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藝術上講求“俗”和“白”。“俗”當指的是描寫普通的日常生活，寫風俗、民俗，他的許多小說因此具有濃鬱的市井風味和北京地方色彩。他認為創作的最主要任務是塑造好人物形象，而他的人物幾乎都是活動在非常平凡的生活中的。茅盾總要設計些緊張的情節來表現他的人物，如吳蓀甫投身於公債場的驚濤駭浪中，連老通寶這樣普通農民的養蠶生涯竟也帶著某種程度的冒險性。而老舍卻是從容不迫地在起居飲食中來表現人物。祥子和虎妞的關係是《駱駝祥子》中最富於情節生動性的部分，也離不開柴米油鹽、生老病死、家長裏短的描寫。短篇《斷魂槍》因為寫拳師的生活，多少帶著一種神秘的氣氛，裏頭還有賣藝比武的場麵，但也還是在人物交往中用三言兩語的交談，把人物樹起來了。
魯迅之後，小說創作重在日常生活中寫人的一派中，老舍的作品是十分傑出的。所謂“白”，當指語言的樸實，特別是要運用群眾的口語，使作品有一種淺淡的顏色。老舍曾經有意地不用知識分子的語氣語彙，而專用群眾口語，他要看看群眾語言是否也能充分地描情狀物，表達意思。他的實踐是成功的，地道的北京地區的群眾口語，比一般化的知識分子的語言更能生動地表現北京市民生活。尤其是那些以第一人稱寫的小說，如《我這一輩子》、《柳家大院》等，那一口純熟的北京口語，對形成老舍小說特有的“京味”起了很大作用。自從魯迅等“五四”時期的作家開辟了現代白話文學以來，在推進白話文的發展上，老舍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當20世紀30年代創作中歐化觀象還相當普遍時，老舍卻在口語化的實踐中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實在難能可貴。他和20世紀30年代的趙樹理，一個運用市民的口語，一個運用農民的口語，都達到了爐火純青。兩峰並峙，是現代最傑出的一對語言大師。“俗”和“白”，是老舍藝術上有特色的部分，歸根到底，在於他對北京人民生活和語言的熟悉。
20世紀30年代還有一位以長篇小說著稱，但風格上大異於老舍的，是巴金。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省成都市人，出身於一個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在這個家庭裏“有將近20個的長輩，有30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40~50個男女仆人。”巴金說他“從小就愛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間長大的。”這使他有可能從受欺壓者的眼光來看自己的家。“五四”運動後，他從《新青年》等雜誌中接受了反帝反封建思想，對家庭產生了叛逆的心理。後來在《我的幼年》（收於《憶》）中，他說：“這個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成了一個專製的王國。……許多可愛的青年的生命在虛偽的禮教的囚籠裏掙紮、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於滅亡”。“憎恨的苗子是在我的心上發芽生葉根了。”因為自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對封建階級的黑暗腐朽看得格外真切，一旦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便可能比較堅決地背叛家庭，開始追求新的光明的路。
1922年巴金離家到南京讀書，1927年赴法國留學。當巴金開始追求真理的時候，他被無政府主義思想所吸引。他讀了克魯帕特金的《告少年書》，廖抗夫的描寫無政府主義者拋棄愛情在暗殺總督時犧牲的劇本《夜未央》。對封建主義的強烈不滿，要求掃蕩一切黑暗事物的心理，便與反抗一切國家、權力、專政，主張絕對自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一拍即合。巴金當時接受無政府主義，其實與魯迅、郭沫若等曾經接受尼采的思想是一樣的。當時他不加選擇也不善選擇地抓起了這思想武器，投向他所憎恨的封建主義。他到了法國後，又受法國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思想的影響，特別因為讀了《往事與隨想》，受到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赫爾岑的深刻影響。由於這些思想經曆，巴金的創作的獨特性首先便是那激進的態度。巴金的作品多是對不合理社會現實的控訴、討伐。有人認為學生要去讀書，不要滿街搖旗呐喊。巴金則認為不僅書可以不讀，就是生命也可以不要，隻要是為了摧毀萬惡的舊製度。他以《激流》三部曲奠定了自己的文學地位，其實他所有作品都可以說是激流，連他自己也可以說是激流，一股奮不顧身地向舊製度的堤壩衝去的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