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當代文學創作中的現代反抗意識
中國新文學發展70年，現實戰鬥精神是貫穿始終的基本文學精神。它表現為中國現代作家緊張地批判現狀、幹預當代社會的一種戰鬥精神，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傳統文化心理建構與西方現實主義創作理論的某種契合，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在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積極陽剛的本質。從1919年到1989年，曆史證明這種精神傳統不管經曆多少曲折坎坷的道路，它總是頑強地紮根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深處，成為他們衝破黑暗、追求光明的根本動力，也成為中國現代文學與人民的事業同呼吸共命運的重要保障。
今天所麵對的文學，是魯迅所奠定的中國新文學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邏輯發展。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是現實戰鬥精神。從聲勢浩大的“傷痕文學”到近年來深受群眾歡迎的改革題材的文學創作，都顯示出這一文學精神的勃勃生命力。但是我們不能忽視，時代的發展也會促成文學精神傳統的變異，這不僅僅是其內容的變化，也包括精神自身的更新。這個更新的跡象，在近幾年已經初露端倪了。新的一代作家在成長，他們帶著自己特有的生活經驗與精神麵貌躍入文壇，新的文學精神——現代反抗意識正在悄悄地發生影響，逐漸地成為新文學現實戰鬥精神的一種變體。本文的旨意，就是想探討文學現代反抗意識的形成及其意義。(一) 兩代作家的現實主義 當代文學的主體是由兩代作家建構起來的。這種建構到了1985年已經完成。這一年，實實在在地產生了一批文學新人；也有一批早先已經成名的年輕作家在這一年寫出了耳目一新的作品。這些新人新作的誕生，應當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它標誌著隨一代新人而生的新的文學精神與審美原則的崛起。那一年起，兩代作家的陣容齊全了：以“重放的鮮花”為主力的中年作家與更年輕的一代作家並立於文壇，這經曆和素質各不相同、風貌也迥然相異的兩代人是那麼友善、那麼頑強地互相支持，又各自探索著文學的未來。現代反抗意識是屬於年輕一代的，這也許不是出於他們的自願，而曆史老人在塑造這一代人的同時，也塑造了這樣的意識。所以我們在探究這種文學意識的形成之前，有必要先認識這兩代作家所處的不同曆史境遇。
中年一代作家的文學生涯，大抵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步發展起來的，當他們剛剛握筆寫作時，國家政權變更帶來的理想主義的樂觀和革命傳統教育灌輸的理性主義信念已經深深地滲入了他們的意識之中。這種樂觀與信念成了他們觀察世界、認識社會的出發點。雖然1957年掀起的那場政治風波不公正地把他們打入了生活底層，但早期自我改造的虔誠動機與後期苦盡甘來的成就正果都不但沒有摧毀，反而加強了這種樂觀與信念。回顧一生的坎坷道路，他們從今天所獲得的崇高名譽與豐厚利益中感到滿足。生活經驗使他們本能地趨向理性主義：曆史是公正的，善惡是有報的，世界循著一種合理的邏輯在發展，人們的責任，就在於完善它，使它更加符合理性與秩序。理性的同一趨向也使這一代作家風貌各異的作品之間產生了嚴格的內在一致性：它總是麵向現實，以強健的自信來批判現狀中不盡如人意的缺陷。它們中間最精彩的部分，也就是現實戰鬥精神最高揚之處——諸如尖銳、冷峻、深刻、諷刺等等藝術風格都是與社會的某些公眾話題和焦點聯係在一起，他們自信能夠勝任民眾導師和政府諍友的社會角色。
