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的一些企業以往在做職工思想工作中存在著‘左’的和形式主義的東西，有的浮華虛偽，有的成了平均福利，有的成了增加生產成本、失去競爭能力的特殊負擔，因而蒼白無力，失去凝聚力。我們隻要分析一下現實情況就可以看到：一些壟斷性行業，盈利好的企業和國家包辦的單位，在這方麵的工作做得多一點，花的精力也不少，難道真的是由於職工思想宣傳工作的出色，而使這些企業產生了效益嗎？不是的，它們的效益不是公平競爭的結果，它們有錢搞形式主義，有專人去搞形式主義，如果照此下去，我敢直言，這些企業在壟斷優勢失掉進入公平競爭以後，這種東西反而會變成頑疾弊端，影響企業的競爭。”
龔育之說：“現在我國不是在申請加入世貿組織嗎？中國一旦加入世貿組織，市場將進一步開放，貿易和投資進入門檻也會逐步降低，國內企業會麵對更多國外企業的競爭，在市場競爭激烈程度增強的形勢下，我們的企業必須加快全方位的改革，包括對我們原有的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進行切實的改進和提高。”
袁勤生說：“我們搞改革這麼多年，思想工作的改革沒有很好地觸及，要麼搞形式主義這一套，要麼幹脆放棄這個武器。我認為，仍然照原來一套搞，它必然成為企業的累贅，削弱市場競爭能力。另一種更危險的傾向，目前已經十分嚴重，那就是：不少企業的領導已不再相信職工思想工作的作用，徹底地放棄了這個傳統的優勢，這等於我們在參與全球競爭中放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傳統優勢和唯一法寶，靠完全學習人家的經驗(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和人家競爭。這樣，要達到後來居上是不可能的。我認為，如果我們既學習借鑒人家的成功經驗，又保留改進和創新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那我們確立、製定趕上和超過人家的理想是有科學道理的，我們可理直氣壯地樹立在當今世界探索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建設前無古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好的，你說得很好，說下去。”鄭必堅鼓勵說。
“這隻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在你這個大理論家、大思想家麵前，我是‘班門弄斧’呀！”袁勤生想，人家當過胡耀邦的特別助理，有著很高很深的學養，我也不能太放肆了。
“你不要謙虛，你雖然在基層，但比上層一些人還看得遠，你盡管說，不要有什麼顧忌。”鄭必堅笑笑說，十分和藹可親。
袁勤生想，既然你讓我說，我就按自己的想法說下去了。
他說：“人民當家做主，職工是企業的主人，這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大的不談，我就講職工是企業的主人，真正意義上要做到這一點，既要傾聽職工意見，也不能做一般職工的尾巴。
我是廠長，用一句行話來講，是人民的公仆。我一直講我不是公仆，1989年5月31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專家，時任中央社科院副院長的鄭必堅和著名理論家、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龔育之一行，專程考察江南儀表廠。
也不是一般的主人。我們的廠長經理是主人的代表，是職工的代表，主要體現在管理上。其實，管是廠長權力的體現，理是廠長能力的反映。管是一種簡單勞動，諸如以權代管，以罰代管。理是一項細致、複雜的思想工作。諸如理好關係，如企業與職工、幹部、國家、社會各個方麵的關係，理順情緒，化解各種矛盾，理清思想。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各個領域各個方麵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如不切實地改進我們的‘理’，不在思想工作方麵創新，是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隻有大膽地改進、改變和改革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才能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正優勢，才能激勵大家滿懷信心地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龔育之說：“老袁，你說說你在企業中是如何做的？”
袁勤生說：“好的。我們在企業裏，實現了‘三個轉變’和‘一個結合’。思想政治工作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依靠組織號召逐步轉向積極的鼓勵和引導；從強製職工全體參加逐步轉向吸引人們自覺參與；從占用勞動時間開展逐步轉向占領業餘陣地進行。把職工思想工作與企業的經濟管理緊密地結合起來，滲透在一起。通過這種鮮活有力，全新感受的職工思想工作，達到最大限度地激發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和全麵提高職工的整體素質，實現企業生產和經濟工作的持續發展……”
不知不覺，袁勤生已彙報了兩個多小時，此時已快下午1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