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世紀古代散文研究論略
已經過去的20世紀，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20世紀之前，由曹丕的《典論·論文》開文章學先聲。其後，陸機、摯虞、劉勰、蕭統，乃至清末的龔自珍、梁啟超等，都做出過自己的理論貢獻。但是，毫不例外，都沒有超越文章學的範疇。真正意義上的係統的散文研究是20世紀才開始的。
早在20世紀之初，林傳甲學習外國，寫出了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他雖然排斥小說、戲曲，但把駢文、散文作為了文學的重點，並論及了文體的變遷，這就有開創之功。接下來，“五四”運動發生，文學文化革命深入，大學相繼開設文學史課程，出現了講稿型的《中國散文概論》（方孝嶽著）和《中國駢文史》（劉麟生著），而陳柱的專著《中國散文史》也應運而生。這些論著，雖然還比較粗淺，但與前人比畢竟是一大超越，因為不僅這時稱“古文”為散文，而且散文被作為文學的門類提到了與世界接軌，而與詩歌、小說、戲劇並列的地位。此後，作為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關於散文的概念、範圍，散文本體的發展曆史，散文的創作、鑒賞、批評、注譯等等研究進入一個嶄新階段。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後，有關古代散文的論著，大量出版，理論研究空前熱烈。據1996年譚家健先生統計，1950年至1995年間，出版古典散文論著約兩百種以上；選注約在四百種以上，發表的論文約六千篇，此外還有數十種資料性編著。這些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又是後十年取得的。這種狀況表明，古代散文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術界關注和重視；散文研究的隊伍已相當龐大，研究的範圍和作家作品已空前廣泛。毫無疑問，這都為21世紀的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了基礎和條件，新世紀的古代散文研究，是可以在這種狀況下，取得更大成就的。
新的世紀，古代散文研究將朝什麼方向發展？這是個前瞻性的課題。但從已經過去的頭五年看，是令人欣喜的。第一，古代散文的教學及研究已得到國家和高校的高度重視。2002年，教育部將《中國古代散文史》納入國家級“十五”規劃課題，正式把古代散文列為普通高等學校的課程。這本身已是一種值得高興的大事，必將對今後教學改革和古代散文的研究產生巨大影響。海南師院就成立了“中國散文研究中心”。他們於2003年還召開了國際會議，並舉辦了研究專刊。第二，古代散文研究，在域外的影響日益擴大。近年來，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對中國古典散文研究進一步升溫。韓國還成立了學會，每年舉辦兩次學術討論會。他們先後邀請中國古代散文學會的專家赴韓講學。這對加強國際聯係，普及中國古代散文知識，擴大研究範圍都是有利的。第三，在國內，古代散文碩士、博士培養已經起步。北大、武大、華東師大等重點高校接連培養的博士、碩士，不僅能造就這一領域最高學術人才，而且也吸引和鼓勵許多年輕人在這一領域發揮特長，取得新的成果。從2002年起，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就跨越古現代文學邊界，為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開設了“明清散文研究”專題課。他的《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三聯書店2004年6月出版）“借助明清文章，呈現三百年中國散文發展的大脈絡，並引起學生對這一古老文體的興趣”。第四，古代散文研究的新論著已預示未來研究的趨勢。例如，譚家健先生繼《先秦散文藝術新探》之後，推出又一新作《六朝文章新論》，在宏觀上有總結性，又有開創性和啟示性，在微觀上也有突破舊說，填補空白的作用。譚先生四十年心血鑄就的“新論”，從文學視角切入，以文體、文本為基礎的係列研究，也為古代散文研究理念的刷新提供了範式。像熊禮彙先生的《先唐散文藝術論》、張國俊先生的《中國藝術散文論稿》等也都是這類切近文學理念的突出的代表之作。