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讀者三位一體所構成的不同的文學層次，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互相繼承、補充、發展、更新、相成相依，形成了中國新文學史的開放型整體。各個文學層次的異同現象揭示了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它們分別以“五四”、抗戰和80年代開始的海峽兩岸政治變化構成中國新文學史三個階段，形成了一個開放型的整體。
正因為新文學的整體是開放型的，它所隸屬的每一個文學階段，也同樣具有開放的特性。我之所以對每一個文學階段的時間采取模糊的態度，而不確定它們的具體界限，正是考慮到這個特性。任何一個文學階段所包含的作家、作品、讀者三個組成部分都不會簡單地被否定、被淘汰、被消滅，即使在它逐漸失去了時代的中心地位和社會影響以後，也還是能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的餘波而存在並發生影響。而新的文學階段的興起，也絕不是以前一階段的簡單否定者的麵貌出現的。它產生於前一階段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之中，又作為前一階段的合法繼承者而執行自己的曆史使命，使新文學的內在精神在發展中獲得進一步的高揚。
二、 新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整體框架
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開放型整體的另一個基本特征，即它的發展運動不是一個封閉型的自身完善過程，它始終處於與世界性的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的不斷交流之中。它的開放型意義，在縱向發展上表現為衝破人為割裂而自成一道長流，恰似後浪推湧前浪，生生不息，呼嘯不已；在橫向聯係上則表現為時時呼吸著通向世界文學的氣息，以不斷撞擊、對流以及互滲來豐富自身，推動本體趨向完善。它的整體性意義除了自身發展的傳統力量以外，還在於它與世界文學共同建構起一個文學的整體框架，並在這樣一個框架下確定自身的位置。
文學的發展曆史也許能夠證明，文學在與外界生活的相互作用之下，有可能從無序狀態進入有序狀態，並自覺地趨向平衡。這在以往的中國文學中主要反映為國內經濟生活與政治局勢變化的製約，但自“五四”以後，由於中外文學的直接對話，橫向性的影響也開始對這種文學的發展演變趨向發生影響。雖然它不是根本性的，卻對文學的表現方式提供了具體的樣板。文學間的影響是一種很複雜的關係，似乎很難絕對地分清這樣一些經常被人們用絕對化的口氣說到的問題：究竟是接受者首先根據自身需要去選擇外來影響，還是外來影響首先以自身的魅力對接受者施加了某種影響？
接受者在文學交流互滲過程中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雖然從國外接受了各種各樣的新文學營養，但潛隱於心底的生命之根依然是自己的民族性。這種民族性會不自覺地成為一把尺度，決定著接受主體的選擇態度。小至個人大至民族，似乎都離不開接受主體的生命之根。“五四”新文學開創以來，救國救民的社會責任與追求真理的渴望，使中國知識分子以異常積極的姿態麵對西方的思想學說與文學思潮，他們是有選擇權力與選擇能力的。20世紀初的美國流行著各種文學潮流，胡適從美國詩壇上剛剛興起的意象派作品中汲取了反傳統的因素，作為向國內推廣自由詩的武器；而幾乎與胡適同時去美留學的梅光迪等人則選擇了態度更為保守、趣味更為高雅的白璧德人文主義作為追求目標，後來成為胡適提倡新文學的敵人。這種同一文化背景下的背道而馳，正說明了當代個人選擇外來影響的絕對自由。以後，每一次外來文學影響的大規模傳入中國，都是由國內接受者出於某種需要而作出選擇的結果。30年代左翼文學的興起與世界“紅色30年代”的關係；40年代以後的戰爭文學與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關係，以至新時期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關係，簡單地看就是這樣：外來文學之所以在中國能尋到它的落腳地，是因為中國本身滋生了適宜它們落腳的環境。
可是我們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接受者在這場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也未必都是主動的，有時候的情況正相反：接受者在決定選擇以前，很可能已經被選擇對象改造了麵貌，所以他的這一表麵主動的行為，實質上仍然是被動的和不得不然的。夏誌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曾舉了一個十分有趣的例子。他指出：中國作家對世界文學的知識“由於他們所處的環境特殊，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是片麵的、不完整的，當時較有影響力的作家，幾乎清一色的是留學生，他們的文章和見解，難免受到他們留學所在地的流行思想或偏見的感染。說真的，我們即使把自由派與激進派的紛爭看作留美、留英學生與留日學生的紛爭也不為過”夏誌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頁。。這一看上去十分極端的論點確實也說明了某些現象的真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英、美國家秩序尚且穩定，尤其是美國的資本主義體製正處於欣欣向上的階段，表現出民主政體的某些優越之處，在這種環境下的中國求學者，很容易從歐美的民主政體中產生金黃色的夢想。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內政治思想一直處於尖銳衝突之中，再加上俄國1905年革命失敗以後，許多革命者亡命日本，使得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猛然高漲，在中國留學生思想上深深地打下了烙印，文學上相應地也發生類似的狀況。這似乎又表明，接受者個人的趣味在選擇外來影響上並非絕對地自由任性，因為接受者總是在特定的環境、氛圍、對象麵前作選擇，而所有這些傳播主體和傳播環境都可能會給接受者作出某種暗示、引導或者阻止，迫使選擇者不知不覺地受其影響，去選擇這種而不是那種外來文化作為自己的榜樣。
