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猶太裔政治家、哲學家赫伯特·塞繆爾是巴勒斯坦地區英國文官托管政府的首任高級專員（1920-1925年），他履新後的第一個安息日從官邸步行至耶路撒冷舊城猶太會堂，用希伯來語誦讀律法，此舉大得猶太移民之心。但是塞繆爾對阿拉伯人也想講公道，不同意占人口比例連百分之十都不到的猶太人統治整個巴勒斯坦，這就得罪了那些自以為來自歐洲先進國家的複國主義者。《巴勒斯坦之戀》的故事情節發生在1924年，也就是塞繆爾任期的後期（小說中的羅斯總督的頂頭上司就是塞繆爾），這時的阿以關係已經比較緊張，而暗中準備用暴力實現複國的猶太派別已經將英國托管當局視為真正的敵人。阿拉伯人政治能力低下，容易擺布、打發，還輪不到做亞博廷斯基們的對手。1924年這個時間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它與德國在希特勒上台（1933年）後推行的排猶政策以及猶太民族二戰期間承受的巨大苦難毫無關係。
二
猶太裔英國畫家馬可·布魯伯格喜愛先鋒實驗風格，他的作品在倫敦屢遭惡評，心情總有點兒不爽。他受雇於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組織來到耶路撒冷，任務是用畫筆反映猶太移民在當地朝氣蓬勃的生活場景。布魯伯格的妻子喬伊斯是美國人，心氣很高，雖然不是猶太裔，卻成了一個狂熱的猶太複國主義者。布魯伯格開明通達，待人低調，最看重個人的感受，對大規模的群體運動毫無興趣，是個頗為典型的英國式自由派人物。這是他們夫妻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
小說由馬可·布魯伯格夫婦卷入對一次暗殺事件的調查而展開。
恐怖謀殺很具戲劇性，來得正是時候。喬伊斯不是在暗暗期待危機四伏的巴勒斯坦給她饑餓的心靈提供演戲的舞台嗎？來自家庭的樂趣實在有限得很，她要在其他地方發散身上鬱積的熱量。布魯伯格同意應猶太複國團體之請到巴勒斯坦作畫，其實是受了她的鼓動。但是此舉“是為了拯救他，還是他們的婚姻，還是純粹為了她自己”，喬伊斯也說不上來。她覺得，丈夫既然是猶太人，必須隻認猶太複國主義的理，不該有另一種選擇。顯然，她有意無視猶太人內部並無複國共識這一基本事實。喬伊斯提供的線索是“破案”的關鍵。她告訴警察，德·格魯特臨死前說了一聲“掃德”。那是一個名字，立即被英國警方視為嫌犯的名字。於是警方將全城叫“掃德”的人逐一排查，一個不能提供不在場證明的16歲阿拉伯少年就被順理成章地拘留了。負責此案的英國猶太人羅伯特·克施警長很快與比他大好幾歲的喬伊斯生出戀情。
當地的英國總督羅斯既要警方找到凶手，又不想讓事態擴大。他寧可將此事不了了之：“一旦抓住凶犯，就天下大亂了。現在幾個敵對陣營正嚴陣以待，一旦我們抓住凶手，我們自己就是矛頭所向。若凶手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會暴亂，抗議他是無辜的。若是猶太人，猶太人會揭竿而起。真遺憾，過去這三年挺平靜的，嗯，相對而言。”總督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他出錢派布魯伯格到外約旦創作一些以古代建築為題材的油畫，並安排已經抓獲的“嫌犯”、德·格魯特的同性戀伴友掃德同行，做他的下手。麵對嚴重刑事案件故意不作為，這是小說中英國托管當局不得已采取的“以靜觀動”的策略。果然，暗殺事件的餘熱慢慢冷卻。但是猶太複國主義運動正在通過各種合法不合法的手段積蓄更大的力量。
老實說，布魯伯格的繪畫事業是失敗的，然而當他從報上得知自己的學生在倫敦舉辦畫展取得成功時，高興遠多於嫉妒，心無怨恨地想到自己沒有這樣幸運的開端。他由此想了開去，“事業也好，婚姻也好，甚至國家，開端不利就永遠無法彌補：重歸正軌真是太難了”。此時的他已經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一係列他並不想卷入的事件，並從掃德和他母親那裏探知了暗殺事件的真相：德·格魯特的一些信件的底本表明，他正在向英國首相和殖民大臣反映巴勒斯坦地區的實情，指出多數猶太人並不支持猶太複國主義運動，而且馬上要去倫敦麵談；混入警察隊伍的猶太複國主義者殺害了他，然後嫁禍於阿拉伯人。此刻，他手裏握有重要證據，想到更多的其實不是自己的事業和婚姻，而是巴勒斯坦以及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的未來。他有足夠的理由為將來的巴勒斯坦地區的新國家擔心：武器走私犯弗蘭姆金那樣的人創下的基業會不會使得“重歸正軌”更難？目的正當，手段就可以不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