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至魏晉，皇綱解紐，世積亂離的社會政治環境，造成了儒學式微、文人價值取向的轉變和散文觀念的革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傅玄《舉清遠疏》）曹操即是革異前型，“改造文章的祖師”（魯迅語）。雖然這一時期，從三曹七子、阮籍、嵇康到陶潛，前後有用世與出世的不同，慷慨多氣與憂生之嗟有別，清峻通脫與放誕任真有異，但共同的特征則是：作家有獨立的人生價值追求，有個體生命的自重，有人格的自尊，有文學審美的自覺。陸機在《吊魏武帝文》中說：“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從曹操的“人生幾何”之歎，到阮籍的“禮豈為我設邪”（《無君論》）、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無私論》）；從清議到清淡，到佞佛談玄，不用說對多元化題材的敘寫與抒情，對自然美的發現和描述多所建樹，即使是釋老解經，也不再代聖賢立言，有了主體感情，有了人情味。至於散文的進一步演變，轉而對形式美、情韻美的刻意追求和駢儷纂組，雖在兩晉即已漸盛，而達於極盛，以至“天下向風，人自藻飾”，則是南北朝的特征了。駢文的出現和山水散文的興起，可以說都是本土文學中的玄學和外來的佛理由戀愛到結合而孕育的孿生兄弟。在殘酷現實中絕望了的人們，企圖尋找彼岸世界，企圖借以超越現實，延續生命，或逃歸林泉、全身遠禍，或頌佛譯經，淨化心靈，注意力就集中到文章形式的探索上，於是分“文”分’筆”，“四聲”、“八病”說興起，散文也就向詩賦靠攏，以至畸形地發展而失去固有的天然錯落、自由淳樸的特色。但是，駢文也還是散文家族的一員。好的駢文，如鮑照、陶弘景、吳均、顧野王等對山水自然的描摹；庾信、丘遲、江淹等人的抒寫情誌；袁淑、孔稚珪等人的諧隱；範縝、劉勰等人的論辯，內容充實，語體自然，一定程度上還拓展了散文的表現領域，也富有形象和情趣，其表達功能和文學審美特質也是與散文統一的。而在南朝駢文火熾，北朝“含任吐沈”之時，卻有獨能散句單行，不假雕飾的酈道元、楊衒之、顏之推寫下了他們的傳世之作。他們和南朝的裴子野、範曄一樣，在散文發展史上理所當然是占有自己一席之地的。總之，魏晉南北朝，是繼我國戰國以後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也是傳統散文革新轉軌、重視文學審美的時代。
古代散文真正進入文學境界，有獨立的審美地位，是唐宋時代。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散文也高揚時代精神和作家的主體情感，並一改南北朝駢文獨霸局麵和陳、隋歌功頌德之習而變得多姿多彩、生動活潑。唐初、魏征、虞世南等開直言極諫風氣，其文詞強理直，王績、初唐四傑，或失意或才高位卑，其牢騷憤世之文，無拘無束。接著“文章四友”、“燕許大手筆”相繼崛起。雖然直至中唐前期仍以駢文稱盛，但在陳子昂等人努力下，駢文已出現了駢散兼用、內容充實、文風通俗的新特征，而李白、王維、元結等以筆為文，寫出了優秀散體篇章，蕭穎士、李華、梁肅、獨孤及等則上承隋代李鍔，力倡複古，為散文的全麵革新做了充分準備。此後，韓愈、柳宗元領袖文壇，以其鮮明係統的理論和登峰造極的創作成就，影響和培植新秀，迅速確立起古文的一統天下。盡管晚唐、五代，駢文又有反複，甚至與散文抗衡，但古文運動的成就和韓柳的摧陷廓清之功是不可磨滅的。宋代雖然國力羼弱，元氣趨衰，但文人地位優渥，參政意識強烈，又多盛世之憂，散文仍極度繁榮。雖書卷氣較重，但寫得偉、博、古、達。尤其是散文巨擘歐、曾、王、三蘇以及南宋一批誌士、學者、遺民的散文，都極具特色。雖然兩宋散文好發議論，又好明道、言兵，但是散文家們或壯懷激烈，或藏鋒斂鍔，或舒卷自如，或古樸平正，風格總體特色則平易自然；題材、體製等亦頗多創獲。前人論文之所以宗唐稽宋，我們之所以唐宋並提，不僅由於唐宋散文作家、作品如繁星麗天，而且是因為兩代之文有其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北宋中期歐陽修主盟文壇、複古革新與唐代中期韓、柳的反駢複古一脈相承；唐宋時的散文從經史、哲學的附庸一變而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雖然沒有也不可能走上“純文學”道路，但都以筆為文，強調審美價值，或者說走的是一條審美與實用並重的道路。唐宋作家“不平則鳴”，主體意識得到張揚；“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如行雲流水、姿態橫生”，風格特色各顯異彩。唐宋散文“能自樹立”，創造性得到高度發揮，體裁增加，題材得到進一步開拓，技法語言多有建樹。總之，唐宋是古代散文輝煌的時代。
