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把魯迅的《狂人日記》看作是一部偉大的懺悔錄。他對於人性中惡的因素的深惡痛絕與無情譴責，遠遠超越了題材、環境以及現實的意義。他以深邃的目光關注著整個國民性的改造，力圖刻畫沉默的國民的“魂靈”。這種使命感的嚴肅程度，以及他的狂人從自己曾“吃過人”這一惡行中所感受到的痛苦程度，都沒有絲毫的浪漫氣息，而是充滿了一種沉重的現代色彩的懺悔。
在中國新文學中，與魯迅的懺悔意識同時存在的還有另一類懺悔意識。這一類作家似乎更多地接受了西方個性主義的思想，但是在沉重的傳統文化道德的壓抑之下，這種個性主義被扭曲了，以變態的形式表現出來。鬱達夫早期的精神世界裏幾乎充滿了由於“靈與肉”的激烈衝突而造成的巨大痛苦。他的作品正是這種精神世界的折射和反映。他渴望心靈的健全發展和理想的社會生活，渴望著人與人之間精神上的相通與相知，因此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那種鏤心刻骨的對女性與愛情的追求，不僅僅是為了肉欲的滿足參見鬱達夫《沉淪》中主人公的日記片斷：
“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隻要一個能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裏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而來的愛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的是醜，能真心真意的愛我，我也願意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
蒼天呀蒼天，我並不要知識，我並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你若能賜我一個伊甸園內的‘伊扶’，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有，我就心滿意足了。”（引自《鬱達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頁。）。可是在這汙濁的現實環境裏，當這種精神追求無法實現時，他隻好以自暴自棄的方式來放縱肉欲，通過肉的放縱來發泄精神上失望的痛苦。鬱達夫對於肉的放縱並不感到愉悅，這種性的追求中時常伴隨著一種難以解脫的犯罪感與懺悔感，使他的靈魂由此感到顫栗。這些意識在《沉淪》裏成為主人翁自沉的心理基礎，在《迷羊》等作品裏則以赤裸裸的懺悔形式表現出來。
其實，在“五四”初期浪漫氣質濃厚的知識分子中，這樣的懺悔心理並不少見。田漢曾稱自己為“不良少年”，郭沫若則自稱為“罪惡的精髓”，並因為自己在日本的戀愛行為而感到自卑。但這些懺悔意識多少都帶有盧梭式的驕傲，他們的懺悔並不深刻，隻是想取得一種心理的平衡。鬱達夫則不同，他的懺悔意識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特征。同樣麵對“靈”與“肉”的衝突，他與傳統的作家不一樣。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大師一般都能夠使兩者達到某種統一，或如但丁，以精神的崇高境界寄托了肉欲的要求；或如卜伽丘，以提倡肉的享受來實現對靈的追求，認為情欲隻要順應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崇高的。這種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一反基督教文化中對人性的壓抑，為後世的浪漫主義文學開了先河。郭沫若、田漢等人接受的正是這一種思潮的影響，他們都能取得靈與肉的一致。鬱達夫的小說反映的是另一種思想，他也沉溺於性苦悶，但在他的作品裏，靈與肉兩種苦悶是相分離的。這不是說鬱達夫在當時環境下無法像田漢、郭沫若那樣尋到自己理想的愛情，他的作品中所宣泄的是一種對自身的變態的肉欲追求所無法扼製的精神痛苦。《沉淪》中主人公狹邪嫖妓、窺少女淋浴、偷聽旁人幽會等等性變態的行為，顯然不屬於正常情欲的表現，而是一種“向善的焦躁和貪惡的苦悶”鬱達夫：《茫茫夜》，見《鬱達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頁。。也許正因為如此，鬱達夫的懺悔才涉及人所固有的弱點，才變得那樣痛苦不堪又難以解脫。在鬱達夫的作品裏，我們似乎又體嚐到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性格。
