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縝的人品是高尚的，範縝的文章也別具一格。幾年前，我曾指出：“《神滅論》是一篇哲理散文。無論在堅持‘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這一唯物論思想的鮮明題旨上，還是在設置問答形式上和條分縷析的邏輯思維上，都是光大前人而獨呈異彩的。”②（②劉衍主編：《中國散文鑒賞文庫·古代卷》第508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其實，範縝《神滅論》的價值還不止這些。下麵我想從思想價值和文章學史上的價值這兩個方麵做些簡析。
從思想內容上看，首先是《神滅論》提出了超越時輩的唯物論觀點，即一、精神是肉體（形）的作用，肉體是精神的本質，精神和肉體是對應的統一體，肉體死，精神滅；二、物體分有知、無知之類，人是有知物質，木是無知物質，人死則變成無知物質；三、物質有變化，其變化也有規律。活人要死，死人不能再活，如樹木先榮後枯，但枯木不能複活。這些觀點，顯然光大了漢末王充《訂鬼》、《論死》的無神論，也超越了劉宋時範曄的無鬼論，從而係統地發展了唯物論的一元論和認識論，在中國古代哲學發展史上，樹立了一個裏程碑。
其次，《神滅論》是齊、梁這個特定時代的產物。我們知道，魏晉南北朝是我國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時代。這個時代與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處士橫議的情況不同，它不是各家各派為爭霸，進而爭統一出謀劃策，而是繼魏晉殺奪之後，以至麵對“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人們為全身遠禍而逃歸林泉，並紛紛發出“生命之嗟”的時代。這個時代，儒學的獨尊地位早已打破，本土的玄學和外來的佛理結合，頌經禮佛變成了時代的主潮流。到齊梁之時則尤盛。杜牧的《江南春》說“南朝四百八十寺”，還隻是一個概數，梁代郭祖深早就說過建康“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的話。在佛教盛行，“通人多惑”①（①《後漢書·西域傳》。）的時代，範縝逆潮流而動，針對佛教“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百姓“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的現實，“思拯其溺”，本身就具有進步的、強烈的政治性，而在遭到眾人反對時，縝獨能撥開迷霧，“辯摧眾口”，這也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神滅論》作為一篇駁論性文章，從文章學史上看，也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
第一，它不僅有鮮明的題旨，而且論題的視角，體現了當時時代的精神。我們知道，南北朝時人們對現實絕望以後，為了擺脫汙濁，延續生命，借助山水淨化心靈，多向往著彼岸世界，生命意識也大為增強。佛教的興盛就迎合了時代的這種心理。而《神滅論》一方麵辯論形神關係，以唯物論對抗佛教；另一方麵也擺脫漢以來文章“代聖賢立言”的流俗，由過去重在對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關係的探索進而深入到對人自身、人的生命，乃至生命的形與神進行探索。這說明，《神滅論》的題旨雖與時輩相異，而對人生和生命的積極的思索卻同樣代表了齊、梁的普遍時代精神。
第二，在“天下向風，人自藻飾”的南北朝，特別是齊梁時，在北方文壇“含任吐沈”，而南方則駢文火熾之時，天下文章，可說是無體不駢。而範縝卻堅持了散行單句的文體形式，並把前人在賦中采用的問答形式運用於自己的寫作之中，既做到了條分縷析，層次分明，又富有邏輯性，且通俗好懂，從而有利於擴大文章的影響。
第三，南北朝，特別是齊梁時代，文學的自覺程度進一步提高，文學的審美意識不斷增強。《神滅論》盡管屬論辯性文章，但也比較注重形象說理。如“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舍利無刃，舍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用以說明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用“榮木變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論證事物的質變，這種具象性的說理，顯然更有文學張力。
