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場虛驚，袁勤生笑了：自己的普通話確實太差勁，半個小時的彙報，都由陪同的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王霞林作翻譯。他說：“我是農民，當年洪秀全‘金田起義’攻占了南京。至於我嘛，能不能到北京，還得努力，還要改造自己，更上一層樓”。
和張思卿對話
張思卿：“‘兩勞’人員重複犯罪率應該下降。”
1990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思卿，由江蘇省、蘇州市檢察機關的領導陪同，來到江南儀表廠考察訪問。
這位20世紀50年代初期就從事檢察工作，1998年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2008年12月任中國檢察官協會名譽會長的最高檢察官，聽了袁勤生關於企業管理和改革的彙報，特別是聽了袁勤生“不開除一個職工”的論述後，十分欣賞地說：“你這樣做，不把矛盾推到社會上，對社會的安定團結是大有好處的。”
袁勤生說：“社會主義的企業，應該有雙重任務，一是生產合格的優質的產品，二是培育遵紀守法的合格人才和高素質的優秀人才。
生產合格和優質產品，絕對控製劣質品投放市場，這是起碼的職業道德；培育遵紀守法的合格人才和高素質的優秀人才，絕對不能向社會推出消極後進的人員，這是對社會負責任的表現。這是社會主義企業區別於資本主義企業的明顯標誌。”
張思卿說：“一個社會主義企業的企業家，都應該像你這樣，不光追求經濟效益，還應重視社會效益，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袁勤生說：“在企業管理中，我們注意防止各種矛盾的激化，重視社會的安定團結。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不解之仇的結成，往往都是從微不足道的小事開始的。因此根據防微杜漸的原則，我們努力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狀態。有一次，我廠一位車間幹部與一個青工在工作上發生爭執，這個幹部罵了對方一聲‘小賊’，剛巧這個青工以前有小偷小摸的劣跡，這樣就揭到這個青工的痛處，使他頓時惱怒起來，於是雙方大打出手。為了使職工之間的矛盾減少並得到及時處理，我們在修訂廠規廠紀時，特地增加了‘不準惡語傷人’的條文。要求全廠職工不管在何種場合，都不能使用諸如‘賊’、‘強盜’等惡語，更不能用一種指桑罵槐的暗語揭別人的短處、痛處，或者用誣陷中傷的語言激怒對方。俗話說，‘良言一句三九暖，惡語傷人六月寒。’由此，企業中逐步形成文明交流的良好風氣。此外，我們感到醉酒後容易肇事，提出了‘不準酗酒’的規定。兩個人打架，很難分清誰先動手和晚動手，而且晚動手者往往比先動手的要重，因此又提出對方動拳腳，隻要在白天有旁人在場一律不準還手的規定……”
張思卿說：“你做得對，社會的安定團結，必須從基層抓起。我回去以後，要讓有關部門前來好好地總結一下你們在這方麵的寶貴經驗……”
袁勤生說：“經驗談不上，隻是做了一些具體的工作。現在，社會治安越發嚴重，不時地聽到哪裏發生搶劫，哪裏出現殺人，為此，各地經常開展嚴打活動，尤其是你們檢察機關，堅持‘嚴格執法、狠抓辦案’的方針，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聲勢很大。”
張思卿笑笑，說：“是的，社會治安問題已經引起中央領導同誌的重視。‘嚴打’是為了解決一定時期中突出的社會治安問題。”
袁勤生說：“張檢察長，你是‘嚴打’總司令，我對此有一點不同看法。我認為嚴打是必要的，矯枉過正嘛，壓壓那些歹徒的囂張氣焰，而且在前一階段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我覺得嚴打不應該是一種常態行為，如果是經常性‘嚴打’就會變得習以為常，對犯罪分子就起不到威懾作用，那就失去了嚴打的意義。”
張思卿說：“是的，‘嚴打’絕非長遠之計。”
袁勤生又說：“我覺得，解決社會的治安問題是全社會應該重視的一項艱巨的係統工程，涉及政治、經濟、行政、教育、文化等方方麵麵，應該綜合治理，依靠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麵的力量，才能預防犯罪，懲罰犯罪，改造罪犯，教育挽救失足者，達到維護社會治安，保障人民幸福生活，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目的。‘嚴打’以後，要著重對犯罪分子進行教育改造，不能‘打’時大張旗鼓，‘打’完就偃旗息鼓。我覺得，打擊犯罪分子是重要的不可或缺工作，教育和改造犯罪分子同樣是一項重要的不可或缺工作。現在，有前科的人重複犯罪率很高，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有些人‘二進宮’、‘三進宮’，破罐子破摔，有人說這是本性難易。我始終不能接受這種說法。不是說，人之初性本善嗎？人的劣根性是不存在的。
通過勞教，要讓犯罪人員感恩，不僅監獄幹警要努力，而且全社會都要形成尊重刑釋人員的氛圍。對此，黨和政府在相關政策中要給予明確，要求全社會消除對刑釋人員的一切歧視，在諸如入團、入黨，選舉人民代表，評選勞模，各種獎勵及一切社會表彰活動中，真正地與正常人一視同仁。從長遠的觀點看，對社會治安應該確立一個目標，即每年‘兩勞’（勞改、勞教）人員的重複犯罪率應該低於成年人犯罪的比率，這一點應成為我們共產黨人教育改造人的方向。如果做得好了，也體現了執政黨的治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