無論是魯迅還是鬱達夫，他們的懺悔意識都表明了西方現代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滲透，進而促使他們達到更高層次上對人的自身價值的認識。懺悔隻是這種認識的外在表現形式。這一種以人的缺陷（或所謂惡行）為對象的懺悔，我們姑且稱它為“人的懺悔”。
三、 從“人的懺悔”到“懺悔的人”
“人的懺悔”作為現代意識的產物，雖然影響了一部分中國作家，卻未能在“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學領域中找到合適的土壤，就像整個現代思潮雖然同其他西方文學傳統一起滋養了中國新文學，但終於沒有能夠深深地紮下根來的結局一樣。也許是社會存在決定了人們的局限。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塊土地上，封建意識長期壓抑了個性的自由發展，人們對自身價值的認識普遍缺乏深度。當“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稍稍衝破了一些精神束縛，個性剛剛開始施展其魅力的時候，人們是多麼珍愛這自覺了的個性，他們頌揚它、維護它，唯恐它稍縱即逝，變成一場美麗的春夢。正如偉大的文藝複興帶來了歐洲人性的大解放一樣，“五四”時代的中國處處洋溢著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熱力，充滿了英雄與英雄崇拜，《女神》式的自我擴張一下子成為時代的最強音。人們不可能，也無法設想人性還有惡俗的一麵，還有其真正意義上的局限以及局限的懺悔。
《狂人日記》一發表，立刻就引起了社會上的強烈反響，但是魯迅對人的至善至美性的深刻懷疑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而小說的另一種意義——對社會弊害的揭發，則受到了熱烈的讚同和聲援。作為人類進化中野蠻期的殘餘的象征——“吃人”，成為對封建禮教的罪惡的形象概括（吳虞的《吃人與禮教》一文正是這種時代思潮的產物）。於是，作品的批判鋒芒由人的自身轉向了客觀現實，人的批判變成了社會的批判。同樣，鬱達夫作品裏那種對肉欲放縱的懺悔意識，漸漸地也被理解為對封建道德虛偽性的否定如郭沫若的《論鬱達夫》中評論他：“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裏麵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麵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引自郭沫若：《曆史人物》，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頁。）。評論界認可了鬱達夫對傳統道德的反叛，卻在他令人顫栗的痛苦懺悔麵前保持沉寂。在當時強調個性的集體意識的評判下，這些文學作品所含有的內涵或多或少受到了有局限的闡釋，“反封建”成為可以歸納一切的主題。
然而懺悔尚在。既然現代思潮是一種客觀存在，它對中國知識分子所產生的影響就不會輕易消逝。這時期的知識分子處於這樣的矛盾之中：他們一方麵必須確立對人性的絕對信念，以人文主義來否定封建傳統中對人性的壓抑，另一方麵他們又無法回避現代意識中關於人對自身局限的認識。於是他們隻能采取折中的方法，把懺悔主體從抽象的人轉移到具體的人，或者說轉移到作者自身。於是聶赫留朵夫式的懺悔就產生了。這不再是“人的懺悔”，而是“懺悔的人”。這個人總是作者所熟悉、所隸屬的那個社會階層的人物。同時他們讓人性的完美原則體現在另一種他們並不熟悉的人物身上：譬如工人、農民或其他勞動階級。這並不一定出於他們對勞動階級的深刻理解或者真切感覺，恰恰相反，往往是出於他們對那些社會階層的生疏和隔膜。魯迅的《一件小事》，鬱達夫的《薄奠》、《春風沉醉的晚上》都是屬於新文學中最初描寫“懺悔的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後來的評論界獲得了一致的聲譽。