而這種樂觀與自信正是年輕一代的作家所欠缺的。曆史的巨手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塑造了這代人。他們要比上一代人不幸得多，在他們最需要信仰和確立信仰的時候，狂熱、幼稚、盲目把他們不容置疑地推上了罪惡的第一步——紅衛兵運動，不自覺地為人作“刀俎”，轉眼間又不自覺地淪為“魚肉”，直到他們在“上山下鄉”中苦苦煎熬，並且經曆了“9·13”事件與粉碎“四人幫”這兩次政治巨變以後，痛定思痛的反思與毫無結果的損失才使他們追悔莫及：年輕人的樂觀被盲目與輕信廉價地出賣了，信念被貌似“革命”的偽善嘲弄了，當生活打碎了他們構築了10年的夢幻，向他們呈現出另一種原先曾被他們無情否定過的麵目時，他們的思想不可能也不允許重新回到1966年的起點上。這一代年輕人在真實麵前感到了心靈的顫抖，他們像突然被拋入曠野，無所依憑，心中無物無神。孤獨與懷疑的產生是免不了的，不這樣不足以前進。孤獨使他們緊緊地抓住自身，作為唯一的依賴，於是就出現了麵對自我的認真探索；懷疑是他們犧牲了十年最寶貴的時光作為代價換來的重要收獲，懷疑使人反思，但他們無須反思這幾十年的政治運動曆史——這是屬於上一代人的責任，他們懷疑更長遠以來的人類精神曆程，不僅僅是中國的，也包括世界的。1976年時，他們確實變得一無所有，然而“無”為他們生成了新的“有”。
從這樣一個出發點來理解這一代年輕作家的文學追求，我們就會寬容他們的種種偏頗與放縱。起點不一樣了，他們不會學上一代人那樣，像失散多年的孩子重新撲入母親懷抱似的就範於傳統理性，上一代人感到親切的東西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他們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對眼前種種傳統認真選擇一下，也包括理性的傳統。我們不能不看到，這一代人反思的起點要高得多，他們一下子就超越了50年代，並向新文學的起點——“五四”文學複歸。當然，複歸同時也是超越，從80年代起，文學就是追求與“五四”文學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作新的騰飛。
那麼，這條起跑線又在哪裏呢？
我以為，重新審視這兩種相隔了整整60年的時代精神中的某種相似性是很有意思的。“五四”文學與新時期文學都是在一種傳統價值觀念發生根本變異時發軔的，一方麵是對外開放精神給民族文化帶來了新的血液，另一方麵是文化傳統的式微刺激中國知識界向外來文化尋求武器。中西文化撞擊的猛烈程度，與這兩個時期文學創作的深刻程度恰成正比。但是，從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建構的演變來看，這兩個時期之間存在著一道長長的演變軌跡。20世紀之初，自嚴複翻譯《天演論》和林紓翻譯西洋小說起，中國知識分子就不但從聲光電化、船堅炮利中，而且還從意識形態中接受了評價中國文化傳統的新參照係，它使他們感到既興奮又沮喪。興奮來自於他們麵對文化大更新感受到的刺激，而沮喪則反映了他們在這種背景下麵對自身的情緒天地。歐風美雨破壞了中國知識分子千百年來形成的心理平衡，由此產生出王國維式的悲觀與胡適之式的樂觀。一大批知識分子立在兩者之間，無所適從，困惑地尋找著自己的心理依憑。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這樣一種精神習慣，能夠把自身看作一種依憑，在諸如困惑、苦悶、憂鬱、焦慮等自身的心理情緒中發現人生的價值。他們需要有精神支撐，或者說，需要有偶像。失去了孔孟、程朱、桐城諸賢以後，他們又急急忙忙地尋來了一大批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領袖。這既顯示了民族文化心理造成的曆史積澱的力量，又是中西文化第一次大交流帶給中國知識界的顯著成果。後一種意義似乎對中國作家以後所作的政治選擇有至關重要的影響。30年代左翼力量的崛起與廣大作家走上革命的道路，都體現出一種主觀的個人選擇與必然的曆史趨向的同一性。誰都記得魯迅在逝世前口授的一封信中有這樣的名言，“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第531頁。。這段由馮雪峰執筆而又為魯迅認可的話，既表明了魯迅也表明了馮雪峰這樣的一批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特點：他們是把個人的選擇良知與被選擇的依憑對象相吻合當作選擇的前提。這種選擇方式與封建時代知識分子從啟蒙起就無選擇地接受全部封建倫常道德與封建政治教育的被動處境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種個人良知與依憑對象的自覺吻合，到了5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出現了裂縫。首先是“左”的路線在文化界發動的一次次政治運動，嚴重地挫傷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使知識分子越來越無法把自己的良知與被認為是“革命”的政策方針吻合起來。同時，50年代開始形成的各種“左”的政策路線，也迫使知識分子痛苦地封閉住自己的良知。我們從後來茹誌鵑、劉真、張一弓等人對“大躍進”時期農村生活的真實寫照中，可以看到50年代的作家並不全是昧著良心一味歌功頌德的庸人，他們亦有良知，隻是在那個無法自由表達思想的時代弄啞了自己的歌喉。
