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語法》一書，不僅在“斷代”研究上有著者的創舉，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此書采取的是句本位研究法。這一方法，如果從馬建忠把句法研究引入漢語研究的1898年算起，時間幾近百年。其間，著名學者陳承澤、黎錦熙都曾明確提出采用這一方法，並且都有相應的著作問世。但是，這一科學方法在實際上並沒有貫徹始終。《馬氏文通》十卷，就有八卷以研究詞法為主，僅末卷談句法；而最先提出創立“句本位”文法的黎錦熙，也曾錯誤地提出“離句無品”的論點，以致走向“詞無定類”的極端。《先秦語法》沒有沿襲始於詞法而終於句法的老套，也沒有采納“詞無定類”的觀點。著者明確地指出：“詞是有定類的。詞的定類是由該詞具有哪些詞性的頻率決定的。”“隻有句子中的詞才真正有明確的、完整的，使對方可以全部掌握的意義。——從這一點出發，我們認為，語法研究應以句子為研究的基本單位；換句話說，研究的基本單位不能是一個個的詞，這就叫做‘句本位研究法’。”從該書的間架結構和寫作實踐看，著者既著重研究先秦語法的主謂關係、謂賓關係，定中關係、狀謂關係，又從句子這一層次上考察了作為造句單位的詞和短語的性質、功能，以及詞序和省略等語法關係。這樣，強調了句子在整個漢語語法中的地位，避免了雜亂、不係統、實用性不大的種種弊端，其科學性是很明顯的。
其次，《先秦語法》善於從先秦語言實際出發來歸納和分析問題，因而具有較強的說服力。例如，有人認為上古漢語裏，結構形式上沒有被動和主動的區別。王力說：“真正的被動式在先秦是比較少見的。”著者從大量語言事實進行考索，僅西周典籍《尚書》、《詩經》、《周易》中，用“於”表被動的就達十八例。他還分析了先秦被動句有“於（乎）”、“為”、“見”、“被”、“為……所”五種形態，並對這些被動句的應用情況做了分類概述。而後，他再把先秦所獨有的沒有被動形態的被動句，歸於“特殊被動句”，分三種情況進行論述。這樣，他作出的關於“先秦被動句，應該說已是很發達了”、“先秦被動句有豐富的形態”等判斷和結論，就可靠而能令人信服。再如，該書第七章，在語氣助詞之外，新立音節助詞，就是善於從先秦語言實際出發的顯例。著者認為，過去對先秦助詞的範圍定得過狹。他以“足音節、助結構、達神情”三項功能探討助詞，發現先秦的音節助詞“竟達八十二個之多”。在對這些助詞分類研究後，著者還發現這樣一個奇特現象：“音節助詞本是隻取音不取義的，但不少音節助詞卻屬同義詞。”如《爾雅·釋詁》：“宏、丕、洪、誕、將，大也。”“篤、蒸”亦有“大”義。著者說：“看來，先秦的音節助詞繁多的原因及音節助詞的內部規律，尚是一個未被充分認識的必然王國。”
誠然，《先秦語法》的研究對象是書麵語，而不是上古的口語，很難說上古言文都是一致的。但是，“文言”也是在上古口語基礎上產生的，而書中搜集的材料又十分豐富，加上著者能實事求是進行分析和概括。我們認為，書中闡述的許多見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反映先秦語言實際的。
第三，從上麵例證中可以看出，著者在學術性的問題上，既汲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往往能審慎地提出自己的創見。這也是《先秦語法》一個不可忽視的特色。該書第二章對主謂關係的論述就是一例。如講先秦名詞的類別與功能，按馬建忠、楊樹達等人的觀點，先秦隻有名詞、代詞才能充當主語和賓語。那些在句中充當了主語和賓語的動詞、形容詞、數量詞，則隻能視為抽象名詞。著者指出：這是“可商議的”。他認為數量詞絕不能轉化為抽象名詞；而動詞、形容詞轉化為抽象名詞則有兩個識別標誌。如“仁（親也）”、“義（己之威儀也）”、“理（治玉也）”，分別由形容詞、名詞、動詞轉化為抽象名詞。一是詞的內涵發生了外延的變化；二是形容詞、動詞喪失了特有的形態。至於像“喜生於好，怒生於惡”（《左傳》）、“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孫子》）、“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左傳》）三個句子，動詞“喜、怒、侵掠、動”用為主語，“伏”用為賓語，詞的內涵沒有變化，“動”還保持著動詞形態，受“不”修飾。動詞情況如此，用在主語和賓語上的形容詞、數量詞也是如此。這就用事實證明了著者的結論：“其實，在先秦，動詞、形容詞、數量詞是常常用為主語和賓語的。它們和抽象名詞是絕不能等同的。”這一結論，該書在其後第四章、第五章的有關部分又舉出一些例子做了印證。這說明，著者有自己嶄新的見解，而研究態度又是十分審慎的。書中諸如此類的例子，很不少。如證明名詞詞尾“子”的萌芽“出現於先秦”；“所以”作為連詞“在先秦已有萌芽”的論斷“符合先秦的語言實際”；提出先秦第三種謂賓關係——“狀動關係”。所有這些見解，或張皇他人研究成果，騰挪演繹，持之有故；或精思獨悟，自樹新見，言之成理。
總之，《先秦語法》在研究範圍和研究對象上，獨辟蹊徑，在研究方法和寫作體例上別出心裁，在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上也值得稱道。雖然筆者不敢說書中全無瑕疵，但全書洋洋四十五萬餘言，不厭其詳，讀來卻不覺得累贅。著者易孟醇同誌駸駸八度寒暑，辛勤耕耘的精神和他駕馭語言文字的功力，是令人敬佩的。
一部有創獲的學術專著
——讀成鬆柳《晚唐五代詞研究》
