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對如何開展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證經濟工作的順利進行，認識不清，困惑無策，軟弱無力。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主題，黨委工作隻能處於服務服從的位置。上述這些情況，反映了企業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弱化和混亂。”
胡啟立說：“袁廠長，請你站在全局的角度，說說如何扭轉這種思想政治工作被淡化的局麵？”
袁勤生沉思了一下，說：“我認為，我們現在搞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們的基本原則。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的特定優勢，是黨帶領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得，實現黨的宗旨目標的根本保證，現在我們要逐步建設法治社會，應該為思想政治工作立法。”
胡啟立說：“為思想政治工作立法，說得好呀！”
受到鼓勵的袁勤生此時似乎興奮起來，說：“我主要說說為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立法。我認為，市場經濟就是法製經濟。這種經濟，有隻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機製。同時還有另一隻看不見的手，那就是倫理原則和道德觀念。過去我們都認為對市場機製的立法是必要的，但解決倫理原則和道德觀念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立法也是不可少的。這是因為物質和精神永遠是人類文明進步這架天平的兩端，‘合則齊美，離則兩傷’，缺少哪一方麵，人類文明都將是殘缺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所以被視作‘軟’任務，因它不像經濟工作那樣可以直觀、及時地看到成效。隻因為它的‘軟’，才需要加以硬化。比如對企業職工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進行‘四有’教育，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進行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以及一切有利於企業發展的教育，是一項十分莊嚴神聖的任務，不應視為可有可無。對從事這方麵工作的部門和同誌的待遇，也應與行政部門一視同仁。而這些都需要提高到法律、製度的層次，強製實施。如今，出現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開展不佳的局麵，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些領導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一方針置於腦後，認為搞好現代企業，主要靠法人代表，靠生產經營決策者；搞好企業的動力不是工人階級。在這種錯誤思想的支配下，出現了以股東會代替職代會的現象，工會也形同虛設。有些企業對黨務政工機構和人員作出不適當的調整、撤並和裁減，甚至有些企業將老弱人員充入黨務政工機構。此外，隨著黨政‘一肩挑’的無限擴展，大批兼職黨務政工幹部兼而不管，導致一些企業的黨務政工幹部活動少、作用小，思想政治工作滯後，嚴重影響了企業職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戰鬥力。所以，我們必須從法律的角度，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胡啟立說：“你說得好，我回去以後，一定將你的意見進行轉達。”
時隔6年後的1999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幹意見》。《意見》開宗明義地指出：“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我們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全部曆史證明，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緊密結合新的曆史條件，充分發揮黨的這一政治優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
和劉雲山對話
劉雲山：“我請你到北京做報告。”
1995年10月17日，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劉雲山，到江蘇省張家港市主持全國首次精神文明建設經驗交流會時，路過常熟作短暫停留。在虞山飯店會客室裏，常熟市委、市政府幾位領導正準備向劉副部長彙報工作，可劉副部長提出先和常熟的農民思想家袁勤生見見麵、談談話，秘書馬上一個電話打到江南儀表廠，於是袁勤生和劉雲山就有了一段比較精彩的對話。關於他倆的那段對話，1997年出版的《中國作家》雜誌（增刊）曾發表呂夫先生的文章《江南驕子探思錄——記農民思想家袁勤生》（責任編輯還是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何建明），其中專門有一節對此進行詳細描述，題為“劉部長給袁勤生半小時，要他談談思想。可是袁勤生嫌時間太少，講不清問題。聽了袁勤生一席話，劉部長意猶未盡，想請他到北京做報告。可是袁勤生說：我是‘農民起義’，要進京還得更上一層樓。”現節錄如下——劉雲山認準進門的矮個子中年人就是袁勤生，稍一打量，不加寒暄，就開門見山地說：“我給你半個小時，請你談談最近在思考些什麼？”
在座的領導聽了部長的話，忙向老袁遞眼色，目光中頗多鼓勵和催促，希望他抓緊時間彙報。首長的時間寶貴呀！哪知，不知天高地厚慣了的袁勤生，卻不慌不忙地喝了口茶，和部長討價還價起來。他用生硬的普通話半開玩笑說：“你是中央的大官，我是地方上最基層的小官。今天你給我半個小時彙報，應該說是很看得起我了。但半個小時講不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