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
直到前幾年，我由他的文章中才發現，父親對孩子教育竟有許多獨特的見解，生前他並沒有對我們直接說過，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終於懂得了他的愛的價值。
“慈母”這個詞講得通，對“慈父”這種詞我老覺著別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國男人不大能和這個詞掛上鉤，他們大都嚴厲有餘而慈愛不足。我的父親，既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慈父，也不是那種嚴厲得令孩子見麵生畏的人，他是個新舊時代交替之際的人，所以他比較複雜，當然，也是個複雜的父親。
我不知道，一個人的記憶力最早是幾歲產生的，科學上好像還沒有定論。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個記憶是一歲多有的。那是在青島，門外來了個老道，什麼也不要，隻問有小孩沒有，於是，父親把我抱了出去，看見了我，老道說到十四號那天往小胖子左手腕上係一圈紅線就可以消災避難。我被老道的樣子嚇得哇哇大哭，由此便產生了我的第一個不可磨滅的記憶。父親當時寫了一篇散文，說：“一看胖手腕的紅線，我覺得比寫一本偉大的作品還驕傲，於是上街買了兩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紅線、兔子王，都有絕大的意義！”使我遺憾終身的是，在我的第一個記憶裏，在父親稱之為有絕大意義的事情裏，竟沒有父親的形象，我記住的隻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鐵門。
我童年時代的記憶裏真正第一次出現父親，是在我兩歲的時候，在濟南齊魯大學常柏路的房子裏。1982年我到濟南開會時去看過那房子，使我驚奇的是，那樓梯，那客廳竟和我記憶中的完全一模一樣，足見兩歲時的記憶已經很可靠了；不過，說起來有點泄氣，這次記憶中的父親正在撒尿。母親帶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親走了進來，做示範，母親說：“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們倆一樣！”於是，我第一次看見了父親，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樣。
在父親1935年—1937年寫的幽默小文中，多次提到他有一女一兒，“均狡猾可喜”，他常常要當馬當牛，在地上爬來爬去，還要學牛叫，小胖子常常下令讓他“開步走”，可是永遠不喊“立正”，走起來沒完。無數個剛想起來的好句子好詞就在這些“命令”中飛到了九霄雲外，所以至今也沒成為偉大的莎士比亞。我很抱歉的是，這些情節我竟一丁點兒也記不起來，我隻記得他和我一塊兒撒尿，雖然，我很為此而感到驕傲。
在我兩歲零三個月的時候，父親離開濟南南下武漢加入到抗戰洪流中。再見到父親時，我已經八歲。見頭一麵時，我覺得父親很蒼老，他剛割完闌尾。腰直不起來，站在那裏兩隻手一齊壓在手杖上。
我怯生生地喊他一聲“爸”，他抬起一隻手臂，摸摸我的頭，叫我“小乙”。他已經不是那個在地上爬來爬去的牛了，我也不是可以任意喊他開步走的胖小子了。對他，對我，爺兒倆彼此都是陌生的。我發現，在家裏他很嚴肅，並不和孩子們隨便說笑，也沒有什麼特別親昵的動作。他當時嚴重貧血，整天抱怨頭昏，但還是天天不離書桌，寫《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慶去，最高興的時候是朋友們來北碚看望他，隻有這個時候他的話才多，變得非常健談，而且往往是一張嘴就是一串笑話，逗得大家前仰後合。漸漸地，我把聽他說話當成了一種最有吸引力的事，總是靜靜地在一邊旁聽，還免不了跟著傻笑。父親從不趕我走，還常常指著我不無親切地叫我“傻小子”。我發覺，他一定在很仔細地觀察我，因為我老聽見他跟客人們說這個傻小子怎麼樣怎麼樣，鬧得我常常自己納悶，怎麼我就不知道自己身上有這些特點，值得他如此仔細過去和別人討論。他自己從來不告訴孩子應該怎樣做和不應該怎樣做。隻有在他和朋友們的談話中，你才間接地知道原來他很喜歡你做了這件事或者那件事。他對孩子們的功課和成績毫無興趣。一次也沒問過，也沒輔導過，完全不放在心上，采取了一種絕對超然的放任自流態度。他表示讚同的，在我當時看來，幾乎都是和玩有關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賞我對畫畫有興趣，對刻圖章有興趣，對收集郵票有興趣，對唱歌有興趣，對參加學生會的社會活動有興趣。他知道我上五年級時被選為小學生會主席時禁不住大笑起來，以為是件很可樂的事情，而且還是那句評語：這個傻小子！我剛到四川時，水土不服，身體很糟，偶爾和小朋友們一起踢一次皮球，他就顯得很興奮，自己站在草場邊上看，還抿著嘴笑，表示他很高興。他常常研究我的北京話，總是等事情過後把我的說法引述給他的朋友們聽，向別人解釋道：“聽聽，這個詞北京話得這麼說，多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