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是議論性的散文，它不可能像小說那樣形象地描繪現實。但它對現實發表評論時，不但也要對評論的對象有所描摹，而且還可以直接地進行分析，發表自己的見解。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的雜文也在極大的廣度和深度上，反映了特定時期的中國社會麵貌，他是一個高等的畫師。從他的20世紀30年代的雜文中，人們看到大革命失敗後到抗戰爆發前夕的中國社會的政治變動，特別是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鬥爭，也看到社會生活中的種種思想動向、人情世態。一方麵他堅持清醒的現實主義，“論時事不留麵子，砭錮弊常取類型”；另一方麵，在雜文寫作中照樣做到“開掘要深”，以馬列主義的銳利眼光，深深射入生活的底蘊，從他畫出的那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中，確也挖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靈魂”。他常常聯係曆史來評論現實，做“挖祖墳”的工作，這也更加深了他的雜文的“開掘”深度。就每一篇雜文而言，所評述的多是具體的、細小的，有的似乎是極平常的，但是合在一起，卻是相當完整的社會形象。這就是魯迅自己所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現代散文中，象魯迅雜文這樣廣泛深刻地反映舊中國社會麵貌的，找不出第二個。
魯迅雜文因為直接地表達作家對社會現實的見解、態度，因此也有一個極鮮明的議論主人公的形象。透過雜文顯現出的是一位不屈不撓地與舊勢力戰鬥到生命最後一刻，始終堅持“韌性戰鬥”的革命者形象。他發揚“打落水狗”的精神，告誡自己的夥伴：敵人能叫我們妥協，他們自己是絕不妥協的。他更反對在舊勢力麵前低眉順眼、唯唯諾諾，認為“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絕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就是沒出息。”（《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他的雜文表現了極鮮明的愛憎。一麵是主張對敵人要“無毒不丈夫”，連白眼也不給的極度的輕蔑，如他在《女吊》中讚美被欺壓者的複仇精神，在《死》中表示對敵人至死也不寬容。這些都典型地表現了那種毫無奴顏媚骨的硬骨頭精神。
另一方麵，對人民大眾，對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則表示深摯的熱愛之情。麵對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撥，他堅定地回答：引共產黨人為同誌，這是自以為光榮的。對廣大婦女、兒童的命運和青年的成長的關切，在他的雜文中處處可見。對自己隊伍中的同誌，也常有心切語重的忠告與批評。這一切綜合起來，鮮明地體現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性格或魯迅精神。
因為在雜文中直接表示對現實和曆史的見解，因而其中必然包含了魯迅的豐富的社會經驗。這是他留給後人的極寶貴的精神財富。例如對於反動階級的本質的認識，對舊社會“國民性”的解剖和思想革命意義的深刻闡發，對中國知識分子隊伍特性的揭示等等，往往表現出他高人一等的眼力。當某些好心的書呆子看到蔣介石屠殺革命人民而驚呼“殺錯了人”時，魯迅在《“殺錯了人”異議》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反動派沒有殺錯人，倒是我們有些人看錯了人。《青年與老子》從曆史和現實中雜取一些故事，固然是抨擊了無恥叛徒；然而他揭出“青年”利用“老子”的規律，是曆來許多野心家、兩麵派所共有，至今沒有過時，令人驚歎魯迅的銳敏。至於在發展革命文藝方麵，他從實際所總結出的理論，更是十分豐富的。
20世紀30年代魯迅已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者，他的雜文在思想高度上和色調上便與“五四”和20世紀20年代期間的有所不同。例如同樣都注重人民群眾中各種落後思想的剖析，此時則指出群眾的某些愚昧與麻木乃是統治者的“治績”（《沙》），說明其根源在於統治思想的侵蝕。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指出，如說全體中國人都沒有自信力是荒謬的，歌頌了古往今來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民族脊梁。他這時仍不斷遇到革命隊伍的分化，再也沒有過去看到有人高升、有人退隱時那種苦悶、彷徨；而是認為在革命進程中這是必然現象，一些動搖者離開了，隊伍倒愈見精銳（《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由於已經置身於代表著未來與希望的階級的行列，即使在極惡劣的環境中，他對前途也充滿信心。同是紀念戰死者，《紀念劉和珍君》和《為了忘卻的紀念》，都寫得激憤不平，但後者在悲憤中不再有重壓之感，而是藐視貌似強大的反動派，莊嚴地宣告將來總有再說起他們的一天！在對複雜現象的評論中，運用辯證的觀點，時見精辟見解的閃光，沒有片麵性。善於具體分析問題，更是此時魯迅雜文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