這種轉化過程還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初一係列政治大變動中的精神曆程。從辛亥革命開始，蘊藏在知識分子心靈深處的巨大政治熱情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驅使他們像飛蛾撲火一般投身改造社會的政治活動，但他們在實際鬥爭中的屢遭失敗以及暴露出來的無能為力，又使他們不斷地沉湎於自我懺悔之中。“五四”新文化運動首戰告捷，曾經使知識分子一度得到極大的精神滿足，但隨之而來的新文化進步陣營的分化，一直到大革命失敗時，又把知識分子確立伊始的自信心打得粉碎。從“五四”初期改造社會的開路先鋒到大革命失敗時的離群之雁，成為大部分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的縮影。對於白色恐怖的強烈憤怒，以及對於自身無力改變這種狀況而產生的失望，無疑成為這種沉重的懺悔意識的社會心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知識分子的懺悔意識中，還滲入了來自俄國文學的影響。俄國知識分子也曾經麵臨過一個天翻地覆的大變動時代，他們既為農奴製度下種種違背人道的野蠻現狀感到憤怒，同時又為自己無力根本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社會製度而深深自譴。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軟弱的實際能力之間的激烈衝突，同樣為俄國知識分子帶來了強烈的懺悔意識，他們中有些人把對本階級的懺悔作為精神支柱，進一步深入到民間去接近勞動群眾，宣傳革命思想，如俄國的民粹派如拉甫洛夫的《曆史書簡》中關於知識分子向人民欠債的思想，在俄國青年中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也有些人把這種懺悔意識當作一條出路，企圖喚起人的良知，靠宗教信仰或自我道德完善來解脫自身的罪孽和良心的痛苦，如托爾斯泰等人。這些文學形象對中國知識分子都發生過直接的影響，但更重要的，還是來自當時剛剛形成的蘇俄文學。在那些作品中，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之間的差距被進一步誇大了。民粹派文學中，知識分子是革命的先驅，是群眾革命的鼓動者；“懺悔的貴族”文學中，知識分子是群眾革命的同情者；而在蘇俄初期的文學中，知識分子常常被表現為群眾革命的反對者或革命隊伍裏的動搖者，如《苦難的曆程》中的卡嘉與達莎、《毀滅》中的美諦克等。這些形象在中國新文學創作中的影響相當深遠，由此可以找出一係列的對應者：從《八月的鄉村》裏的蕭明一直到《綠化樹》裏的章永璘。
就這樣，中國新文學中的懺悔意識的載體在不知不覺中蛻變了。“人的懺悔”被一種新的懺悔形態所取代，那就是“懺悔的人”。這種由“人的懺悔”到“懺悔的人”的單向型演變，不僅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前20年政治大變動中的艱難曆程及其精神狀態，同時也真實地反映了他們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自身認識方麵所能夠達到的水平。“人的懺悔”說到底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是從哲學的角度來認識人的自身局限性。而“懺悔的人”才是具體的，並產生於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社會現實。雖然這兩種懺悔意識於“五四”初期同時出現在中國文學中，以顯示現代思潮在中國的多種形態，但深受人文主義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麵對著內亂外患的社會現狀，不斷增強的政治責任心時時壓過對形而上問題的關心，也時時迫使他們采用一種急功近利的態度來接受外來思潮。他們本能地傾向於現代懺悔意識中的後一種形態，而像魯迅、鬱達夫等人在“人的懺悔”方麵所能達到的成就，則多半又是不自覺的。所以說，“懺悔的人”的出現，對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自有其內在的必然，也是他們自願選擇的結果。
