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高職工素質過程中，袁勤生意識到，目光短淺和忌妒心理是培養現代化工人的嚴重障礙。他從長遠考慮，始終重視職工各方麵素質的提高。當初，有人對袁勤生說，提高職工素質，效果不是一下子能看出來，你在這上麵花這麼多精力、資金，“二寸半調令”一到，你不是白做工做了！然而袁勤生不這樣看。他認為，作為一個廠長，如果那個職工一調走，企業的工作就無所適從，經濟效益就滑坡，說明他的工作沒做好；如果不論哪個職工調走後，企業各項工作仍然照常進行，企業繼續發展，說明他的基礎工作做得紮實，首先是一支職工隊伍培養得好。
那年，江南儀表廠把兩名職工分別送到上海科技大學和蘇州職業大學學習，每人身上都花了上萬元。有人提出企業還不富裕，這錢應該用在生產上。袁勤生向他們講明人才對於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幫助他們克服狹隘、保守的農民意識。企業規定職工買書訂報給補貼，部分工人買了詞典，有的幹部認為，買詞典明顯是給孩子學習用的，不應補貼。袁勤生說，詞典是工人學文化必要的，即使給孩子用，也是對提高我們民族素質做貢獻嘛！我不主張一本書就一個人閱讀，我小時候讀的書，都是向人家借的。現在，我們派人外出培訓、學習，回來後要他們傳達貫徹，這叫即知即傳人，這樣可以擴大知識的傳播麵。
時隔不久，江南儀表廠接到了一份大專文秘專業的函授通知，袁勤生讓廠部辦公室將這一通知在廣播中宣傳，全廠有19名職工報名參加學習，袁勤生毫不猶豫地在學員名單上簽下了同意的字樣。
有個幹部想不通，問：“袁廠長，全廠隻有幾百人，今後要用多少秘書、文書？”
“如果企業擴充到1000人，也最多設一名秘書。”袁勤生說。
“你既然隻要一名，何必同意19人去函授學習？沒那個必要呀！”
袁勤生向他解釋：“人的文化素質與思想、道德、紀律等素質是相連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有利於加深對黨的方針政策理解，有利於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技術水平也容易掌握，這錢不會白花！這些職工報名學秘書專業，將來當然不一定都當秘書，但假若他當一個車間管理員，相信有利於他管理水平的提高。假若他當一名工人，通過學習，他的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質肯定會有長足進步，對工廠的規章製度也能融會貫通正確理解，這不是對企業有利嗎？正確的政策，大家能夠理解，才能產生力量。所以，從提高青年工人自身素質這點上說，如果有190人參加函授，我也照付不誤。”
聽了袁勤生的一番辯白，那位幹部也豁然開朗了，不住地點頭表示讚同。
“下崗分流必須‘軟著陸’”
20世紀90年代，下崗就業是個熱門話題。其時正是亞洲金融危機從泰國一路橫掃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並波及中國，一大批企業市場萎縮，生產任務不飽，開工不足。於是，政府鼓勵職工下崗再就業，以避免企業出現生存危機。職工下崗，涉及職工的切身利益，也觸動了企業改革深層次的問題。一個企業，誰下崗？誰不下崗？沒有明確的標準可定，於是企業領導與職工之間，職工與職工之間矛盾重重，有的企業“鬧”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
如何緩解下崗就業的矛盾，袁勤生及時提出了他的“軟著陸”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