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收1930~1931年的雜文。魯迅自認為“我的文章，也許是《二心集》中比較鋒利”。1932年和1933年的部分雜文收於《南腔北調集》。這兩部集子是反文化“圍剿”的產物。其中包括揭露國民黨反革命的文化“圍剿”的《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紀念被害的“左聯”五烈士的《為了忘卻的紀念》。還包括給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觀點以致命的一擊的許多戰鬥雜文。
林語堂創辦《論語》雜誌，提倡“幽默”、“閑適”的小品。魯迅在1932年作《“論語一年”》、《小品文的危機》，不僅批評了林語堂的錯誤，而且對整個散文的發展得以堅持正確方向，起了重要作用。當時“左聯”初建，清理從倡導運動以來左翼作家隊伍內部的思想，以提高認識，克服左右搖擺的偏向，使左翼文藝運動健康發展，是刻不容緩的任務。魯迅的《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上海文藝之一瞥》、《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等，都是針對“左聯”實際，深入剖析，中理切綮，如晨鍾暮鼓，令人警醒。
“九一八”後，國民黨反動派對外實行不抵抗主義，對內加緊鎮壓人民革命。魯迅有相當數量的雜文，如《“友邦驚詫”論》等，極有力地揭露或諷刺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這兩個集子中還包含一些魯迅總結自己創作經驗和指導青年作家的重要文章。
1933年，魯迅在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發表許多短小精悍的雜文，上半年所作，多收在《偽自由書》中。此集大量的是時事評論，包括著名的揭露國民黨政府投降日寇的《中國人的生命圈》、《文章與題目》等等。由於國民黨的壓迫，5月下旬《自由談》的編者不得不“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魯迅乃以隱蔽的手法，並不斷變換筆名，繼續發表雜文。下半年的便集為《準風月談》。又將1934年在《自由談》以及《太白》、《動向》等報刊上發的雜文，編了《花邊文學》。這兩個集子中除時事評論，如《華德焚書異同論》等之外，大量雜文是對當時文化戰線的批評。《偶成》諷刺國民黨文化“圍剿”的破產。《二醜藝術》、《幫閑法發隱》等揭露幫閑文人的反動實質。《“感舊”以後》等批評文化界的倒退現象。《由聾而啞》、《關於翻譯》等提出從國外運輸精神食糧，擴大眼界，以救淺陋等極精辟的意見。在《趨時和複古》中批評右的後退，在《水性》、《徹底的底子》中又反對“左”的急躁冒進。這些都是魯迅為文化戰線上堅持兩條戰線鬥爭所做的努力。另外還有許多屬於社會評論、思想評論的雜文，如《“吃白相飯”》、《外國也有》等，但同時都與揭露國民黨的反動麵目相連，所以同時也是極有力的政治評論。
魯迅生命的最後3年裏，寫了《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和《且介亭雜文末編》。最後一本是魯迅逝世後由許廣平編輯出版的。這3本集子堪稱魯迅雜文的壓卷之作，其中包括雜感、短論、隨筆、書信、序引、回憶散文，乃至墓誌碑文等十分多樣的形式。在民族危亡關頭，魯迅在《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和一些講清代文字獄的雜文中，運用曆史事實，反複地揭示侵略者的“王道”的實質，也揭露了投降派的嘴臉和下場。在《寫於深夜裏》等文中繼續抨擊國民黨鎮壓人民的罪行。魯迅仍然以很大的精力關心著文藝界，一批重要的文藝論如《論“舊形式的采用”》、《拿來主義》、《門外文談》、《什麼是“諷刺”》等，提出了對新文學的發展有重要意義的精到的見解。
他熱心獎掖後進，為葉紫、殷夫、蕭軍、肖紅等許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寫的序，既是觀點精辟的文藝論，又是文詞精彩的散文。而對文壇上那些黑暗和混亂的現象，在《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文壇三戶》、《從幫忙到扯淡》、《隱士》諸文中，做了鞭辟入裏的剖析，使問題廓清明朗。繼1933年批評有人提倡學《莊子》、《文選》，引導青年脫離現實的錯誤傾向之後，1934年，又針對“京派”與“海派”之爭，指出“幫閑文人”與“幫忙文人”在本質上的一致。1935年魯迅連寫7篇論“文人相輕”的雜文，反對以此為口實混淆是非，主張愛憎分明，明辨曲直。又在八節《“題未定”草》中，批評了某些文人的“西崽相”，並以曆史材料為實例，申述了正確評判是非、分析問題的原則，從為人到作文，都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他自己在一些回憶散文，如《憶劉半農君》、《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對人物評價嚴正通達，是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評析問題的楷模。
這幾本集子中有許多社會批評，反映了魯迅具有深邃的目光、洞見幽微之力，在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中，發掘出令人震動的社會問題。他的社會評論涉及婦女、兒童、青年、家庭、社會教育、社會心理、道德、風習、讀書、語言文字、曆史等極廣泛的問題，產生《論人言可畏》、《幾乎無事的悲劇》等一批振聵發聾、蕩俗滌塵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