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導讀》序
中國是詩禮之邦，也是散文大國。在近四千年悠久的文明曆史流程中，積累的散文和相關典籍，汗牛充棟；湧現的散文作家，燦若繁星。唐宋八大家就是其中最為光彩奪目的星群，他們的散文作品更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的豐碑。
早在明初，朱右就曾采錄唐代韓愈、柳宗元和宋代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的作品，編過《八先生文集》。明代中葉，針對前後“七子”的“文必秦漢”的複古、擬古思潮，茅坤編了《唐宋八大家文鈔》，推崇唐宋散文，號稱唐宋派。雖然唐宋派也缺少前瞻性，但他們與前後“七子”襲貌遺神、優孟衣冠式的主張有別，能“直抒胸臆”，“自為其言”，並主張文章要有“新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因而為士人所接受。茅坤的《文鈔》，也因之“家弦戶誦”、“盛行海內”（見《四庫全書總目》卷189、《明史、茅坤傳》）；“唐宋八大家”的名稱，也由此肇始，“八家派”亦由此而來。
唐宋八大家雖然生活在中國封建社會，他們的思想觀點、文學見解有其時代的、曆史的局限，他們的個體人格的追求、散文價值的追求也有某些偏頗，但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的摧陷廓清之功，卻是超越時空、不可磨滅的。八大家不僅自覺地學習和總結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長期創作經驗，將散文這一文體從經、史、哲學與律令的交叉、融混中離析出來，使之具有獨立的文學品格，而且在其大量的創作實踐中，賦予散文以文學審美特質，留下了為數不少的貼近生活，自由活潑，極有個性色彩和審美情趣的精品。這些精品，或敘議相生，理充氣盛，事核情切；或托物寓意，雋傑廉悍，跌宕多姿；或涵古茹今，渾灝流轉；或紆餘委備，清峭遒折。今天的讀者，不僅可以把八大家之文作為觀察曆史、觀察世像、觀察人生的一個窗口，而且從中可以陶冶情操、啟迪智慧；可以洞悉精微、揣摩文理。鑒於八大家作品浩博，“學者遍讀為難”，明清以來，就有過一些選本。但見仁見智，互有高下，各有偏執。如清代學者沈德潛於乾隆年間編選《唐宋八大家古文》就批評說：“昌黎上書時相，不無躁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潁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相違背；而南豐、半山於揚雄之仕莽，一以為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為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繆戾之顯然者。”這些觀點，很顯然受到時代製約，令人無法首肯。至於今人的選本，雖多能去蕪存菁，歸根返約，但也多雜注譯，循簡反又入博。至於個別選本，選文仍依傳統，解說求全責備，則我們又不屑苟同。這就是我們編撰本書而名曰“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導讀”的初衷。
我在《中國散文史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的“緒論”中曾說過研究古代散文的三點想法：一是從宏觀角度考察；二是采用較寬泛的傳統散文概念；三是立足於用現代觀點衡量和評判。基於此，本書所選八大家散文作品，側重於記敘、抒情、議論的情文並茂，曲折達意，以求有特點，有較高的文學審美品位；在作品後不作注釋，不作麵麵俱到的解析，而是根據作家作品的突出特色，靈活多變地進行導讀和鑒賞，以求讀得懂原文，而又避免千篇一律，從而使讀者篇有所得，能清心悅目，有美的享受。當然，八大家風格多樣，異彩紛呈，而成就高下懸殊；寫導讀文的除三位研究生外，全是高校正副教授，談文說藝各具隻眼，但用功多寡不一。選文的篇目、次序是否以允，鑒賞的識見是否的當，還得由讀者評說，用不著學韓文公“淩紙怪發”，以“驚耀天下”。是為序。
1997年5月
《中國散文鑒賞文庫》序
