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這個工人來到袁勤生的辦公室，耷拉著腦袋對袁勤生說：“袁廠長，我真對不起你，幹著這樣的好企業還不安心工作，你好好地批評我吧，今後在大會上可以把我作為不安心工作的反麵典型點名批評。”
袁勤生說：“你還不到‘七進七出’，我怎麼可以批評你呢？”
“我這次回來一定安心工作。我是得到教訓的，想富裕也不能急於求成。我也深深體會到，還是依靠集體保險，幹個體風險太大了。”他說。
這個工人回廠上班後，好多職工都責備他：“都像你這樣進進出出，工廠如何辦得成？還有發展嗎？”他深感內疚，紅著臉說：“我今後不論遇到什麼情況都決不離去，如果全廠職工都走，我也最後一個為工廠鎖大門。”
事實也真像他說的那樣，從此以後，這個工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生產上。全車間30多個工人，他經常第一個到廠，最後一個離去，工作踏踏實實，幹得相當出色。後來，袁勤生根據工作需要和他本人的愛好，調他到動力車間工作，他十分感動，對袁廠長說：“以前我對工廠沒有真心，現在領導調我到工廠的心髒——動力車間工作，將心比心，感到痛心，以後一定要為工廠出力。”
還有一位離廠的技術員。這名技術員在建廠初期參加過新產品的會戰，技術上有一手。1984年下半年，他申請離廠，去無錫一個漁村辦廠，生產與江南儀表廠相同的產品。但這位技術員不知道，即使產品質量過關，企業的興衰和它的經營道德、本身的聲譽都有關聯。結果幹了一年，產品銷不出去，被當初招聘他的那個漁村領導解雇。
這名技術員回來後，又到王莊鄉磚瓦廠辦儀表廠，結果由於人心不齊等多種原因而散夥。他情緒十分低落，一直賦閑在家。袁勤生了解到這位技術員的處境後，對他十分同情，便叫一位副廠長去透風，說工廠是不記仇的，雖然他的行為有損江南儀表廠的利益，不同於一般的離廠，但工廠的“七進七出”政策對他同樣適用。
這位技術員聽了十分感動，來廠找袁勤生，說：“我的教訓夠深刻的了，3年工資基本未拿到，如果在廠，按照他這樣的技術員，收入不會少。”袁勤生立即糾正他的說法，說：“我們廠不是缺少你這樣的技術員，我們是在落實‘七進七出’的政策，三年前你離廠時夠得上廠裏的技術員，現在技工學校為工廠培養了大批人才，像你這樣的技術員比比皆是。”
這位技術員說：“是的，工廠發展得很快，我離開後真的落後了。”他回廠後，樂於在普通崗位上工作，後來對企業的新產品開發作出了一定貢獻。
有位工人，在鈑金、車加工、鉗工和安裝管道等方麵有一手好技術，有一家鄉鎮企業曾“三顧茅廬”請他去工作，答應付月工資250元（這數額超出正常工資的4倍），還加600元責任田助耕費，但他一再謝絕。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死板”？他回答說：“在有貨幣的社會裏，金錢對每個人來說固然重要；但對一個有事業心的人來說，還有比金錢更重要的，這就是所處的環境。江南廠需要我，我更需要江南廠。”
允許“自由進出”帶來了“屢請不動心”的效果。
允許“自由進出”也給部分有市場意識的職工外出做生意壯了膽，撐了腰。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後代初，是江南儀表廠最興盛的時期，那時一般企業都不允許職工跳槽，但江南儀表廠在允許職工自由來去的政策鼓勵下，先後有20多名職工深知改革開放的時機已經到來，又看到當時常熟個體經商十分繁榮，紛紛提出離廠做生意，在沒有風險的“七進七出”寬鬆環境中，解除了做生意失敗不能回廠的顧慮，捷足先登去闖蕩江湖，抓住了改革初期不可多得的機遇。這部分人絕大部分成功了，躋入了先富起來的行列。如今，已有4名職工成為億萬富翁，10多名職工資產超千萬元。也有幾個女工，離廠後去常熟招商城做羊毛衫生意，由於經營不善，虧了老本，回廠後對人家說：“我不是做生意的料，還是安心打工度日，人家賺錢我不眼紅了，敲鑼賣糖，各幹一行。”
有一件事讓袁勤生感觸頗深。1997年，江南儀表廠臨時急用800萬元資金，在向銀行貸款之前，袁勤生首先想到了離廠後富起來的職工。他在半天內分別打電話給6名職工，就一下落實了全部資金。
令人感動的是，一位原江南廠職工，在借給江南廠300萬元資金中，僅有100萬元是短期存款，另外200萬元是尚未到期的銀行存單。這位職工為了不忘母廠培養了他，不忘袁廠長當年的恩情，提前支取銀行存款損失利息1.9萬元。袁勤生當時不好意思接受，可他對袁勤生說：“接到你電話後，我和愛人商量，一致認為，你袁廠長開口借錢，我們一定要盡力給，損失近2萬元利息是小事，如果當初沒有你‘七進七出’的政策，我也沒有離廠的勇氣，而且允許我們在市場上失敗後再回廠當職工，給我們吃了定心丸，我們才抓住了賺錢的好機會。現在有了錢不能忘恩，你永遠是我的領導。”
一番話，說得袁勤生熱淚盈眶。真是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中華民族的道德可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