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28年，在新的形勢下，徐誌摩、陳西瀅等創辦了《新月》雜誌後，曾經是兼包並容的《現代評論》就結束了它的曆史。在魯迅與陳西瀅鬥爭過程中，語絲社的一些作家是站在魯迅一邊的。但就是語絲社作家，其思想也正在向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一方麵是魯迅思想的不斷進步，另一麵是周作人的日漸消沉。
在“女師大事件”、“三一八”慘案中與章士釗、陳西瀅等鬥爭的過程，也正是魯迅思想醞釀著大轉變的時期。他後來回顧自己思想發展狀況時說過，先是隻看到舊社會腐敗，但不知什麼是“新的”。“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1924年9月，他還在翻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1925年4月，他已給《蘇聯的文藝論戰》一書寫前言，稱譯者的工作“實在是最為有益的事”。他自己在1925、1926年間，也購置了多種有關蘇聯文學藝術的書籍，說明他正在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文藝觀。“三一八”慘案後，他結束了《野草》的寫作，不久離開北京，宣告“我已決定不再彷徨”。後來到了廣州，直接接觸到共產黨人。
從“三一八”慘案時讚歎群眾的英勇犧牲，到目睹共產黨人腳踏實地的艱苦奮鬥，魯迅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他比較多地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偉力，在《寫在〈墳〉後麵》中說，“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他在號召青年人創造“第三樣時代”的同時，便已認識到“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這都說明魯迅思想已由追求“精神界之戰士”，強調改造“國民性”，以批判的武器來改革社會，發展到重視武器的批判，並把廣大人民群眾看成改造社會的動力。他在社會曆史觀上，已非常接近馬列主義。因為有了這樣的思想準備，所以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廣州發生“四一五”大屠殺時，魯迅的思想就發生了突變。他後來回顧此時的思想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從此他拋棄了進化論，完全接受了馬列主義。
魯迅跟隨著中國革命的大潮流前進，終於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者，最重要是他具有“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精神。他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寧願犧牲自己的一切，因此，一旦發覺自己思想上的偏頗，也就能從善如流。盡管他也有過苦悶、彷徨，比起許多較為年輕的人，他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所經曆的痛苦更多，但他的心始終與最廣大的人民一起跳動；所以最終也是必然地要皈依馬列主義這個人民革命的唯一真理。反之，周作人未能跟上時代步伐，從根本上說並不在於他原先思想上存在著多少消極因素（如反對暴力的“新村”方案），而在於當他站在時代的前列時，並沒有把自己的全身心交給人民。魯迅看到自己的思想上也有“毒氣和鬼氣”，他憎惡它，想除去它，為此而嚴於解剖自己。
周作人說他的靈魂中有一個“叛徒”還有一個“隱士”，但他並不憎厭那“隱士”，絕不肯放棄自我所占有的這一角思想地盤。盡管他在文學革命中與魯迅一樣，都十分強調“思想革命”的意義；在那個時期，無論是與封建複古派鬥爭，還是在“女師大事件”、“三一八”慘案中，也與魯迅站在一起，發表不少有戰鬥力的文章；乃至當“四一二”政變發生後，他仍寫了《傳單抄本》、《滅赤報國》、《日本人的好意》等散文，抗議反動派屠殺人民的血腥暴行，讚揚革命者英勇獻身的精神。然而，在此同時，他那“隱士”的陰魂始終不散。1924年他曾籠而統之地認為政治鬥爭中並無是非，哪一派的話都靠不住。1925年他在《上下身》中，借人體的上下身無區別來反對封建的尊卑觀念，同時又引申出“睡覺、飲酒、喝茶也不是可以輕蔑的事。”於是《吃茶》、《談酒》之類頗有隱逸氣味的小品，接連而出。到了政治形勢逆轉後，他不斷消沉下去，終於連“隱士”的清高也守不住，滾入了敵人的懷抱。如果說胡適、陳西瀅等是一類人，他們已經與新文學陣線發生了公開的分歧、尖銳的衝突；那麼周作人和林語堂是另一類人，此時正在醞釀著即將到來的與新文學陣線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