對這些特殊現象逐一說明，勢必把漢語語法發展史也包括在一部語法著作中了。這樣既做橫的語法描寫，又論述縱的語法演變，一部古漢語語法著作也確實難於兼顧。《先秦語法》著者易孟醇同誌有鑒於此，決定“縮小研究的對象，即在時間上縮短研究的範圍”，以克服上述弊端。他獨辟蹊徑，專以先秦二十九部典籍為對象，殫精竭慮，既全麵係統地描述先秦書麵語的語法規律，又著重探索了先秦僅屬萌芽的一些語言現象，逐一論述其消長增減的來龍去脈，或張前彥之論，或發學界所未發，道出了許多古漢語著作不曾道出的語法現象和語法規律。可以說，《先秦語法》是目前我國語法學界第一部較完整、較係統的斷代語法專著。它的出版，不僅為一般讀者閱讀先秦古籍提供了“津梁”，還解釋了語法史上的許多問題，為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充分可靠的根據。它的更大的意義還在於，為深入探討漢語語法拓寬了途徑，這就是：必須加強斷代語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