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傳統散文，到清代乾嘉時期，基本上已走完自己漫長的發展曆程。嘉慶以後，用龔自珍這位新時代的“傳令官”的話說，已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尊隱》）了。社會各種矛盾的加劇，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尤其是鴉片戰爭的炮火使中國人民極為震驚。麵對中西文化的碰撞，在血與火的洗禮中覺醒的知識分子，不僅走向世界，也決心讓世界走向中國。傳統散文也和各種文明的發展同步，開始邁向新的征程。近代散文也就在龔自珍、魏源、梁啟超、康有為、秋瑾等人的催生中呱呱墜地，成長勃興了。
二
中國散文源遠流長，曆史悠久，但又始終是個廣義的大散文概念；雖然具有共同的真實性、實用性、審美性特質，但隨著曆史流變，既有係統性又有其階段性，概念也有寬有窄。先秦時代，散文是無所不包的。雖然那時有“文”或“文學”術語，但不是指文體，而是指文采或典籍。如《周易·係辭》下：“其旨遠，其辭文”；《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文學：子遊、子夏”（《先進》）。孔夫子雖然也說過“煥乎其有文章”的話，但“文章”一詞到西漢才有了文體意識，專指詩賦等韻文，而“文學”則是指儒學及學術著作。東漢前期，王充著《論衡》，開始對“文章”分類，提出了“五文”說①（①《論衡·佚文篇》：“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作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古文也；論發胸中之思，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並言及“文筆”②（②《論衡·超奇篇》：“（周）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征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東漢後期蔡邕著《獨斷》，也對“文”做過分類。但“文”或“文章”的概念仍非常寬，直至唐代杜甫也還在泛指詩和文。如：“文章日自負”、“海內文章伯”、“文章憎命達”、“庾信文章老更成”等等，就是兼指詩歌、散文或辭賦、駢文的。雖然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否認散文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概念範圍也在由寬到窄的演變事實。魏晉南北朝，自曹丕著《典論·論文》認識到“文本同而末異”，並分文為四科八類之後，陸機、摯虞、劉勰、蕭統等相繼進行辨體、分類。顯然，這一時期“文筆”說興起，以有韻無韻為旨歸，把有韻之文一概排斥在散文之外，有片麵性；而把無韻之文統稱為“筆”，無所不包，又失之過寬。但是，幾乎都自覺地在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這就畢竟是一大進步。尤其是蕭統的《文選》分文體為三十七目，其中“詔、冊、令、教、文、表、書、啟”乃至“符命、行狀、吊祭”等多達三十三目屬散文，但他的選文標準已明確為“沉思翰藻”、以“能文為本”，就更是認識上的一種質的飛躍。盡管這一時期對散文的種屬、標目比之秦漢時期是由簡趨繁，而實質上“散文”概念已是與“韻文”相對而言，範圍卻縮小了。唐宋時期，古文家反對駢偶，力主散行單句的“古文”，南宋周必大曾稱之為“散文”①（①南宋末年羅大經《鶴林玉露》“劉錡贈官製”條中說：“益公常舉以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句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於渾融有味，與散文同。’”）。這種“散文”與“古文”雖是同一涵義，反映出古文家們的偏執，但他們不僅一概摒棄駢文，同時也把一般應用文字排除在散文之外，這就是一種轉變，一種進步。到明清時期，“古文”的分類則進一步由繁趨簡，如姚鼐《古文辭類纂》分文體為十三類；曾國藩《經史百家雜抄》又修正為三門十一類。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判斷，中國古代散文文體雖然由來甚早，用曾國藩的話說，三代兩漢之文就是散文的“高曾祖”，但散文概念卻產生甚晚。上古至兩漢的散文隻是一種朦朧概念、模糊概念，六朝時的散文是相對韻文而言，而唐宋以後是相對駢文而言。盡管散文概念範圍隨不同發展階段而漸趨縮小，但始終還是文學與非文學的交叉。嚴格地說，沒有純文學性質的散文。如果用當代純文學散文概念審視，那就不僅甲骨文、金文以及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與散文無緣，六經不過是先王之政典，就是《左傳》、《史記》這樣的佳構也無法進入散文之門。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的《中國散文鑒賞文庫·古代卷》究竟應選哪些作品？也即是說，散文的範圍如何確定？
我們認為，“散文”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還是“五四”以後受西方文學分類觀念啟示才提出和建立的概念。這個概念將散文與詩歌、小說、戲劇並列，相對傳統散文來說，無疑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但其範圍也仍然很寬，不僅包括了敘事記人、抒情寫景的小品、遊記、雜錄，還包括了通訊、報告文學、雜文和評論等等。如果用當代觀念來審視，它也仍然是一個雜文學概念。何況文學散文、純文學散文，二者都是現當代散文使用的概念，它們隻能反映現當代散文創作的實際，而不能反映古代散文的真實麵貌。更何況現當代散文雖深受英國培根、法國蒙田隨筆的影響，而究其根本，仍然是受傳統散文深厚的藝術滋養。因此，我們不能割斷曆史，不能以今律古，同樣也不能以古律今，而應當既尊重曆史，尊重事實，又不遷就曆史，遷就古人。也正因如此，本書在選收作品時，按照散文本體的發展實際，既注重曆史淵源，範圍由寬趨窄，又堅持形象性、文學性、審美性的原則。所以，相對地說，先秦段範圍較寬，收入了那些有真實情感，有一定故事情節、人物形象，或者有某種文學表現手法的作品，而譜籍、簿錄、符命等，則不予考慮。辭賦、駢文，視其體裁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文學性、代表性，酌量選入；而六朝和唐宋以下，如果缺少現實和生活的真情實感，也沒有多少審美價值的散文，即使高發天地宇宙宏願、縱論修齊治平大略，也沒有收錄。
三
魯迅說：“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印度作家泰戈爾也說過：“散文像漲大了的潮水，淹沒了沼澤兩岸，一片散漫。”如果說散文文體應當采用大散文概念，散文的寫作可以“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日·廚川白村語），那麼，作散文鑒賞文章，就不可以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散漫了。它必須尊重作家，尊重原文；也應當有的放矢，有據可依，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既然是藝術鑒賞，就必然見仁見智，而不能人雲亦雲，千人一麵，千部一腔。這就要求鑒賞者有較深厚的功底，較高明的識見。不僅要有一定生活閱曆，要具備較廣博的學殖，還要有一定的理論修養和文學、美學素質。因此，鑒賞也是一種學問，一種既嚴肅又富有創造性的勞作。
《中國散文鑒賞文庫·古代卷》的編撰，從策劃到具體操作，始終堅持前述一些觀點和以下宗旨：要求鑒賞者緊扣原作，簡介作家作品，注釋難點，突出重點，鑒其所長，賞其獨至。現在看來，收在本書中的數百篇鑒賞之作，確實都達到了這些要求。尤其可喜的是，不少學界專家，海內名流，也撥冗應征，其噴珠濺玉之作，更是為之增色。雖然限於各種條件，編者選其獨至的初衷未必沒有滄海遺珠之憾，但我們完全有理由預見，本書的問世，必將嘉惠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