通讀成鬆柳先生的新著《晚唐五代詞研究》，總的印象是：研究角度新，視野開闊，思辨色彩濃，且多有創獲。
詞學研究，一向以宋詞研究為重點。仔細檢索20世紀的詞學研究，有兩階段值得特別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這個階段造就了龍榆生、夏承燾、唐圭璋等一代詞學大師，他們的個體成就十分突出，但其研究側重點始終是在宋詞上。一是八九十年代，在《全唐五代詞》等文獻整理的基礎上，詞學研究出現了繁榮局麵，群體的成就頗為顯著，晚唐五代詞的研究也有了新的進展與突破，劉尊明、喬力等一批中青年學者從詞體創作特質的美學分析和文化成因入手，致力於探討隱藏在晚唐五代詞背後深刻的文化內涵，體現出唐五代詞研究的新鮮活力。但從詞學研究的整體來觀照，晚唐五代詞的研究依然是一個比較薄弱的領域，因此《晚唐五代詞研究》的出版，對於這一研究領域的拓展與深化，是有意義的。
本文最富有創獲之處是作者對晚唐五代詞所做的文化觀照。所謂文化觀照即是對研究對象采取一種文化學意義上的分析，以開掘對象本身所具有或隱含的一切文化因子。晚唐五代處於中國古代文體的轉型期，文人心態發生了急劇變化，這一切在晚唐五代詞中都有突出的表現。作者正是在長期思索、反複進行教學探討的基礎上，選取其中一些獨特的論題，變換視角進行研究，故很少人雲亦雲的分析和論斷。比如作者提出“詞在晚唐五代是一種邊緣的文學”，這一觀點既發前人之所未發，又切合詞史發展的實際，對認識和把握詞史的發展過程和唐宋詞學觀念的變遷，很有理論意義。又如作者從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出發，對晚唐五代詞的情愛意識加以描述，指出晚唐五代詞一方麵是情愛的張揚，而另一方麵卻是情愛的變態，辯證地分析了晚唐五代詞的價值意義及其負麵效應，頗有說服力。在《主體的自由與現實的困惑》一文中，作者通過對晚唐五代詞的分析，描述了晚唐五代詞人麵臨末世時主體的自由，並進而揭示出這種自由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而這一切都與禪道有密切的聯係。作者的這種研究確是一種文化的批判和重建，是一種開拓性的理論建構。作為一部有學術見地的專著，作者對晚唐五代的作家作品並不僅是作個案的、個體的研究，而是把他們視為一個特殊的、矛盾的群體，並將其置於特定時代、文化氛圍和傳統文學背景之下進行考察，因而在對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等重要作家、作品作論析和文化闡釋時，總是新見疊出，深刻而且頗有邏輯說服力。
該著作在對晚唐五代詞的研究中，還對晚唐五代詩風與詞風、詞人的憂患意識、詞作的意境及意境背後的文化心態做了極富思辨的闡發，將西方古典的和現代主義的美學理論引入特定的研究對象中，並在比較分析中得出自己的結論，視野廣闊，臧否適度。比如書中對晚唐五代詩風與詞風關係的探討，致力於從文學內部的發展規律去把握詞體的演變和詞境的拓展，這是很有意義的。學界研究詞體的發展，其聚焦點始終放在詞與音樂的關係上。詞的起源與發展和音樂有著密切的聯係，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從文學自身運動的規律來看，詞也是一種新興的詩體。詞的產生、演進和發展，同樣來源於自身的矛盾運動，是詩的內部嬗變的結果。
著作者始終將這作為一條線索，通過對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四家詞作的分析，探討唐五代詞發展的軌跡。書中關於溫庭筠詩風與詞風，韋莊詩風與詞風的比較研究，都是為了論證這一結論。比如對溫庭筠詩，作者從其詩風的蕪雜入手，抽繹出其清淺流麗、細密工整的詩歌風格，繼而與其詞風展開對比，作者的體悟甚為精細，其結論也令人信服。
值得指出的還有，著作者雖然將晚唐五代詞置於一個廣闊的文化背景上研究，但並非空泛地下結論，作者總是善於從細微處著手，通過對文本意象的比較，從而去把握作品的文化內蘊，正因為有微觀研究的鋪墊，其宏觀研究才沒有流於空泛。
總覽全書，著者在對晚唐五代詞的研究中，體現出來的是紮實的文本功底，較為廣博的基礎理論，非常靈動的筆力和深邃睿智的識見。當然，本書也有其不足之處，書中13個論題和附錄中的三個專題雖然相對獨立，既有宏觀的闡述，又有中觀和微觀的考察，但整合成書時，顯得有些倉促，語言表述的重複現象時有所見，係統性似乎也不夠嚴密。同時本書對晚唐五代詞的個案研究不太多，如皇甫冉、李詢、孫光憲等，其在唐五代詞發展中都有其特定的意義，如果有更多的個案研究支撐，則本書的一些結論會更令人信服。此外，本書的一些結論也尚可商榷。但這些隻是大醇中的小疵，不足以影響此著的精深和厚重的學術價值。
儒學——一個不自足的開放性係統
近年來，在大陸、亞洲，乃至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興起一股不小的“儒學熱”。為什麼曆經兩千多年後，在即將跨入21世紀的今天，孔夫子為代表的儒學卻被世人如此尊崇？為什麼儒家文化能被現代人闡釋並在世界範圍裏得到成功的應用？這是一種奇妙的現象，令人深思。筆者認為，這不是用“文化回歸”、“文化返祖”能解釋清楚的問題，根本原因還在於儒學本身的生命力，在於儒學的傳承中積澱而成的儒家文化，是一個極富聚變力和理論張力的係統。也即是說，儒家文化具有不自足性和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