再如，在2003年出版的論著中，程水金的《先秦散文發展線索探尋》（武漢大學出版社），羅永璘的《先秦諸子與民間文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張新科的《史記學概論》（商務印書館），易曉聞的《公安派的文化闡釋》（齊魯書社），熊禮彙的《明清散文流派論》（武漢大學出版社）等，就體現出散文研究與前些年比較已進一步深入，領域在進一步擴大。散文流派研究，斷代散文史研究，對散文發展規律的探討，都有明顯進展。又如，2004年出版的周寅賓《明清散文史》（湖南人民出版社）就是斷代史中精雕細刻的力作；陳平原的《中國散文與中國小說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則打破散文與小說的“邊界”，作了穿越文類的“越境”式的創新嚐試。此外，還有一些新作，如張夢新的《茅坤研究》（中華書局2001年），吳興人的《中國雜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常森的《二十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也都是很有創意、很有價值的專著。而韓兆琦先生窮十年之功注釋《史記》；李修生先生主編《全元文》。他們為新世紀散文研究提供了工具性巨著，這些都是可賀可喜的新收獲。
我在上麵列舉各項事例，無非要說明新世紀古代散文研究的機遇和良好開端，但是，應該指出：散文理論研究仍然是個比較薄弱的環節，學術界重韻文、輕散文的研究格局也沒有根本改變，古代散文在許多方麵還需要進行新的探索。例如，1990年林非先生早在《關於當前散文研究的理論建設問題》中就提出，要進行係統的理論建設，“尤為重要的是應該解決散文的範疇論、本體論、創作論、鑒賞論和批評論這些問題”。（《散文論》華中師大出版社）1996年，中國古代散文學會成立時，譚家健先生也提出“中國古典散文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須著重從宏觀上用力，從理論上入手”。（《建國以來古典散文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但是，這類理論研究著述如鳳毛麟角，十分罕見。我們至今沒有一部係統的《中國散文學史》或《中國散文理論批評史》（按：上世紀，朱世英等著《中國散文學通論》、周振甫著《中國文章學史》有重要創獲，但這裏所指涵義有不同）。再如作家作品研究既有不少重複，又有不少空白。重複的著述大多是一流作家作品，而二三流作家作品則遠未受到應有的關注。至於中國散文與外國散文比較研究尚未起步，少數民族的散文研究則更少見，嚴格說，我們目前的研究，還隻是漢語散文研究。
眾所周知，中國是散文的大國。而散文又是民族優秀文化的主要載體。古代散文因其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和實用兼審美的特性，不僅長期占據霸主地位並受到特別的推崇，而且在理論上，也有過自己的輝煌建樹。如先秦的文質之辯、文意之辯；兩漢的宗經、征聖以及文章之說；六朝的文筆之爭、言筆之分；唐宋的文道之論，古今之爭；明清的擬古、崇學和駢散之爭；近代中西之爭和文白之爭，這些都是留給後人的豐厚遺產。本人曾指出“中國古代散文是一個十分龐大而又複雜的文體係統。它既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有其共同的真實性、針對性、應用性和精美的語言表達等美學特質”，但又缺乏係統的理論建構，“散文理論滯後”（見《中國古代散文史》緒論）。這裏所說的“滯後”，不采納曆史虛無主義態度，而是強調散文經典作品的眾多與理論建樹的不相稱。當然也不必苛求古人。
缺乏理論的民族，不是強大的民族，換言之，強大的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必然有先進的理論。21世紀是一個偉大的世紀，也是充滿機遇和挑戰的世紀，是一個可以產生巨人和巨著的世紀。古代散文園地也呼喚著巨人和巨著。難道這是苛求嗎？
儒林俊彥文章翹楚
——論範縝的人品與文章
範縝生活於南北朝的齊、梁時期。他不僅是當時傑出的學者、思想家、哲學家，同時也是特出的論辯性文章家。他的不媚俗，不附勢，堅貞不屈的高尚人格和形神統一論哲學思想，在當時名盛儒林，堪稱俊彥；他的“辯摧眾口”的睿智之作也是南朝文章之翹楚。