隻要真正堅持曆史主義與人民的觀點去回顧曆史，我們即可發現，50年代並不是一個田園牧歌式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時期，膚淺的理想主義與盲目的樂觀主義掩蓋了時代潛藏著的真正危機：人們對極左路線的警惕太少，也太遲了。這就決定了60年代的政治風暴必然會引起全國性的驚慌失措，人們無力像當年反日本法西斯那樣挺身而出，來抵製極左路線的淫威。他們隻能盲從，隻能犯罪，隻能犧牲自己，直到整整10年以後，才在天安門廣場上以周恩來之死為機緣發出覺悟的吼聲。而且50年代留下的後果甚至也影響到1976年以後的10年，由於錯誤的東西曾經以“革命”的名義騙人騙得那麼深，它導致了人們在人生選擇上的虛無態度。現在人們已經無法恢複50年代的天真，一個現成而空洞的理想方案不會再使人激動。有相當數量的年輕人，他們自覺地抗衡一切貌似“正確”的傳統壓力，以虛無主義的態度表現出積極的探索精神。他們不輕信也不盲從，在災難的歲月裏對一切感到失望以後，就牢牢地守住自身，把它當作最後一片淨土，以此為出發點，在當前社會改革中作出個人的選擇與貢獻。我們不難找出80年代年輕知識分子與20世紀初的年輕知識分子的差別。中西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流又打開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界，但他們再也不像前輩那樣，為自己失去了舊的精神依藉而惶惶不安，也絕不急急忙忙地搬來西方的現成答案作為自己新的行為指南。他們立足現實、立足自身，依靠自己對生活的獨特認知（哪怕這種認知是膚淺的）進行獨立的戰鬥。本文所探討的當代文學中的現代反抗意識，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二) 現代反抗意識的審美特征 當代文學中的現代反抗意識是文學的現實戰鬥精神的邏輯發展，但它又並不取代一切，不過是作為現實戰鬥精神在當代文學中的一個分支，展示著自己獨特的風貌。
現實戰鬥精神，是中國作家對現實的一種主觀態度，魯迅曾把這種態度描繪為，“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並且預言，“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第214頁。。魯迅認為這種文學精神是與封建文人的“瞞”與“騙”的傳統文藝所不相容的，並把它視作照亮人生，引導國民精神的燈火。中國現代作家正是在這種文學精神的鼓舞下，一代一代地為國家、為人民、為真理而勇敢地戰鬥著。在“文革”後的文學中，這種現實戰鬥精神依然支配著文學的發展趨向，受到廣大人民的真誠歡迎。
現代反抗意識是這種文學精神的一種變體。它在對現實的態度上與現實戰鬥精神完全一致，顯示著朝氣蓬勃的、入世批判的戰鬥風貌，不但繼承了魯迅對於世俗的不妥協的批判傳統，也與西方現代思潮中反資本主義世界的戰鬥思想相共鳴。他們不同於同代人中的另一批提倡“文化尋根”的作家，深厚的曆史感不再為他們提供身處亂世的精神支柱。換句話說，他們沒有昨天，也不需要昨天，“昨天，像黑色的蛇……”，他們憤憤地詛咒。這還不夠，從昨天逆向延伸到任何極限都為他們所不屑一顧，於是又唱出了“盤古的手大禹的手，如今隻剩下一隻手，我被埋葬”。這是楊煉的《石斧》。石斧可以使人聯想到遠古時代人類的生存形態，最終也作為一種曆史被埋葬了，這種向曆史的大膽宣戰，使人想起魯迅在《狂人日記》中關於“吃人”的寓言。
《狂人日記》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新文學第一部徹底反封建的作品，正是因為它具有以往任何現實主義文學所無法企及的戰鬥精神。無論是歐洲的傳統現實主義創作還是清末譴責小說，在否定現狀的同時又何曾忘卻為現狀留一條改良的出路呢？唯有文學進入20世紀以後，才出現了把整個西方世界視為一片“荒原”的詛咒，產生了令人“作嘔”的感覺。《狂人日記》被稱作是一部現代作品不是沒有來由的，它的反社會的傾向以前輩不可能具備的徹底性，顯示了現代意識的一個重要特征。
