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崇威聽後感覺有道理，回北京後在國務院主辦的《工業經濟內參》上，發了一個《江南儀表廠不搞經濟罰款》的消息。
袁勤生還認為，用罰款替代管理，其實是管理人員所患“管理近視症”的一種表現。患上“管理近視症”的管理人員，他們把職工僅僅看成是生產工具，而看不到他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他們像對待機器一樣，用簡單生硬的工作方法對待職工。其惡果是，企業職工沒有了主人翁地位，也沒有了主人的勞動態度和責任感，沒有了主人的勞動風采，束縛了職工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最終導致職工的不滿、離心離德和人心渙散。
那年，袁勤生參加江蘇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會上好多人議論，現在職工“一切向錢看”思想嚴重，主人翁意識淡薄。
袁勤生在會上說：“出現主人翁意識淡薄並不奇怪，這是幹部‘一切用錢管’引發出來的。我在廠裏公開宣布過，要是哪個幹部罰職工的款，職工可以響亮地喊：我們一切向錢看。這叫‘等價交換’。工人為人民幣奮鬥，幹部用人民幣指揮，這樣的惡性循環會帶來嚴重惡果。所以，要推進企業的民主管理，強化職工的主人翁意識，教育職工不要‘一切向錢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幹部不能‘一切用錢管’。試想你當廠長的在大會上振振有詞，號召職工不要‘一切向錢看’，但在企業管理中卻到處對職工進行罰款，隻準幹部對職工罰款，不準職工一切向錢看，這不等於‘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樣的號召能起多少作用？”
有人說，罰款管理是改革開放後從發達國家引進的。袁勤生認為，30多年來，我們國家引進了很多先進的社會管理方法，但也泥沙俱下，資本主義國家保護富人的社會本質，不是人類文明。如果全部照搬照抄是沒出息的表現，也不可能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抄得再好也不能超越人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世界範圍內前無古人的製度創新，我們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管理方法。
袁勤生還認為，即使在公共場所，像那種伏在隱蔽處等候你違章，有的甚至引誘你違章，一旦就範，便神出鬼沒地鑽出來遞上罰款單的行為，管理者自身希望他人違反規定，怎麼會產生積極的效果呢？這種做法其實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麵。一罰了事，不僅不能有效地製止違章違紀，相反會助長逆反心理。有個公交車司機對袁勤生說，他超載帶人被罰後，就拚命地抓緊帶人，很快就能把罰掉的錢賺回來。浙江省一個億萬富翁有4個超計劃生育子女和非婚子女，他曾和袁勤生說，如今違反計劃生育被罰得挺凶，但隻要有錢，什麼事情都能擺平。袁勤生說：“罰款是一種消極的辦法，而不是一種積極措施。西方搞罰款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特性，資本主義製度是保護富有階級的，而罰款對富有者是無關緊要的，起不到震懾的作用。我們探索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要使用這種方式，值得探討！比如現在市場上的食品、藥品造假摻雜，為什麼罰而不止，禁而不絕？因為造假者都有這種心理：一是僥幸不被發現；二是即使被查，也是一罰了之，而且可以找關係，疏通環節免罰或少罰。權力掌握著罰款標準。像這種老百姓恨之入骨的事，不能由執法機關一罰了事，應該由百姓舉報，執法部門調查取證，移交司法機關處理。當然，也應專門立法。”
“權力不等於影響力”
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如何對待周圍的同事，認真處理好各種關係至關重要。袁勤生說，廠長在企業中處於中心地位，他在企業中的權力和地位是由他的職務所決定的。但是有地位權力不等於職工都能心甘情願地服從他，聽從他的指揮。一個成功的領導者，絕不是靠權力來領導下級，而應該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號召力。要在職工群眾中樹立起威信，首先要把自己的全部才能和精力無私地奉獻給企業，使你的下級和同事對你有一個共同的看法：你是有決心有能力把企業搞好的。另外，你要真心誠意地尊重你的下級和同事，讓他們感覺到你是一個真誠的人，一個將別人的事（特別是尊嚴）放在心中的人，這樣你的下級和同事，就會聚攏到你的周圍，你的威信才會逐步樹立起來。
袁勤生說，《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在隆中隱居時雖然也有點名氣，人稱“臥龍先生”。開始時在張飛眼裏，諸葛亮不過是個“山野村夫”，沒有什麼了不起。後來諸葛亮在蜀軍中威信越來越高，並不是他的軍師地位，而是他用一把火（火燒新野）燒出來的。以後，他火燒博望坡、火燒赤壁，用兵如神，屢創敵軍。同時，他仁愛下級，關心將士，尊重他們的意見。
袁勤生在企業中有個規定，任何幹部不得在職工麵前居高臨下地說要調動職工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他說，作為基層領導，主要是考慮職工在什麼環境、條件和氛圍中才能有積極性，從而千方百計地創造這種環境、條件和氛圍。如你麵對職工講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你就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職工不僅不會讚同你的說法，反而會對你產生反感，因為這樣傷害了他們的主人翁情感。在處理和下級幹部關係中，絕對不能讓職工有廠長和誰親，與誰疏的感覺。一個企業領導者，必須擺正位置，對待身邊的同事和對待一般的職工，對待先進的職工和對待後進的職工，都必須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另外，不能讓下級幹部養成唯唯諾諾，不動腦筋，毫無主見的媚俗習氣。我對企業的廠部副職和中層幹部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廠部有重要決策或一些具體問題的討論，必須都發表自己的見解。我認為，經常沒有意見表示讚同的人不是好幹部，不能長期留在崗位上。袁勤生說，這也是他向古人學的。春秋時期，晏子手下有個叫高繚的，在晏子麾下做官多年，從不反對晏子的決策，也沒犯過錯。有一天，晏子將他辭退了。晏子手下的人感覺奇怪，有人對晏子說，高繚在此做事多年，從來言聽計從，不給他封官也罷，怎麼將他辭退了？晏子說，我的見識有限，肯定有缺點和過失，需要手下人及時指出，但是高繚在我身邊已足足三年了，卻從來沒有在任何方麵給我指出缺點，我這裏不需要這樣可有可無的人。這是一代名人執掌公權的用人方略。那種沒有主見，或者隱瞞觀點，不肯說出真話，碌碌無為的庸人，肯定不能重用。對於光明正大、出於公心提意見、說觀點、有主見的人，我們就是要從心底裏尊重他們、重用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