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還說過：範縝的“論水準也前所未有”①（①劉衍主編：《中國散文史綱》第168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當然這也是從文章學史的角度而言。範縝現存之文，除《神滅論》外，還有《擬招隱士》、《讓裴子野表》、《與王仆射書》、《答曹思文難神滅論》等篇。②（②嚴可均《全上古三代兩漢三國六朝文》雲：範縝有文集十一卷；《南史·列傳四十七》則說範縝有集十五卷。今皆不見存。）這些現存的文章是範縝留下的可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值得珍視。但也應當指出：範縝豐富了古代唯物主義哲學，可也存在以儒辟佛的缺陷。他的關於人生富貴貧賤的比喻，也有用偶然論反對因果論之嫌。這種不足，即使今天看來，隻不過是大醇之中的小疵，何況，範縝生活在一千五百年前呢！
提高人文素質弘揚國學精華
各位來賓、各位同學：
繼去年李清良等八位同學榮獲曾霽虹古典文學獎之後，今天，又有林彬暉等八位同學獲此殊榮，在這裏，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祝賀！曾霽虹先生僑居國外，卻終生酷愛中國古典文學，身後仍不忘桑梓，並由曾孫昌頤女士遂其遺願，設立獎學金，鼓勵三湘學子弘揚國學精華。其情其願，令人欽佩；而我輩學人，則理應卓厲風發，不負先賢，努力提高人文素質，為繼續建設國學學術事業，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辛勤耕耘，開拓進取。應當承認，從兩次評獎的情況看，申請者還不算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還不太理想，這次的第一名就隻能空缺。因此，我感到，在這裏，對已取得成績並獲此榮譽的同學表示祝賀，也要借此疾呼，希望有更多的同道參與這一事業，精心研讀古典文學，取得更大更豐碩的成果。為我們的文科基地名副其實成為代表國家水平的人才基地，為我們湖南師大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學中心，努力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事業中的佼佼者，在學科建設上做跨入“211工程”的捷足先登者。
當然，古典文學的學習、研究，還僅僅是社會主義全部事業中的一爿不顯眼的領地，甚至隻是文學領域的一塊綠洲。但是，在這塊綠洲上，已經產生過巨人並正在崛起一代新人。原因就在於，經曆了時間考驗的中國古典文學有著豐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營養，有長盛不衰的可立於世界文化之林的生命力和藝術張力。它不僅具有前瞻性的社會政治價值、創作借鑒價值、審美價值，而且具有人類文化史的價值。記得巴人在《文學論稿》中曾引胡適這樣一句話，說中國“要想能夠有一種學術能與世界上學術比較一下，惟有國學”。當然，這話說得太絕，但也不無道理。我們當然不希望大家像古史辨家鑽在故紙堆裏不能自拔，忽發奇想，考證大禹是一條蟲，而不是人，懷疑墨子是中國人；或者掉進錢眼中，把《西廂記》改為《偷情》；把《西遊記》改為《一個和尚的豔遇》，而去雅從俗。做學問，搞學術，是嚴肅、高雅而又艱苦的事業，我們的學習研究對象是昨天、前天，而我們的眼光是盯著今天、明天和二十一世紀的。換句話說，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以上所述古典文學研究的政治、借鑒、審美等“四重價值”。