也許正因為難以分清接受主體與傳播主體雙方在互相作用的過程中誰是主動的一方，我們似乎隻能看重雙方同時存在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是客觀存在的，傳播主體——世界文學通過種種途徑傳播到中國，與本土的環境相結合以後，成為各種各樣的變體；接受主體——中國知識分子通過種種選擇接受了外國文學，並把它們移植到中國以後，使中國世界化。這雙方的運動所構成的千經百緯的過程係統——它可以類推到任何國與國之間的文學思想的交流關係——成為世界文學整體框架中的體內經絡與動脈。
認識這種關係在世界文學整體框架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長期以來，我們在研究20世紀中外文學交流時往往隻強調一麵而偏廢另一麵。當強調了傳播主體的影響時，就容易把這種影響視為文學發生的根本動力，甚至得出“五四”新文學是外國文學在中國移植的結論；同樣，當強調了接受主體的選擇時，又往往誇大了民族性和自我選擇標準，沒有看到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開放，不單單是為我所用的拿來主義，而且確實是在“拿來”的同時改變了自我的麵貌。由於這是一種雙方共存的關係，兩者的比重不同、融化度不同，都能夠導致各種可能性。傳播主體有時顯得強大，能夠改變一個時代的文學，如“五四”時期許多文藝樣式都學自西方，後來竟成為中國新文學的基本樣式；有時顯得脆弱，具體表現在某些作家身上，它往往很快就敗北於本土的傳統力量。如何其芳，早年作為一個唯美抒情詩人受過西方象征主義的深刻影響，但隨著抗戰的推進，這種影響在他的創作中就喪失殆盡了。同樣，接受主體也有不同的情況，有的作家早年接受過的外來影響，可能到了中年以後隨著選擇標準的不同而被克服，如魯迅身上的“進化論”和尼采思想的命運即是如此。但也有不少作家，一生的創作都為某種外來影響所左右，無法擺脫。在研究中國新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整體框架的關係中，我以為隻能從整體上去把握兩者的關係，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進去，暫時無法從某一種可能性中引申出什麼規律來。
如果我們進一步考察這種過程係統本身，就會發現有兩個信號點是閃爍不定、貫穿整個過程的。這就是中外文學關係中的同步態與錯位態。它們或則同時閃示，或則交替出現，不斷調節著中國新文學在世界文學整體框架下的位置。作為世界文學框架的同一性與整體性，它要求框架體內的各種組成部分都必須協調、和諧，互相能夠感應以達到溝通，這就是文學的同步態，可是，雖則各國文學在互相影響之下有趨向這種同步態的可能，但它的發生與生長又不能不受到本國政治、經濟、民族等各方麵力量的牽製而千變萬化，造成不協調與不和諧，這就呈錯位態。這兩種信號各成一套係統，成為中國新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融彙運動過程中的兩大標記。
同步態是中外文學交流中最重要的標誌之一。這個概念的出現，幾乎與世界文學這個概念一樣久遠。當歌德在1827年1月31日與愛克曼的談話中提出“世界文學”這一概念時，就曾注意到中國一部古典傳奇與他自己的《赫爾曼與竇綠苔》以及英國作家理查生的小說在創作情調上有許多類似的地方歌德的原話是“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快要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引自歌德：《歌德談話錄》，愛克曼輯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頁。。20年以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再度重申“世界文學”時，對各國文學的同步態作出了更為科學的解釋。他們指出：當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帶有世界性時，“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日益成為不可能，可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頁。。隨著人類科學事業日愈發達，世界區域間的隔閡日益縮小，不同國家與地區的人們在互相交往中驚異地發現：他們所麵對的問題竟是那麼地相同。20世紀以來，世界性的戰爭造成了人的生命觀念、生存觀念、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等一係列的變化，法西斯細菌的災難使人們產生對於專製的恐怖與厭惡，對民主、和平的渴望與追求，工業技藝的高度發達帶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我之間平衡關係的破壞，對天體宇宙奧秘的進一步揭示以及對人體生命奧秘的進一步探求，動搖了固若金湯的幾千年傳統理性的地位……這些現象幾乎是不分人種、不分國度、不分製度地同樣困擾著人們的精神世界。這就使世界文學的同步態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中國雖然經濟上長期處於不發達狀態，但自進入20世紀以來，幾乎也同樣經受了世界性的災難。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與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許多發達國家曾出現過的問題也同樣會降臨這塊黃土地，而且由於源遠流長的東方文化的熏陶，當這種文化麵臨真正解體時，會使人對一切陌生的現象抱有格外的敏感。這種同步態決定了“五四”時代中國知識分子與世界現代意識在精神上的相通，也決定了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與世界反法西斯的民主傾向的精神相通，甚至也決定了“文革”以後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與蘇聯“解凍文學”，歐美等國經過“五月風暴”、“越南戰爭”以後出現的某種精神現象的相通。這種文學的同步態使中國新文學在發展中充滿著現代意識的生機與力量，呈示著中國新文學發展的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