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文人之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為代表，稱“清初三大家”。侯方域以才氣見長，文章學韓愈、歐陽修，馳騁縱橫，富有氣勢。魏禧認為“文所以可傳，中必有物”，文章以見識議論為主，淩厲雄傑，感慨激昂。汪琬主張辭義明了，合乎經旨，為文疏暢條達，簡潔明快，但才氣不足。另有王猷定、戴名世、邵長蘅等，也都以散文見稱。
清中葉的散文以“桐城派”古文影響最大。主要作家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
方苞為桐城派創始人，他提出“義法”的主張，“義”指內容，“法”指形式，要求形式為內容服務，內容與形式統一。但“義”的實際內容是與清王朝提倡的程、朱理學和封建倫理綱常相聯係的，目的是要使傳統古文更好地為封建統治服務。對於文章、寫作，提出尚簡去繁，語言純正典雅。他的散文文筆簡練雅潔，往往在淡泊中寄寓深沉的情感，開了清代古文的新麵貌。
劉大櫆認為“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論文偶記》），提出“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同上）。所以注重字句的推敲，以形成文章的抑揚頓挫，激昂舒緩，更好地表達思想感情。這種由音節求神氣的見解，對散文藝術理論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姚鼐主張合義理、考據、辭章而為一，並提出要從“格律聲色”中求“神理氣味”，可看作是對劉大櫆理論之補充。他還提出陽剛、陰柔的風格理論，頗受後人推重。姚鼐的文章簡潔平淡，富有情韻。其山水遊記清新俊逸，如《登泰山記》等。
屬於桐城派或寫作傾向相近的作家還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桐城派一個支流陽湖派，以陽湖人惲敬、張惠言為代表。惲敬的散文受桐城派的影響，但又不滿於桐城派古文寫作的諸多清規戒律，主張綜兼各家之長，建立新的藝術風格，其文較有氣勢。張惠言學韓愈、歐陽修，好駢文，欲融駢文、散文之長而成一體，文章簡潔曉暢。
清中葉的駢文作家有胡天遊、杭世駿、洪亮吉和江中等。汪中成就較高，他的駢文“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感情強烈，有時不免流於傷感，《哀鹽船文》為其代表作。
鴉片戰爭前後，著名散文家如朱琦、龍啟瑞、吳敏樹、曾國藩等，都受到桐城派的影響。到以龔自珍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的文章出現，才開始了近代散文的新麵貌。
清代彈詞和鼓詞
彈詞和鼓詞是流行於不同地區的說唱相兼的曲藝形式。前者流行於南方，用三弦、琵琶伴奏，主要說唱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後者主要流行於北方，用鼓和三弦等樂器伴奏，主要說唱鐵馬金戈的戰爭故事。
說唱文學在我國有悠久的曆史，唐代的變文、宋代的陶真、涯詞、鼓子詞、諸宮調和元代的詞話，是說唱文學在各個時代的不同名稱。它們都在自己的曆史發展中豐富了我國說唱文學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繼承前代的藝術傳統，明清兩代的說唱文學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彈詞和鼓詞為主的各種說唱藝術出現了，同種說唱藝術的不同流派出現了，它們在同一城市中同時演出，藝人們互相競賽，互相揣摩，為了壓倒別人，不僅在演唱方麵有不少可貴的創造，而且在作品內容方麵也進行了加工和潤色，使之更加豐富和生動，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彈詞是由宋代的陶真和元代的詞話發展起來的。彈詞這一名稱最早見於田汝成在嘉靖26年（1547年）左右寫成的《西湖遊覽誌餘》中，原書卷20記杭州8月觀潮說：“其時優人百戲：擊球、關撲、魚鼓、彈詞，聲音鼎沸。”明代彈詞見於著錄確實可信者有兩部：嘉靖間梁辰魚的《江東廿一史彈詞》和明末清初陳忱的《續廿一支彈詞》，現均已散佚。今傳楊慎《廿一支彈詞》較梁著為早，故梁著別標“江東”二字以示區別。但楊慎的十字句與後來彈詞中有襯字的十字句不同，它不是彈詞，而是元代詞話的繼續，本名為《曆代史略十段錦詞話》，其書傳到江南才被易為今名。文人擬作皆在一種文藝流行民間以後，由此可以推知：彈詞的風行至遲當在明嘉靖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