範縝(450?—510?)，字子真，祖籍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西北）。祖琢之，官至中書郎；父濛，曾為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聚眾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群而勤學”、“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①（①《梁書·儒林·範縝傳》。）。由於範縝在佛道盛行的齊、梁之際不信神鬼，加之“性質直，好危言高論”，故“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後入仕為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為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梁伐齊，範縝迎高祖蕭衍，加之在齊時與衍同為竟陵八友中人，故在建康城平後，被蕭衍封為晉安太守。範縝為官清約，遷尚書左丞時，返家探親亦對親戚無所饋贈。唯對被摒棄在家的朋友、前南齊尚書令王亮例外，給予了資助。正因此，範縝被貶官，徙遷廣州。在廣州終老，死後才追為中書郎、國子博士②（②《南史·範雲傳》附《從兄範縝傳》。）。
範縝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據《南史》載，範縝29歲時頭發已白，這與他求學勤奮有關，與少年孤貧、弱冠潦倒，既長而懷才不遇也有關。29歲前過的日子之艱難可想而知，不過，他的坎坷人生更重要和更直接的原因還在於他的思想、他的人格精神與時輩不合，與權貴相左。例如，南齊竟陵王蕭子良，史稱是個“禮才好士”者。他愛古信佛，建西邸，而“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可以設想，永明七年(489)，蕭子良“招致名僧，講論佛法”並大宴賓客時，被邀在座的範縝如果能隨時俯仰，或能應酬場麵，是會得到權貴們賞識的。可範縝不僅不能隨俗，反而借機宣講無佛理論。他的“形亡而神滅”的論點一出，“朝野喧嘩”，但“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①（①《南史·範雲傳》附《從兄範縝傳》。）
大概出於對縝的友情，蕭子良還親自問縝：“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道：“人生於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佛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途，因果竟在何處？”範縝既不屈從子良，名士王琰繼而譏刺道：“嗚呼範子！曾不知先祖神靈所在！”意在攻擊範縝忘祖、不尊先人。而範縝以牙還牙：“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蕭子良擔心範縝的言論“恐傷名教”，再派王融做思想工作，並雲“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為此？可便毀棄之”。意即不要因無佛論而與時輩異道，進而影響名聲，丟掉升官機會。但是，範縝豈肯為一己私利而屈從權貴？豈會放棄觀點，背叛真理？他大笑道：“使範縝賣論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書郎邪！”（意即：若為做官而放棄觀點，我範縝早已是中書令、仆射一類宰輔之官了，豈止做中書郎）②（②《南史·範雲傳》附《從兄範縝傳》。）這就是範縝！一個不為情所誘，不為利所動，敢於堅持真理的範縝！
範縝的高尚品德和不屈的人格，不隻表現在不屈從蕭子良，不盲從時俗，而且還表現在不畏權勢，不怕威脅，不怕丟官上。例如，縝與梁武帝蕭衍既有西邸之舊，又在梁政權中任職。但當蕭衍將佛教定為國教，並佞佛崇法時，他卻針鋒相對，宣講“浮圖害政”。梁武帝寫《敕答臣下神滅論》斥責範縝“違經背親”，並在天監六年(507)親自組織王公貴族62人圍攻縝，先後撰寫出75篇文章與範縝辯難（據《弘明集》）。其中，權傾朝野的尚書令沈約就寫了《形神論》、《神不滅論》和《難範縝神滅論》①（①《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沈隱侯集》。）；東宮舍人曹思文也寫了《難神滅論》、《重難神滅論》；有的權貴還用“異端”、“妨政”進行威脅；梁武帝更是用“滅聖”、“乖理”加罪於縝。但範縝不改初衷，一切責難都“無以折其鋒銳”。他反而進一步整理並公布了自己的《神滅論》等著作。這就是範縝，一個反潮流的勇者，一個“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俊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