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黨的理論刊物也發表文章分析胡適的言行，一方麵認為應該聯合胡適向封建文化共同進攻，一方麵則對胡適的政治表現、他所宣揚的實驗主義和“整理國故”等主張給予嚴厲的批評。求實的《評胡適之的“新花樣”》，揭露胡適否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及提倡“好人政府”為軍閥張目，並指出他所號召的“閉門讀書”也就是曆年軍閥政府提出的“學生不應幹預政治”。鄧中夏也指出，胡適這些言行所造成的罪惡並不在章士釗之下。
新文學戰線分化的加劇，還表現在魯迅與陳西瀅的鬥爭上。陳西瀅（1896~1970），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現代評論》周刊主要作家之一。《現代評論》創刊於1924年12月，它是個綜合性刊物，但也是20世紀20年代中期出現的重要的新文學陣地。它在編輯方針上持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態度，既發表宣傳馬列主義、讚揚蘇聯的文字，也發表一些反蘇反共的文章。在“五卅”運動和北京的“女師大事件”、“三一八”慘案中，既有主持正義、揭露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支持進步學生的言論，也散布汙蔑學生、為軍閥開脫罪責的流言。在文化思想上，既發表批判《學衡》、《甲寅》乃至“整理國故”運動的文章，也發表胡適的《愛國運動與求學》。它發表過許多重要新文學作品，培育過一些新作家，是新月社作家的重要園地。除了聞一多、徐誌摩的詩歌，它還發表沈從文和淩叔華的許多小說。淩叔華，是20年代著名女小說家，出版過《花之寺》、《女人》等短篇集。魯迅認為“她恰和馮沉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這時期收在《花之寺》裏的那些短篇的女主人公，多出身於舊式家庭，有的還沒有受過新思潮的洗禮，她們也有種種苦悶，然而又都無力擺脫自己現在的生活環境。這些小說確使人看到了“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以及在風格上的一點閨氣。
陳西瀅是《現代評論》上“閑話”專欄的主要作者，後來結集為《西瀅閑話》。從這部散文集來看，大致上可以代表《現代評論》的傾向。他對軍閥混戰、政治腐敗的社會現實，常常表示不滿與憤怒，因而對群眾反帝反軍閥的鬥爭也曾有所同情。如他指出“五卅”慘案不是租界役吏的“個人的暴行”，而是“政治的問題”（《五卅慘案》、《幹著急》）；“三一八”慘案是軍閥“殘殺愛國民眾”（《文化的交流》）。在文化領域裏，他支持新文學和白話文，反對複古倒退，對胡適提倡“整理國故”也有惋惜的表示。但在女師大事件中，他站在章土釗、楊蔭榆一邊，在《粉刷茅廁》、《多數與少數》等文中汙蔑進步學生，攻擊支持學生的魯迅。“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他竟說學生之被慘殺，“群眾領袖”也要負“道義上的責任”，是他們把盲目的群眾引向“死地”。此外，他的一些《閑話》還流露了對人民群眾、對革命鬥爭的錯誤觀點。一部《閑話》非常典型地表現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兩麵性。魯迅對他在“女師大事件”和“三一八”慘案中表現的政治上的反動性，進行了有力的鬥爭，兩本《華蓋集》中的大量雜文，就是與陳西瀅等鬥爭的產物。魯迅說：“我的雜感集中，《華蓋集》及《續編》中文，雖大抵和個人鬥爭，但實為公仇，絕非私怨”。他在《我還不能“帶住”》中說：“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麵。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這段話概括了陳西瀅的手法，說明了對他進行鬥爭的意義。魯迅與陳西瀅的鬥爭，不是文藝論爭，而是政治鬥爭。從胡適的脫離《新青年》到陳西瀅的攻擊、誹謗學生運動，都說明新文學隊伍內不僅在文藝思想上，而且，在政治態度上都存在分歧，矛盾已越來越尖銳，預示著一個大分裂必將發生。
1928年，一場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的運動在中國開展起來了。這年1月，創造社的。創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發表麥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樹》，提出以牙還牙、以限還眼地對待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這在文藝上便是建立“無產階級文學”。同月，創造社新辦的《文化批判》雜誌創刊。在發刊詞中，他們引用了列寧的“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的語錄，並宣告“它將從事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的批判”，其中包括文藝的批判。創刊號上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便把魯迅、葉聖陶、鬱達夫、張資平都當做“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加以批判。蔣光慈、錢吉屯、孟超等新組成的太陽社，也在一月出版了《太陽月刊》。這個社團同樣以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為使命，發表許多倡導文章。此後，這兩個社團發表的重要的倡導文章有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蔣光慈的《關於革命文學》、錢杏郵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等。由此引起了一場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這是“五四”文學革命之後又一場文學大論爭，也是標誌著新文學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大運動。現代文學史上的“三十年代”，實是從此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