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說你不打算告訴我為什麼上了這條船。別擔心，我不逼你。”
“我要去尼科希亞。我得找到傑羅德爵士。你呢？”
薩菲爾好像在考慮說還是不說，但還是忍不住哪怕隻是透露些許消息。
“要出事，”他說，“我的希臘神甫朋友告訴我的。羅斯已經開始調查了。他不在大馬士革。當然，這你知道。”
“要出什麼事？”
“恐怕我不能告訴你細節。有關巴勒斯坦的陰謀，我想我手上已經有了獨家新聞。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我們的目的地是相同的。”
“若是這樣，”布魯伯格說，“也許你能替我付從法馬古斯塔出發的打車錢。”
薩菲爾笑道：“我相信《通訊》不會介意，”他說，“我特此任命你為我的正式繪圖員。”
巴勒斯坦的海岸線消失了，隻能看到單調的綠色波浪，以及輪船煙囪冒出的蒸氣。
布魯伯格離開船舷，四下張望，想找個地方坐下。他不想讓薩菲爾知道輪船的輕微搖擺都會使他暈船。他走到甲板中間坐下，伸直腿，背後是一卷沉重的鐵鏈。薩菲爾跟著他走過來，坐下，和他隔著幾英尺。
“對了，”他說，咬了口麵包和奶酪，“記得嗎，你那天向我打聽德·格魯特案。”
布魯伯格點點頭。
“嗯，真是太蹊蹺了。你剛離開艾倫比，就來了位總督府的人，我認識，弗戴斯，為本特治工作，平時他在我麵前總是很謹慎，你知道——我是個不加掩飾的徹頭徹尾的複國主義者——但這一次，他似乎急於要給我透露些消息。‘怎麼回事？’我問。然後他就開始講德·格魯特的事，說那家夥是個怪人，曾經跟蹤阿拉伯男孩，很有可能是那些可憐的孩子們的父兄要給他點兒顏色看看。純屬個人恩怨，與政治無關。我問他，‘要抓什麼人嗎？’我以為可能撈到什麼有價值的新聞。‘不，’他說，‘他們認為罪犯肯定早就逃之夭夭了。逃到了埃及或是別的什麼地方。’劇終。”
布魯伯格盡量不動聲色。“你覺得是誰殺了他？我是說，在你得知這個新消息之前。”
“嗯，大家都認為他們在找一個阿拉伯人；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警察在追捕一個叫掃德的嫌犯。當時我肯定跟大多數人的想法一樣，這起案件是阿拉伯人趁機刺殺猶太要員。”
“是的，但德·格魯特不是複國主義者。”
“遠遠不是。你猜我聽說了些什麼？黑帽子自己下的手，為了贏得世界對猶太人的同情。有些過分了，我覺得。”
“‘有些過分了’，是否意味著複國主義者們要對此負責？”
薩菲爾睜大了眼睛，似乎腦子裏頭一次閃過如此詭異的念頭。
“不可能，”他喃喃道，“這就跟說他那派的人殺了他一樣不著調。”
“但假如他知道些什麼，一些有可能阻止複國主義運動的事？”
薩菲爾看著布魯伯格，“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他問。
“我什麼都不知道，”布魯伯格回答說，“我隻是瞎猜。結局似乎有些太方便了，不是嗎——阿拉伯殺手逃往他國？”
“他們恨我們，我是說，正統派。我們保護他們不受阿拉伯人欺侮，反過來他們卻說我們是瀆神者、不信教者。”
“我認為是英國人在保護他們，和其他人一道。”
“英國人不會永遠在這裏。而且看起來他們幹得並不好。德·格魯特死了，對吧？如果我們不掌握主動，每天都會有猶太人死去。”
布魯伯格本可以全盤托出，本可以從兜裏掏出那封皺巴巴的信，給薩菲爾看掃德給他的那枚製服紐扣，告訴他掃德告訴他的事——德·格魯特如何遇刺，男孩兒如何逃跑，絕望地跑下山。
但布魯伯格什麼都沒說。不能信任薩菲爾，猶太人殺猶太人，這樣的新聞他不願報道，不願想，何況，布魯伯格突然意識到，這些信息有更重要的用途。
薩菲爾吃完三明治，在棕色包裝紙上擦了擦手，找喝的去了。他回來時，布魯伯格正閉著眼，南美牧人帽遮在臉上，佯裝睡覺。
很快，他就真的睡著了，睡醒時旅途已過半，薩菲爾沒了蹤影。布魯伯格下去上廁所；廁所裏汙水流溢，為了能在惡臭的小便池裏尿尿，他不得不卷起褲腳，站在四分之一英寸深的髒水裏。有人把一張英語報紙塞在了水管後麵，顯然是要用作手紙，標題上的幾個字卻引起了布魯伯格的注意。盡管他知道也許會給至少一位內急的乘客在靠岸前帶來些不便，他還是扯下報紙，塞進了兜。他有些暈乎乎地穿過一群蒼蠅，走上樓梯，想去甲板上吹吹風。可就在他睡覺時，已經變了天。到了甲板上，他並沒有覺得舒服些。布魯伯格向下望去：海水，變幻著綠色藍色，似乎有種詭譎的平靜。他幾乎感覺不到船在前行，仿佛船長一時改了主意，決定拋錨了。
布魯伯格找了個座位坐下，拿出報紙，倫敦的《每日畫報》，就是這張報紙的標題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麵刊有一則展評，幾乎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布魯伯格曾教過的一位學生列奧納多·格林的首次個人畫展。大標題是“格林妙筆生花”，下麵是列奧納多的一張照片，深邃的目光，嚴肅，有藝術家氣質，還有一幅他的近作，未來派風格，倫敦東區服裝廠的機器。展評人T. J.·弗班克斯確信格林的作品意味著未來，正如他所選擇的畫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