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著共產主義者方向發展的作家，當然不止魯迅一人，而是一批人。早已是共產黨員的沈雁冰，據他自述是在1924年從思想上信仰馬列主義的。郭沫若也在1924年譯完了日本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後，宣告“我現在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這些自述都是十分重要的。人們不能僅僅依此證明他們從此便是個徹底的共產主義者，但他們的自我宣言至少表明從此信仰馬列主義，隻要不是半途而廢，以後便沿著馬列主義指引的道路前進了。
“五卅”運動後，在革命高潮中，許多作家受馬列主義影響，政治上日趨革命化。郭沫若、沈雁冰等先後參加實際革命工作，離開了文學戰線。乃至新月社的聞一多，也一度投身革命運動。
中國社會階級鬥爭不斷衝擊著作家的思想，新文學隊伍政治上的分化必然影響到文學的發展。胡適自從搞“整理國故”後，影響轉向學術界。通過《紅樓夢》研究等，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占了一大塊陣地。在文學創作方麵，新月社基本上代表了資產階級傾向，但隻在詩歌領域有較大影響。後來是“新月派”主要理論家的梁實秋，雖然已經在宣揚“藝術是為藝術而存在的”，“詩是貴族的，決不能令人人了解”等，但此時影響不大。比較起來，無產階級對新文學發展的影響要大於資產階級，這突出表現在革命文學主張的聲浪之擴展上。
早在1921年7月，便有人提出為了完成文學革命必得有革命文學的出現。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很重視宣傳工作。1923年6月，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季刊創刊宣言中，分析了中國當時的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指出中國革命與文學運動，“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1925年中共四大的《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指出，“在知識界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見地傳布無產階級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在文學方麵，1923年後就有一批共產黨員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學的主張。如鄧中夏、惲代英、瞿秋白、蔣光赤、李求實等。稍後，沈雁冰、郭沫若、魯迅也都就革命文學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1924年後，各地還出現一些提倡革命文學的社團，最重要的是蔣光赤、沈澤民等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為陣地的春雷社。它比“五四”後著名的文學社團，出現較晚，一時影響也不很大，但這種帶有鮮明革命傾向的社團的出現，恰恰說明了新文學運動中無產階級影響正在逐漸擴大。
從事實際革命工作主要是宣傳工作的共產黨員，最早較為係統地提出了黨對文學藝術的見解。他們除了一般論述文藝是生活的反映、文藝的上層建築性質等基本理論之外，最主要的是提出文藝與革命的關係。如鄧中夏認為文學是“警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氣”的“最有效用的工具”，因此要“以文學為工具”，來為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運動服務。
為此，首先在題材上，他認為“須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須多作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要徹底暴露黑暗地獄般的社會現實。蔣光赤甚至說：“誰個能夠將現在社會的缺點、罪惡、黑暗……痛痛快快地寫將出來，誰個能夠高喊著人們向這缺點、罪惡、黑暗……奮鬥，則他就是革命的文學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學。”
其次，便是提出作家需有革命的感情。惲代英認為“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會有革命文學。”因此，“倘若你希望做一個革命文學家，你第一件事要投身於革命事業，培養你的革命的感情。”因此，他們號召文學青年到工農中去。除此之外，他們還努力介紹國際無產階級文學的發展情況，如瞿秋白的《赤俄新文藝時代的第一燕》、蔣光赤的《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沈雁冰的《論無產階級藝術》等。他們也簡略地提到創造無產階級文化的問題，如蔣光赤在《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中據“人類的精神生活由其物質生活而定”的理論，指出“因為社會中有階級的差別，文化亦隨之而含有階級性。”從而提出創造無產階級文化的任務。瞿秋白也提到“真正的平民隻是無產階級，真正的文化隻是無產階級的文化。”
到了1926年，郭沫若寫了《革命與文學》，提出作家是階級的代言人，“無產階級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學家早點醒出來，無產階級的苦悶要望革命文學家實寫出來，要這樣才是我們現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學。”他號召作家“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你們要曉得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1926年12月，《中國青年》刊登了劉一聲翻譯的列寧的《論黨的出版物與文學》（今譯《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為提倡革命文學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導。初期的革命文學主張中，存在著一些幼年期難以避免的簡單化，例如隻強調文學作為政治的“工具”，而有意無意地貶低文學的價值，甚至認為文學如八股一般無用。這樣，在批評“五四”後新文學作品的缺點時，便出現一概否定的傾向，把新文學比做“好個荒涼的沙漠，無邊無際的”。對新文學作品在取代封建舊文學上的豐功偉績估計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