當前，商潮澎湃，物欲橫流。作為有七情六欲的人，自然不能離開五穀，做一個學者，一個文人，不食人間煙火，我認為也是不現實的。荊棘中不能摘無花果，蒺藜中不能摘葡萄。靈與肉也似乎不能分離。但人與物畢竟是也應當是有距離的。即是說，人不僅有物質的層麵，也有更高的精神層麵，切不可吃飽了肚皮而餓瘦了靈魂。現在提倡人文精神，強調素質教育，黨和政府對精神文明建設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這些年，知識分子在物質待遇上也逐步有了改善，雖“出無車”，但“食有魚”，何況前麵的路更加輝煌。因此，我相信，古典文學這塊綠洲，這片淨土，不會被商潮淹沒。我也相信，湖南師大這片沃土一定會吸引能夠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英才。一定會培養出在學術上有新建樹的新一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本文係1997年作者在湖南師範大學第二屆“曾霽虹古典文學獎學金”頒獎大會上的講話稿
《中國散文史綱》緒論
提要：撰寫溝通古今的散文文體史是一項極有必要又異常艱巨的係統文化工程。中國散文產生發展和傳承鼎革，既有長期積澱下來的寫實、實用、審美等同態性、有序性，又有逐漸分異性、自然隨機性和無序性。《史綱》采取了較為靈活的研究方法。
一
中國散文史，源遠流長。如果從《尚書》中初步成形的作品算起，至今也有近四千年的曆程。其間經曆古代、近代、現代這樣幾個大的發展階段，積累的散文精品和相關典籍，浩如煙海；各階段湧現的散文作家，燦若星群。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一筆巨大的文化財富。無論古代散文、近代散文，還是現代散文，都是作家們對社會、人生的思索和感悟的結晶，也是我們觀察世像、觀察人生的窗口。這些散文，尤其是那些散文精品，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體裁萬殊，章法各異，或莊，或諧；或慷慨大度、精密宏遠；或玲瓏剔透、妙語解頤，都熔鑄著感性的濃度、知性的密度、思想的深度、哲學的亮度。可以清心悅目、陶冶情操，啟迪智慧；也可以洞悉精微，揣摩文理，提高散文創作水準。因此，撰寫一部融貫古今的散文通史，描述中國散文產生、發展和傳承鼎革的曆程，闡明作家的地位以及作品的風格、流派，總結散文創作的經驗，指出作家、作品在不同時期產生過的正麵或負麵影響，既還曆史以本來麵目，又探討散文理論和創作規律，這是一項極有必要、很有意義的係統文化工程。無疑，這項工程異常複雜，異常艱巨。一方麵係統的資料搜集整理工作十分不易，而且目前的散文研究工作也相對薄弱。另一方麵，散文文體本身十分龐雜，縱向或橫向都有不少矛盾難以駕馭。《中國散文史綱》既然寫的是溝通古今的文體史，自然不能回避上述一些問題的探討，也不能撇開所有困難或矛盾，但是選擇《史綱》這樣的體例，大概能得到研究者的諒解和讀者的認同，因為它畢竟要與未來的《中國散文通史》有所區別。
二
散文是中國文學中最大的一個家族，種屬繁衍最為龐雜，甚至古今散文的概念也不一致。但是，中國散文是在中國社會和中國傳統文化氛圍中產生、發展和演變的。漫長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各自形成了散文的若幹特色，也積澱了一些共同特質。奴隸社會的尊神、封建社會初期的尊禮產生的史官治化，使得散文一開始就與曆史、政治和哲學糾纏在一起，就像以血緣關係組建的氏族聯盟，難解難分；封建政權的確立，需要定於一尊的精神和偶像崇拜，以維持長治久安。而在禮崩樂壞的百家爭鳴中成為顯學的儒家，正好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於是，個體人格的追求，被鉗製在群體人格的框架中，散文的價值也就與進取精神、參與意識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後的散文，盡管品類繁多，式樣翻新，潮漲潮落，或重道輕文，或文道並重；甚至由於作家價值追求的失誤，或攄憂思、寄幽情，或抨擊、呐喊，或嘻笑怒罵，究其底蘊，也沒有忘懷天下、國家。至於在封建製度下實行儒道互補，或儒道並用，或者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釋養心；在國難當頭或內憂外患叢生的環境中，旁逸邪出的思想、觀點、理論、創作雖然也是客觀存在，但都潛藏著投入願望。可以說，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較為普遍的價值取向，是中國散文的精神風貌。當然，自魏晉以後，特別是近、現代散文，不可等量齊觀，一概而論。這裏要強調的是，中國散文在古代雖是文史哲結合，是文學與非文學的交叉，而由此積澱形成的寫實性、直接實用性，以及政治參與意識，古今散文都是共同的，隻是多、少、強、弱不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