四、 “懺悔的人”自我認識的退化
從“人的懺悔”向“懺悔的人”的單向型轉化，在30年代已經初步完成了這個過程。但作為一種文學形象的“懺悔的人”，在以後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所走過的道路則要艱難得多。如果說，在20年代大革命失敗以後出現的“懺悔的人”的形象中還包含知識分子在當時社會環境中對自身弱點的真切認識，由此保留了懺悔情緒中的真誠因素，那麼，隨著反對“失掉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參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載《拓荒者》第1卷，第3期。到把小資產階級思想對革命的腐蝕作用提到了“亡黨亡國”參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832頁。的高度以後，新文學創作中知識分子的自我懺悔就愈來愈成為一種模式。本來，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具備抽象思維的能力，具備一種超乎生存目的之外的活動能力。人應該是浮士德，他不僅需要為自己具體的生存而鬥爭，還應該有這樣的能力和要求：在無限的抽象領域中去探求、認識和確立自身的價值。但是在充滿貧困與死亡的國度裏，人們首先需要溫飽、需要生存，具體的鬥爭迫在眉睫，使他們無暇關注更抽象的問題。客觀條件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人的自身認識方麵所選擇的同一趨向。但這種選擇不是沒有代價的。隨著現實生活的日趨複雜化，尤其是在“左”的思潮襲來、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猝然降臨之時，這時期的懺悔意識，原先所包含的現代因素喪失殆盡，甚至連人文主義的因素也蕩然無存，終於倒退到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階段：這是一種充滿愚昧與迷信的懺悔：懺悔的人，懺悔的知識分子。
基督教的懺悔雖然愚昧，但多少體現了一種“人的懺悔”的原始狀態，但是當人們把同類的一部分放置在懺悔台上，而其他人則心安理得地旁觀時，文學作品中就出現了懺悔的人與不懺悔的人的區分。一部分人——所謂“工農兵英雄形象”，體現了上帝般的至善至美的人性；另一部分人——知識分子，卻沉溺於無窮無盡的懺悔之中。懺悔意識首先是以對人的自身價值的確信為前提的，當這個前提被否定，不存在人對自身價值的肯定時，“懺悔”就喪失了它的全部文化價值，成為一種自我作踐。
當然，這種在自我認識上的退化不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唯一的思想軌跡，與此成反比的，是日益加深的自我覺醒。如上所說，正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懺悔的文化傳統，當外界力量迫使他們墜入一種宗教式的懺悔處境時，就會使他們感到不安。傳統的反省意識在這時候又一次發揮了作用，他們盡力地從理性出發去審視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種反省是力圖利用文化力量來客觀地勾勒出他們所走過的苦難曆程，李六如的《六十年的變遷》與楊沫的《青春之歌》可以說是這方麵的代表作。尤其是後者，這部作品在發表時之所以引起轟動，多半是它在表現知識分子題材上使人耳目一新。作者既寫出了知識分子在尋求真理過程中的種種過失與歧途，又肯定了他們這種尋求本身的價值及其曆史功績。林道靜、盧嘉川等人物形象的出現，表明了當代知識分子企圖擺脫這種宗教式的懺悔處境的努力。也有些作家公允地肯定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積極意義，如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裏》，不但正麵描繪了張總工程師與韋珍等知識分子在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而且還描寫他們剛直不阿、嫉惡如仇、敢於同各種錯誤思想（甚至這種錯誤是來自上級領導）作鬥爭的可貴品質。這樣的知識分子形象在50年代出現是極其可貴的。但是眾所周知，這些本屬鳳毛麟角的文學作品，即使是以反省的眼光來重新調節知識分子對本階層的自我認識，結果還是遭到了批評界的一度非議。與1957年“重放的鮮花”中同類型的作品受到批判的遭遇相比，這些作品還算幸運，但以後這種以反省形式出現的對宗教的“懺悔的人”的否定，很快遭到了扼殺。
