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絕對化傾向亦已見端倪，郭沫若在《革命與文學》中說：你站在壓迫階級一邊，你當然就反對革命，那麼做出來的文學自然是反革命文學；你站在被壓迫階級一邊，你當然會讚成革命，那你做出來的自然是革命文學，“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知道文學的這個公名中包含著兩個範疇：一個是革命的文學，一個是反革命的文學。”這表現了“非此即彼”的簡單化傾向。此外，在霍秋白、蔣光赤的文章中還有弗裏契《藝術社會學》的機械論影響存在。這些在後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都有更鮮明的表現。
這個時期在黨所領導的工農運動中，產生了最初的工農革命群眾的創作。安源煤礦罷工中的《勞工記》、“二七”罷工中的《頸上血》、上海工人起義中的《天不怕、地不怕》和廣東海陸豐等地農民運動中的革命歌謠的出現，說明工農群眾開始參加新文學的創作。這些作品當然應屬於革命文學之列，但當時這隻是萌芽狀態的東西。在提倡革命文學的人中，蔣光赤這時創作較多，除了詩集《哀中國》以外，在1925年出版中篇小說《少年漂泊者》，1926年創作《鴨綠江上》等短篇。這些創作是對自己主張的實踐，故可以看出革命文學的雛形。
中篇小說《少年漂泊者》是蔣光赤此時的重要作品。主人公汪中出身貧苦農民之家，雙親被地主害死，他隻身漂流在外，做過書童、茶役、店員、乞丐，參加過“二七”大罷工，坐過監獄，最後投奔革命。
通過這些經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辛亥革命後至北伐戰爭前的中國社會現實，可以說是蔣光赤小說中現實成分較強的一篇。但對汪中經曆的種種生活，寫得都不深。作品是書信體的，用第一人稱表述。作者借汪中之口說：“一個人當萬感叢集的時候，總想找一個人訴一訴衷曲，訴了之後才覺舒服些”。這為求一快的情感宣泄，使作品染上濃重的主觀色彩。書中插入了不太現實的戀愛故事，以及表現汪中在失去雙親後實行瘋狂報複的幻覺，這些都使作品具有浪漫主義的氣息。這一點，到了短篇集《鴨綠江上》就更加強了。這個集子中寫得最好的《鴨綠江上》，類似郭沫若的《牧羊哀話》，借朝鮮貴族後裔受日本占領者的迫害，以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罪行，把愛國的題材與纏綿的愛情故事相糅合。
這些作品表現了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強烈憤恨情緒，揭露了他們的罪惡，給一些主人公安排了革命的歸宿；但情節多有編造的痕跡，又多主觀地攙以愛情的內容，因而現實主義不很充分。
1927年4月，當上海工人起義勝利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蔣光赤懷著高度的政治熱情完成了反映這次武裝起義的中篇小說《短褲黨》。這部小說描寫北洋軍閥在上海的血腥統治，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總罷工並轉變到武裝起義的過程，描寫第二次起義的發動、失敗和失敗後再接再厲的鬥爭。這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表現黨領導下工人武裝鬥爭的小說。正如作者在《寫在本書的前麵》中說的：“本書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證據，就是有粗糙的地方，可是也自有其相當的意義。”小說還描寫了不顧個人健康和安危，關懷著起義的黨的領導者楊直夫；忘我地從事工人運動，“簡直是專門為革命而生”的史兆炎；還有急切要求革命，對黨忠誠，不怕犧牲的工人黨員李金貴等。這些形象都還沒有達到性格化，但作為最早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幾個共產黨人形象，仍然是值得肯定的。這部小說也流露著明顯的小資產階級情緒，這特別集中地表現在黨員女工邢翠英身上。她是李金貴的妻子，當李犧牲後，她產生了瘋狂的變態心理，竟背著組織隻身懷刀衝入警署，以個人恐怖手段為丈夫複仇，結果輕率地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短褲黨》是新文學發展第一期帶終結性的一部作品，它是新文學經過幾年的彷徨、鬥爭、分化後最終結出的果，它體現著新文學主流的發展趨勢。《短褲黨》對下一時期的文學又帶有開啟性，它身上已經出現了後來初期無產階級文學所具有的主要優點與缺點。新文學踏著《短褲黨》邁入了第2個發展時期。
1927年發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中國政局發生了極大的動蕩。轟轟烈烈向前發展的大革命慘遭失敗，千百萬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人頭落地。中國進入了一個空前黑暗的曆史時期，即由北洋軍閥的統治轉為蔣介石的法西斯專政時期。在大革命高潮中，許多作家投筆從戎，因而革命文學未形成一個廣泛的運動。而在這時，許多人從實際鬥爭崗位上又回到文學戰線來了。但是由於革命的失敗，也一度造成了新文學隊伍的思想混亂。有的人叛變，有的人動搖，有的人出於對蔣介石的屠殺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慨，產生了急躁、盲動的情緒。這些當然也會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匿居上海的沈雁冰開始寫作《蝕》三部曲，蔣光赤在“寧漢合流”後，寫了《野祭》、《菊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