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和《甲寅》是當時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一股複古思潮，是所謂“東方文化”派的組成部分，他們的出現反映了封建勢力在“五四”高潮過後對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反撲。此外，上海鴛蝴派的刊物、小報也曾猖狂一時。新文學戰線必須回擊他們，以鞏固文學革命的成果。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對於整個中國的政治生活，也對現代文學的發展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黨成立以後，在政治上促成了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在文化戰線，“那時，以共產黨的《向導周報》，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各地報紙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新文學和白話文。”建黨初期從事理論宣傳工作的一批共產黨員，還以《新青年》季刊、《中國青年》等為陣地，揭露《學衡》派是受歐化影響而帶一點資產階級性的封建士大夫文化，“是穿著西裝或者還掛十字架的‘康有為’。”揭露章士釗公然高唱複古，“現在索性赤條條的連西洋色彩也抹掉”，指出他已賣身給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段祺瑞。黨的刊物把《學衡》、《甲寅》放在整個“東方文化之複辟運動”逆流中，從政治實質上予以揭露，並號召思想界進步力量聯合起來，一致向他們進攻。
許多新文學報刊也都發表文章批駁《學衡》、《甲寅》的複古言論。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這兩個最大的社團，雖因文藝思想的差別而有著爭論，但他們與複古派的鬥爭是一致的。他們的刊物上都有重要的文章揭露、批判複古派的各種言論。魯迅站在新文學戰線的最前列，在《估〈學衡〉》中指出，與《學衡》派從學理上進行辯正，這是過於“拘迂”了，因為這些複古派人物“於舊文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於國粹也差得遠”。他的雜文“隨手拾來”，列舉了《學衡》派和章士釗做不通古文，用錯普通典故的例子，指出“倘說這是複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隻見得複古派的可憐，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布文言文的氣絕罷了。”
新文學戰線還對鴛蝴派進行了批判，文學研究會作家在這方麵做了較多的工作。由於文言文的深奧，使它很難在群眾中立足，但鴛蝴派的章回體小說形式通俗，在城市市民中擁有廣大讀者。新文學作家揭露此派小說對群眾的麻醉作用，是十分必要的。雖然他們那些黑幕、言情、偵探等作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是無法完全掃蕩的，但新文學戰線的批判、進步思想潮流的衝擊，也有可能對他們中某些人產生影響。
“五四”後鴛蝴派最有影響的作家張恨水，他的創作就表現了逐漸進步的趨向。張恨水，安徽省潛山縣人，1924年開始發表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1926年又開始發表《金粉世家》。這些小說用章回體形式，以言情為主幹，也常對軍閥統治下的上層社會的黑暗有所揭露，往往帶有“譴責小說”的色彩。他一生所寫中長篇小說約110部，3000萬字以上。到了抗戰後，他創作的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小說，顯示了進步的傾向。
在對封建複古派的鬥爭中，“五四”時期形成的新文化統一戰線內部各種成分的分歧、鬥爭，已經越發尖銳激烈了。胡適在當時思想戰線的論爭中，仍然發表一些批駁封建複古派的言論。但他一方麵指出章士釗“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堅持白話文學的產生“有曆史的根據，有時代的要求”等。另一方麵又大唱“整理國故”。整理中國幾千年來豐富的文化遺產，本是一項意義重大的任務，但胡適的“整理國故”卻與封建複古派的“保存國粹”含有相同的意思。他說古書中錯誤舛偽，佶屈聱牙，所在皆是，青年人不能讀懂，“即使‘國粹淪亡’，亦非青年之過，乃老先生們不整理之過。故欲免‘國粹淪亡’之禍，非整理國故，使一般青年能讀不可！”同時，他的“整理國故”又是為了引誘青年人“踱進研究室”、埋頭故紙堆，以脫離當前現實鬥爭。他在《愛國運動與求學》一文中，重新宣揚易卜生主義，說在這紛亂的時代，不要跟人家亂跑亂喊，隻有救出自己，埋頭造就自己，才算盡了愛國之責。這些言論是與他當時政治上逐步與封建勢力妥協的行動一致的。
這樣，圍繞著“整理國故”問題，新文學戰線內發生了一場鬥爭。魯迅和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的許多作家都反對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沈雁冰指出，提倡“整理國故”是一種倒退，“遂引起了複古運動”。針對胡適給青年學生開出《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以數量浩繁的書目引導學生鑽故紙堆，魯迅在回答《京報副刊》征詢青年必讀書時，提出少看或不看中國書。因為“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成仿吾也指出胡適打著“科學”的旗號，其實“他們的方法與態度，不外是承襲清時的考據家。”結果不外“增加一些更煩瑣的考據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