1957年以後，某些作品中的懺悔意識與懺悔者之間出現了奇怪的分離現象。懺悔不再是出自知識分子的真誠感情，而愈來愈變得虛假與敷衍。文學中“懺悔的人”不斷出現，訴說知識分子的罪孽，但成了為懺悔而懺悔，為生存而懺悔。作為一種知識分子的文學自畫像，也愈來愈喪失作為獨立存在的“人”的價值，最終隻剩下“懺悔的”的軀殼在獨自徘徊。
作為這樣一種曆史現象的絕唱，“懺悔的人”的文學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的張賢亮的小說裏得到過深刻的表現。張賢亮所描寫的正是50年代以後的知識分子，在這些人物心理上，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表達著某種懺悔意識，並且經常為自己信奉無神論而失去了懺悔對象感到苦惱。《土牢情話》裏表現了兩種懺悔：一種是知識分子石在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理性把握中認識了自己的“原罪”，由此產生懺悔，出賣了情人喬安萍；另一種是貫穿全篇的石在對自己曾有過的那種喪失了人格的懺悔的懺悔。後一種懺悔反映了人的個性的複蘇，是有其價值的。可是在《綠化樹》中，章永璘比石在大大倒退了一步，他因為寫了一首歌頌人道主義的詩而受到天譴般的懲罰的悲劇以及那種宗教狂的自我懺悔與徹底的自我作踐，都表明了那個時代隻能是從人文主義向中世紀的倒退。章永璘身上充滿了中世紀的宗教感情，這不僅表現為章永璘對著一部被他曲解成《聖經》的經典著作發出的無窮懺悔，而且還表現在他所經曆的整個苦難曆程的象征：苦難對他來說仿佛是一座煉獄，是靈魂升入天堂的必經之途。小說尾聲中章永璘洋洋得意地踏上紅地毯的結局與他在此之前所作的一連串自我懺悔形成一個和諧的對照：正揭示出這種宗教式懺悔作為一種代價而喪失了全部的真誠性：“懺悔的人”到此為止已經不再是懺悔的載體，而成為虛假的懺悔儀式了。
張賢亮在“懺悔的人”的各種內涵的表現上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時也預示這種極端形式的終結。在“文化大革命”中兩種不同形態的人性淪喪同時對文學發生了深刻的影響，即人性的摧殘與人性的泯滅。人性的摧殘證明了人性的存在，它的淪喪是由外界壓力所造成的。由此作為一種壓迫的回力，在文學中出現了大量肯定人性的正義、呼喚人性複歸的文學作品，表明“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而人性泯滅的原因，不但有外界的壓力，同時也暴露出人自身所包含的非人性的獸性因素。“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此句可能出自林紓譯《十字軍英雄記》，這裏轉引自巴金《十年一夢》，《真話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頁。。其所以可憐，是因為由外界壓力造成的處境，而其所以可鄙，則證明了奴者內在的醜惡。由此它帶給新時期文學的則是更深層次上對曆史和自身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文革”後的文學中又一次看到了新的懺悔因素。
五、 文學中懺悔意識重現的可能性
在“文革”後文學中，至今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懺悔意識——它至多不過是一種懺悔的因素。但即便是因素，也已經表明了中國知識分子在自身價值認識上的變化。“文革”後的文學仿佛是“五四”初期文學的回複，它再度同時並存著兩種互為對立的思潮：一種是對人性一度遭受摧殘的憤怒，對人的價值充滿人文主義色彩的肯定和頌揚；另一種則是對人性一度陷於泯滅的自譴，帶有現代意識成分的懺悔，這正是“傷痕文學”的一大特征。