古代散文，經過兩千多年創作實踐，特別是唐宋時期的開拓，剩下的地盤本已不多，而要另辟蹊徑，也相當困難。所以金元，再往後直至明清，雖然作手如林，作品汗牛充棟，但再也沒有出現“氣盛言宜”似韓愈，“舒餘委備”如歐陽修那樣的大家；也缺少突破傳統，開辟新境的魄力和勇氣，更不如戲曲、小說的勃勃生機。但是，在散文創作、理論探索上集前人大成者有之；執文壇牛耳者有之；談天說地、記遊攬勝、獨抒性靈、敢為異論而有千古不磨之新精神的作品亦不勝枚舉，自有鑒賞價值，有增長見識，涵養情性的佳作。由於這幾代，時間跨度近六個世紀，而以探索和總結創作經驗為主要特征的散文派別又多而雜，下麵隻做略述。
與宋並立的遼金和其後以武力在全國範圍確立政權的元代，其學術、文化多受宋代影響，散文創作亦因唐襲宋，但傑出作家也自有特色。如王若虛、元好問宗法歐、蘇，情致自然，落落大方；許衡、姚燧、劉因等學宗宋儒而醇正雅潔；虞集、歐陽玄負名於大德、延祐，是治世之音；戴表元、李孝光、楊維楨等則不趨時尚，不俚不淫。
明代散文家擬古、複古思潮迭起，這既是向遺產求出路，也是明代超政權的特務統治戕害作家主體精神所致。如明初，即令“開國派”劉基、宋濂、方孝孺等也不得不有所顧忌。其後茶陵派、前七子、後七子和反“七子”的唐宋派各探通變之路，並抱門戶之見，除那些不受羈勒的少數作家如王陽明、馬中錫等外，也大都向傳統頂禮。明代散文的生氣是從李贄、徐渭和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江盈科等敢於反對擬古，力主獨抒性靈，推行灑脫文風之時開始的。而令人矚目的則是明代中後期，尤其是明末的“小品文”。這種尺水興波、寸珠耀彩的文體，作為宋明理學的異端，率性任情、不拘老套，開拓了散文的新領域，審美價值也很高。如王思任、徐霞長、張岱等，吉光片羽，往往性靈搖蕩；風情物態，美不勝收。當然，明代前期乃至擬古、複古派也不是沒有值得稱道的作家、作品。不僅劉基、歸有光有不同流俗的論、序、記、誌和其它精美小品，就是前後“七子”也有自救，有不餖飣、不剽摹的平實之作，亦有積極探索而取得的碩果。
清代，是中國古代散文的終結期，也是“集散文之大成”，並突破傳統和封閉，走向開放、麵對世界的轉型期。以中英戰爭為轉捩點，前期近二百年，為強化封建專製，清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采取民族高壓政策，造成散文家的憤怒和彷徨，也造成了散文的困惑和猶豫。加之散文本體發展到這個階段也需要係統審視，進行理論總結。散文究竟要繼承什麼傳統？是繼承傳統為主，還是另辟蹊徑，或是此非彼，或二者兼顧？清代的作家都在困惑中探尋，因此，在理論和創作實踐中，各種流派的紛爭又一次興起，前代已有的各種文體也又一次重新露麵，既有近承明人徐緒的古文，也有遠祧六朝的駢文。桐城派、漢魏派、陽湖派就是顯例，“清初三先生”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和“清初三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以及王猷定、朱彝尊、邵長蘅等也不例外。隻是受民族意識的強烈驅遣，清初各家之文反抗民族壓迫，揭露社會弊病，內容更切於實用，風格也更剛健、質樸。往後，進入太平盛世，散文的淩厲風格則轉向平和，而桐城派既是其時主宰文壇，左右了散文潮流，又承傳甚久的文派，姚鼐是繼方苞、劉大櫆之後在理論與創作上最有影響最有成就的名家。而曾國藩、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林紓等都可說是此派的後裔。與上述各派相左，不傍門戶，在乾嘉考據之學興盛氛圍中獨能自出己意的當推鄭燮和袁枚。他們的散文有真意、真趣，透出一股新鮮空氣，可說是清代散文轉型、革新的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