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消息被袁勤生知道了，馬上前去和印刷廠的領導聯係。該廠領導喜出望外，視袁廠長為救命恩人。因為廠房轉讓的消息登報後一直無人問津，廠部一班人正在著急呢。如果無人“接盤”，他們廠的資金就會擱淺，長久下去會妨礙生產呀！袁勤生的到來，讓他們吃了一顆定心丸。最後經過洽談，袁勤生在330萬元的基礎上加了150萬元，以480萬元買下了原常熟印刷廠在海虞北路的所有地產和房產。
20世紀90年代初的常熟海虞北路十分荒漠，完全是郊外的農村景象，僅有一條灰蒙蒙的黃泥路，兩邊是蛙聲四起的水稻田，印刷廠的廠房顯得孤單冷寂。絕不是進入新世紀後8車道寬敞的街道，兩旁酒店商鋪林立，10多家銀行集聚，還有海關、體育館、大賣場、汽車站等標誌性建築，被人稱為金融商業一條街。
480萬元當初也不是個小數目，袁勤生花巨款去購置這片孤寂的土地和建築，確實也承擔了一定風險。當時的王莊鎮黨政領導極不讚成袁勤生這樣的冒進動作。就在袁勤生和常熟印刷廠洽談購地購房之時，鎮黨委書記組織了鎮村支部書記近50人到海虞北路實地考察，回去後組織開展討論。討論會上，大家一致認為，投資海虞北路沒有發展前途，有的甚至說將近500萬元資金投在河中心還會冒水花，你袁廠長投在這裏連水花都看不見，再三勸說袁勤生“懸崖勒馬”。可袁勤生和他們的看法決然相反，說要馬上見效有難度，但在城市規劃上這裏是常熟的新區，投下去的錢不會沉下去的，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見效。
如果不是我行我素，那就不叫袁勤生了。他在眾人的一片異議聲中始終沒有動搖，還是照常做自己的事。
這位鎮黨委書記見發動全鎮支部書記來討論都不能說服袁勤生，就去找常熟市委的一位書記。市委書記說，常熟印刷廠和江南儀表廠，雖然一家是國營企業，一家是鄉鎮企業，但都是常熟的企業，手心手背都是肉，這是他們雙方之間的事，我不能對誰說什麼，更不能阻止這件事。現在是廠長負責製，應該放手讓廠長決策。袁勤生是個精明人，你要相信他的眼光。這位鎮黨委書記見市委書記不表態，也隻得作罷。
到了事情早就定局的1993年，在一次王莊鎮的三級幹部會議上，這位鎮黨委書記還要讓時任鎮黨委副書記的袁勤生談所謂的辦廠體會，其實是想讓他反省去常熟城裏購地購房的“冒進”行為。很少在本鎮“三幹會”上發言的袁勤生，這次卻是欣然應諾，於是擺開架勢暢談“衝出王莊”的動機了——……我是農民出身，我知道中國農民是從幾千年的小農經濟意識中覺醒過來的。如種菜，心裏在想，最好種在自己的園子裏，這樣便於管理，又能防止小偷。但實踐下來不行，為什麼呢？一是菜種在園子裏吹不到風，曬不到整日的陽光，長不快。二是施肥後臭味不易擴散，日子一長自己聞臭味吃不消。後來感覺到，菜應該種在園子外，才能風吹雨淋長得快。
王莊距常熟36裏，距無錫72裏，地處偏僻。有些村名也是怪怪的：弄弄彎、鴨帽頂、田垛裏……都在角落兜裏呢！當初鄉鎮企業起步時，提倡“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如今不同了，誰離城市近，誰就先得益；誰直接麵向市場，誰就及時掌握信息，就捷足先登。我們要跳出小王莊，麵向大城市。我們在常熟海虞北路購置了閑置廠房，其目的就是為了向市場前移，也方便企業轉型升級。你們說，我當時的決策對不對呀？
台下與會者小聲議論開了，有的蹺起大拇指朝台上的袁勤生揚揚，表示對袁勤生的肯定。
袁勤生在海虞北路27號地塊為江南儀表廠置地購房後，在沿海虞北路開設“唐人快餐”店，對原3000平方米的印刷廠廠房進行改造，創辦中美合資的“波爾德斯計時工業有限公司”，生產石英手表，這是常熟最早的中外合資企業之一。
不久，海虞北路27號地塊左側的常熟體育館以及發展大廈（後更名為裕坤大酒店）等設施以及周邊新村陸續興建，給海虞北路帶來了旺盛的人氣。根據該地塊的潛在價值，袁勤生決定將原定的工業用地轉為商業流通服務，這一做法得到了常熟市人民政府的批準。由此，於1997年4月創辦了常熟規模最大的“常熟市江南物資設備調劑市場”，以後又創辦“常熟市名城實業公司”和“常熟市名城家具城”。與此同時，開發房產，建造了4幢156套計1.65萬平方米的商品房出售，緩解資金緊張狀況。2002年，袁勤生將已經轉製的原“常熟市名城家具城”房屋租賃給常熟供銷總社常客隆供配中心，開發經營“常客隆超市”，此後，這一地塊逐漸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嶄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