“傷痕文學”的貢獻在於它不僅完成了一個揭批“四人幫”的政治性使命，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人們經曆一場大災難後的反思。這反思是對曆史也是對自身的重新估價。正因為這種反思對每個劫後餘生的人來說都潛在著某種自覺，所以當一個幼稚而偏激的小姑娘對自己過去的愚昧行為發出真誠的懺悔時見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它觸動了廣大讀者的心。這個不成熟的故事向人們提出了一個相當成熟的問題，它逼著每個人從自身的反省中探討這場浩劫的成因。固然個別人的意誌可以發動一場大災難，但這場災難本身畢竟是以群眾運動的形式出現的，億萬人都卷入進去，並參加它、推動它。那一個接一個的係列政治運動構成了一種周而複始的循環軌跡，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雀引頸，彈丸在下，曆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人們在這場浩劫中扮演了雙重角色，既是參與者，又是受害者。從曆史的角度看，從50年代中期起一次又一次“左”的思潮的膨脹，造成了這樣一種現象：即使是十年浩劫中的無辜者，也難以保證在這以前的曆次政治運動中始終白璧無瑕。時代造就了一種懺悔心理的社會基礎，尤其是在災難過後痛定思痛之際。金河的《重逢》、張弦的《記憶》、王蒙的《蝴蝶》、高曉聲的《心獄》以及巴金的《隨想錄》等一批作品正是從政治、道德、人性等各個側麵反映了人們對這段曆史的反思。但這段曆程，又畢竟是人們自己走過來的。“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它使人無法把一場浩劫的責任推給客觀而心安理得，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以往的選擇（哪怕是不自覺的或愚昧的）承擔責任。
很顯然，“文化大革命”為新的懺悔意識的產生提供了思想資料。當一段異常黑暗的曆史橫亙在人們麵前時，人們無法回避自己在形成這段曆史過程中的責任。有一些屬於反思性質的文學作品中，常常把某種幹部作為反思主體，他們曾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發揮過積極的作用，都自恃有功於人民，但“文化大革命”的衝擊使他們的靈魂觸及了過去從沒意識到的另一麵，即在自己身上仍然存在著作為一個人的弱點所在。曆史利用了這些弱點，而這些弱點也促成了曆史。基於這樣的認識，這些主人公的反省中就摻雜著某種懺悔的心理，而且這種懺悔已經不再是自我作踐，而是以“懺悔的人”的本來麵目出現的，其中帶有真誠的心理情緒。如《布禮》中“右派”鍾亦成在垂死的老魏麵前所自剖的，“如果當時換一個地位，如果是讓我負責批判宋明同誌，我決不會手軟，事情也不見得比現在好多少……”王蒙：《布禮》，見《王蒙小說報告文學選》，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頁。，這種懺悔心理正是在這樣的曆史麵前產生的：1957年鍾亦成被打成右派，而1966年的時候，當初因為“太愛惜烏紗帽”而不敢仗義執言的老魏與一心要把鍾亦成踩下去的宋明也統統遭到懲罰，不僅受到同樣的揪鬥，還都先後被迫害至死。雖然這段自剖似乎也在歸咎於曆史，但它發人深思的是，為什麼這些經過革命鬥爭考驗、曾經舉手宣誓過要把生命獻給真理的人們，在關鍵時刻連最起碼的是非標準都會顛倒呢？如果當時有更多的人們正直一些，是否有改變那種瘋狂的曆史進程的可能性呢？曆史的無情使人在自身認識上學會了辯證法，在探究曆史原因的同時，也看到了自身的局限。
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品所揭示的種種弱點，並不是屬於某一種人的特性。它屬於人類，正如古代阿拉伯神話中的那個封閉著魔鬼的瓶子，從遠古的人類祖先時代起就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基因之中。30年代的《子夜》裏寫了一個吳蓀甫，這個“二十世紀機械工業時代的英雄、騎士、王子”，野心勃勃，以複興民族工業為己任的資本家，當他在商業競爭中一敗塗地的時候，作為一個正常人所擁有的理性、責任、榮譽、道德都被壓得粉碎，他在狂亂中奸汙了老媽子；80年代又有一部小說《拂曉前的葬禮》寫了一個田家祥，這個大葦塘村的支部書記，靠堅韌不拔的幹勁與處心積慮的詭計當上了省勞模的“偉人”，在比他更強大的體製弊端麵前突然發現自己仍不過是一棵小草。