散文，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和詩歌一樣是被奉為矩矱、奉為正宗的文體，又是種屬繁衍最複雜最龐大也最貼近實際的體裁。上下數千年，中國散文所積累的典籍之多，品種之雜，作品數量之巨，恐怕也是任何一類文體都無法與之匹敵的。這些散文，產生於中華民族的沃土，既是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是我們鑒古觀今、審視社會、啟迪智慧的窗口，又是我們感悟人生、進行文學審美、陶冶情操、愉悅身心的寶貴遺產。至於那些熔鑄著作家感性濃度、知性密度的睿智而深邃、亮麗而富有哲理的精品，讀後更是餘香滿口、沁人心脾，具有經久不息的審美情趣和超越時代的文學感染力。我們相信，閱讀《中國散文鑒賞文庫·古代卷》中所收的這些膾炙人口的散文精品和鑒賞之作的讀者，必定能極大地豐富自己的社會和人生閱曆，加深思想和理論認識；也必定會增強自己的文學素養，提升審美層次，提高散文鑒賞和創作水準。
一
散文作為中國最古老的文體，雖然早從龍山陶書①（①1991年，山東龍山文化城址出土陶片，存文字5行11字。國家文物部門組織鑒定，其絕對年代距今4200多年，比甲骨文早八個世紀。）到殷商的甲骨文、銅器銘文，經曆千餘年文字演變和詞語運用期後就萌芽了，就是利用有限的文字記事記言的一種書麵語言藝術，但是，又與奴隸社會的尊神、封建專製製度的尊禮有著血緣關係，與史官治化更是世代聯姻，難解難分。因此，上古散文，總是與軍事、政治、曆史、哲學乃至天文、地理、符命、律令等交叉、結合，以“垂世立教”，切於實用為宗。由於在記事、記言或說理時，這些散文又始終求簡求文，並多能“立象盡意”，因而具有文學因素，也有一些生動的篇章。例如《易經》的“賁其趾，舍車而徒”。（《賁·初九》）寫一個人把腳趾塗上花紋，為炫耀自己美麗的腳，放著車子不坐，寧願步行。又如《鹹》卦爻辭：“鹹（動）其拇，鹹其腓（小腿），鹹其股，執其隨，鹹其脢，鹹其輔、頰、舌。”寫男女互相親密、擁抱、接吻的情景，就相當形象、生動。至於《尚書》則既是“上古的史冊”，又是第一部初步定型的古代散文集，其理論思維的嚴謹、語言的概括洗練、比喻和象征手法的形象生動，都是首開風氣、垂範千古的。從春秋末至戰國，我國散文的繁榮更是令人鼓舞和自豪。無論曆史散文還是諸子的學術、哲理散文，在百家爭鳴中，數量和質量都達到高峰。雖然《左傳》、《國語》、《戰國策》等這樣一些著作，不以能文為本，而是為了治化，但在記事記言、傳人說理時，重情感，重詞采，形式靈活，手法多變，因而文質兼美，不自覺地由曆史之室闖入了文學之門。雖然諸子散文在諸侯力征、禮崩樂壞的條件下，也是為著治化而紛紛開出的自己的藥方，但為使這些藥方能成為治世的“萬應靈丹”，各家都力求言之有“文”，強調“辭欲巧”，注重表述技巧，注重邏輯、修辭和布局謀篇，千方百計調動形象化手段，因而富有濃厚的文學色彩，有了各自的風格特色。儒家的雄辯渾厚、道家的汪洋恣肆、墨家的縝密質樸、法家的犀利峭刻、縱橫家的鋪張揚厲，這些都是古代散文的奇葩異卉。這些紮根於民族和時代土壤的散文，由主體人格的自塑而呈現出來的表現手法的靈活多變、題材體裁和風格的多姿多彩，就為後代散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和基調。
秦滅六國，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標誌著百家爭鳴的結束和第一個散文高潮的跌落。尤其是秦火的浩劫，使姹紫嫣紅的文學園地一片凋零，造成了散文的荒原，連李斯也在秦統一後，人格異化，寫不出《諫逐客書》那種有真情實感、文筆朗暢的散文了。但是隨著秦的覆滅，西漢的建立，“刑罰大省”、“填以無為”，散文創作又呈現出戰國遺風。雖然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有過“潤色鴻業”、歌頌升平的散文的興盛，但賈誼、晁錯等為代表的政論散文，司馬遷發凡起例的史傳散文，以嶄新的路子，或敘事說理，或緣人飾性，或針砭時弊，或攄寫憂思，使散文從廢墟中重新崛起，並形成了高潮，而漢賦也在其鋪排而頌、委婉而諷的同時，開了散文辭賦化和以文學審美為時尚的風氣。盡管東漢的散文趨向排偶，而且更加務實，也較少自主意識，但也深化了創作思路，拓寬了題材、內容，增添了品種，加強了敘事說理的技巧。如果說先秦散文是在亂世的大辯論中形成創作高潮的，那麼漢代散文則是在治世的價值競爭中達到高峰的。漢代作家不像戰國時的放言無憚，而是自主意識較少的報國之誠，它不是諸子哲學、倫理、道德等的爭鳴和理想藍圖的描繪，而是天下定於一尊，為尋求穩固萬世基業而進行的現實政治改革。戰國諸子是設計師的熱情，而漢代作家則是建築師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