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隆冬下了一晚上的大雪，冰天雪地，早晨上班騎自行車的職工一路跌跤，有劃破皮的，凍僵手的，濕透外衣的，然而全廠300多人沒有一個遲到一分鍾，廠領導對此十分感動。為此，袁勤生帶著副廠長等人，特地將熱騰騰的雀巢咖啡送進車間。職工們也感動了，有個工人一邊喝一邊熱淚盈眶地說：“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喝雀巢咖啡，真說不出是什麼味道！”還有一個工人說：“信任、關心，比什麼都重要！”
一批美國、日本客人要來江南廠參觀，上級保衛部門派人提前兩天找到袁勤生，要他把廠裏的職工排一排：哪些人屬於內控對象？
提醒他要多加注意，還嚴格規定了外賓參觀路線。袁勤生當場表態：
“我們廠裏沒有內控對象，職工都是工廠的主人，包括曆史上受過處分的勞改釋放的，都是主人中的一員。隻有讓職工們在外國人麵前感受到自己真正是工廠的主人，才不會作出有害工廠利益或有損國格的事來。”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袁勤生的話。那些年裏，聯合國開發組織、聯合國企業管理專家、聯合國亞太經濟高級顧問、美國康乃爾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東京女子大學、上智大學、成蹊大學、日本國際文化會館和智利、德國的社會學專家等大批外賓來到江南儀表廠參觀考察，都從未出現過一起不符合接待要求的意外，他們的文明禮儀，還受到了“洋人”們的高度讚賞。
這就是袁勤生，一個既講原則，又講執行中靈活性的廠長；一個注重細節、體貼關懷職工，把中華民族傳統中“將心比心”的美德融入企業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學者型企業家。
“罰款是管理工作中的暴政”
從20世紀80年代末起，社會上盛行經濟罰款風，大小事動輒罰款。似乎罰款是治理社會和企業的靈丹妙藥。隨地吐痰，罰款；亂拋髒物，罰款；遲到早退，罰款；出了次品，罰款；自行車放錯位置，罰款；公園裏踩踏草地，罰款……一個“罰”字，把人罰怕了。據報載，河南有一企業，職代會通過的獎罰條例有6款57條，還有株連罰款的措施，用罰款來替代管理。進入新世紀後，汽車行業在國內蓬勃發展，有關部門把罰款盯在汽車的行駛和停放上。有的甚至伏在路邊探測車速，弄得人不敢駕車行駛。
對此，袁勤生早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公共場所人員流動性大，要搞好管理工作，是否必用罰款的手段？他不敢苟同。在一企業裏人員固定，就大可不必用罰款這一手段。所以，他在到任江南儀表廠不久就明確這麼一條：在工廠內部管理中不搞經濟罰款。
為什麼不搞罰款？袁勤生的回答是，罰款至少有兩大弊病。第一，罰款會加深思想政治工作的難度。如果你對一個職工罰款，不僅讓他在企業中心情不愉快，產生壓抑感，而且會延伸到家庭。因為家庭經濟大多公開，其家屬肯定會知曉，這樣會造成家庭成員之間的不和。罰款以後，往往會增大幹群之間的矛盾，產生對立情緒，本來可以用和風細雨式的說服教育來解決的事，會處於僵持狀態。第二，罰款會逐步降低幹部素質，削弱企業基礎管理。他和組織部門的一位同誌開玩笑談過，如果提倡搞經濟罰款的話，組織部門今後任命幹部，不要考慮其學曆文憑和工作水平，隻要考慮這個人對人民幣數額大小是否分得清就行了。隻要詳細地製定罰款條例，上班遲到一分鍾罰幾元，曠工一天罰幾元，勞動紀律不遵守罰幾元，質量指標完不成罰幾元，違反文明生產製度罰多少元。所有內部管理都用鈔票來做輸贏，開個職工大會或發個文件宣布罰款規定，此後隻要照章收錢就可以了，不用幹其他事。即使有文憑、水平的人來從事這種組織管理工作，長期下去對細致的思想工作考慮少了，對複雜的企業基礎管理不去研究了，一切用罰款來解決，其自身素質也會逐步下降。長期從事這種簡單勞動，就會造成群眾的錯覺，認為當幹部是最容易的，人人都能當，隻要上級給個權，以權壓人，以罰代管就完事。
1984年6月的一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季崇威來到江南儀表廠考察，聽了袁勤生的介紹，問：“不搞罰款，怎麼體現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
袁勤生回答說：“罰款不等於就是經濟手段，真正的經濟手段應該是按勞分配。獎金的發放應有嚴格的標準和考核，不能用分等發獎、平均發獎等簡單辦法。曆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這是政權建設中的暴政，用罰款、開除來管理經濟，這是經濟管理中的暴政，我反對在企業中施行這種暴政。罰款是最簡單粗暴的管理手段，罰款是一個人權力的體現，而不是能力的反映；罰款是保護‘富人’的政策，是‘有錢能使鬼推磨’殘餘腐朽思想的發展。用罰款和開除職工來管理企業，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難以發揮。”他反問季崇威：
“你是否也注意到，凡是搞罰款的企業，職工分配大多搞平均主義。
為什麼一方麵搞經濟罰款，一方麵又搞平均分配呢？實際上這兩者同出一胎，出自‘簡單勞動’，它們都不是科學的管理方法，恰恰是違背了經濟規律，是用粗暴、野蠻的手段來管理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