當一切自尊、信用、名譽、愛情都破產的時候，他也用暴力強奸了縣委副書記的女兒。這兩個人物的身份、環境、秉性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作為人的根本性弱點是一致的：都是以獸性的突然爆發來彌補人性的虛虧不足。那麼，當我們整個民族都處於那樣一個人性淪喪的特殊環境裏，時代的黑暗與人心深處的黑暗不能不產生一種感應。獸性可以表現在各種方麵：淫蕩、殘暴、損人、狠毒，或者為求自己生存而出賣他人。我們在迄今為止的“文革”後文學創作中，還沒有能夠找到這樣一部以人性的黑暗為懺悔內容深刻地表現人在這場浩劫中的迷茫與苦難的作品，但局部的表現則時有所見。這一類作品中，已經超越了一般“傷痕文學”的反思水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高曉聲的《心獄》無疑是這一類作品中令人注目的一篇。施阿楚的殘暴乃是出於他的天性，“打人越打越愜意”。這屬於一種人類進化進程中獸性尚未完全退化的返祖現象。但是處於一個靠“專政”來決定一切的年代裏，這種殘暴適逢其時，施阿楚獸性極旺，人性卻極衰，獸性即是他的理性。一旦助長他獸性的時代改變了麵貌時，他的理性隨之崩潰，於是瘋了。對他的發瘋的原因，作者沒有往深處開掘，隻推測他是出於害怕，但害怕的背後又是什麼呢？小說留下的空白耐人尋味，我以為這篇小說的標題已經提供了答案。還有比良心受到審判更可怕的悲劇嗎？高曉聲沒有寫主人翁的懺悔，隻寫了他的恐懼，就像奧尼爾沒有寫瓊斯皇的懺悔，隻寫了他的恐懼一樣。但這種恐懼的背後，包含著一種更為觸目驚心的懺悔意義。這不是那種由惡向善的懺悔，而是站在惡的原地發出的對惡的懺悔。
也有從惡走向善的懺悔，如《晚霞消失的時候》。但作品中大段關於宗教的議論衝淡了原來很有意義的關於暴力、關於文明與野蠻、關於人的自尊的探討。而且作者企圖把宗教視作求取精神滿足的捷徑，小心翼翼地繞開了本不應回避的現實戰鬥精神，因而顯得膚淺。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向缺少宗教意識。如前所說，在傳統文學中的宗教意識不過是逃避現實和保持精神虛假平衡的廉價場所。這樣的宗教意識永遠也達不到像《牛虻》中主人公所經受的給人心靈震顫的折磨，也無法使人產生如心撕裂的痛苦。在文學作品中，把宗教作為否定性因素用來揭露人的愚昧、迷信和盲目時常常寫得十分精彩，可是一旦把它當作一種正麵力量來催人反省、催人自新時，就顯得蒼白無力。《晚霞消失的時候》不過是重複了古典文學的舊轍。
所以說，雖然從創作實際狀況看，目前創作中的懺悔因素還隻是剛剛從“懺悔的人”的類型中朝外逾越，遠未達到魯迅、鬱達夫等“五四”一代作家所曾達到過的高度。但是朝這個方向發展的信息是存在的。“懺悔”不過是一種外在形式，重要的是它背後是否能夠傳達出人對自身認識方麵的新的深度。人文主義使人成為神，現代意識使人恢複為人。人在對自身的認識發展中要完成這個過程決非輕易。光靠理性認識是無濟於事的，隻有通過對自身的錯誤的不斷深化的認識才能獲得。這種認識經常是痛苦的，而“懺悔”，正是這種痛苦認識的主要表現形式。
“懺悔”不過是一種思維形態，研究懺悔意識並非鼓勵人們沉湎於以往的過錯之中，而是透過這種意識來認識人自身，確立起人在這個世界上的真正自信。我們的新文學曾經一度不自覺地達到“人的懺悔”，進而又轉向“懺悔的人”，並從這條路走向極端，接著又發生逆向運動，重新擺脫宗教式的“懺悔”自虐，向自覺的“人的懺悔”的方向發展。這也印證了現代中國關於人在自身認識方麵所經曆的一條曲折道路。
回顧這一曆程，不僅是為了對以往曆史獲得新的認識，更重要的是有助於我們思考：應該怎樣麵對未來。我們過去曾經有過無數次機會來麵對偉大的未來，但隻有正確的認識才能確立正確的自信，以克服各種錯誤造成的障礙。我們無法判斷，在許多年後人們將會怎樣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中包含的“懺悔”意識，但我相信，如果文學創作中還會出現“懺悔”意識，那它將表明我們這個時代已經開始起步，正從更高層次的自身認識基礎上尋找通達未來的正確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