本來，當代文學創作中的現代反抗意識即使與魯迅的時代相通，如果不是一場把千家萬戶卷入災難的“浩劫”降臨中國，也不會引起中國人的共鳴。樂天知命的傳統道德教誨著中國市民們應該如何過著知足、安定的體麵生活，但是“文化大革命”無情地粉碎了這樣的生活信念，“觸及每一個人的靈魂”，不管你自願不自願，都被逼上了選擇的道路岔口：要麼做幫凶；要麼做犧牲。“浩劫”過後的一代年輕人，身上留下了內亂帶來的傷疤，手上洗不清別人的血腥，體內夾帶著原始繁重的體力勞動造成的種種殘痕，除了一身傷，別的一無所有，也一無所長，你讓他們怎麼辦？《本次列車終點》、《我們這個年紀的夢》，女作家們以特有的細膩表達了這一代人的痛苦，別人無法代替這種痛苦，既然是自己走到了這一步，那麼，要掙紮和擺脫這樣的困境，也別無選擇，唯有靠自己。正如一個女詩人所吟詠的，“我推翻了一道道定義；我砸碎了一層層枷鎖；心中隻剩下一片觸目的廢墟……但是，我站起來了，站在廣闊的地平線上，再沒有人，沒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舒婷：《一代人的聲音》，《朦朧詩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頁。。
苦難中生存，生存得堅強。不公正的命運使“他”這個“他”隻能是單數，因為“他”是以個體的力量存在於世界。帶著病態的情緒步入這個似乎又恢複了理性的世界，但“他”已經不再尊重世俗所信奉的傳統價值，因為剛剛平息下去的那一場政治風暴曾經證明了傳統價值的脆弱和虛偽。在心中隻剩下一片廢墟時站立起來的“他”應該是充實的，“他”可以在心中的廢墟上建立起自己認為是最美好的紀念碑。於是，《在同一地平線上》躍出了“孟加拉虎”：
它在大自然中有強勁的對手，為了應付對手，孟加拉虎不能不變得更加機警，更靈活，更勇敢和更殘忍……張辛欣：《在同一地平線上》，載《收獲》1981年第6期。
這似乎不是寫虎，也不是寫人，而是寫出了一種年輕人的畸形心態。男主人公所有的行為，說它悲壯也行、卑劣也行，他所追求的是什麼呢？僅僅是增加一些收入，添置一台電冰箱嗎？僅僅是賺得幾分名聲，來填補內心的空虛嗎？都不是，他在行動時，是充實的，他操之過急，是因為失之太多。更何況他所追求的生活理想是極為正常的：要求施展自己的才幹，讓自己的勞動獲得社會的承認。如果在一個健全的社會裏，這樣的生活理想是應該受到保護的，可是現在呢？他隻能墮落成一個“庸俗商人”，連妻子都這麼認為。
人們在指責男主人公的行為時，總是自覺與不自覺地為“他”所處的社會辯護。用“生存競爭”的理論來解說社會的發展雖然是主人公的偏見，但“他”終究也不失一種堂堂正正的競爭風度，而“他”所麵對的社會實際上連“競爭”的體麵都沒有：徐飛利用父親的聲望到處鑽營，楚風之的庸俗與不負責任，同事的敷衍與嫉妒，都會使你想競爭都找不到對手。若戰士進入無物之陣的悲哀，是所有努力上進者的悲哀。所以，在“孟加拉虎狩獵一直屬於世界狩獵運動中的王座”時代，你能指責孟加拉虎的“更機警、更頑強”麼？
或許，有些評論家對張辛欣這篇小說的批評不無道理。主人公這種競爭態度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塊土地上算不得怎樣的真實，如前所說，它隻是反映出一種畸形的心態，事實上我們的生活還遠遠未達到如此緊張的節奏。相反，顢頇、平庸、守舊以及僵化而造成的社會停滯狀態，倒是今天社會生活中青年人感受到的最大壓力。而這一切，正成為年輕一代作家批判的主要目標。從《北方的河》起，張承誌的作品裏出現了一種日愈明顯的分裂：都市文明與原始自然之間的緊張對立。（在此以前，作者總是通過現代都市人的眼光去審視自然，《黑駿馬》這支憂傷的歌，可說是兩者達到了最優美的古典式的和諧。而從《北方的河》起，小說敘事人的視角反了個方向，往往是自然之子帶著原始的目光來審視現代都市社會，於是分裂就開始了。）他的主人公總是一個野氣十足的男子漢，又是謙虛多情的大自然的孩子。綠色的草原，紅色的沙漠，奔騰的大河，晶瑩的雪峰，都會引起主人公皈依宗教般的肅穆感情。這時候，他是充實的、頑強的、男子氣的。然而，當他進入另一種社會——現代都市社會之中，他馬上就變得不安、煩躁、處處碰壁、動輒得咎，最終不能不用最強的噪音——graffiti（胡塗亂抹）來發泄那左衝右突的情緒。自然之子的煩躁也是當代年輕人的煩躁，正因為如此，graffiti才會成為年輕人“最後的特權”。張承誌畢竟是幸福的，他的煩躁使他在都市以外找到了精神的依藉，這就使他的作品多少帶有“尋根文學”的特質。而另一位同樣也不斷用噪音來對付現代都市生活的女作家，自然卻沒有賜予她這樣的眷寵。她的歌王也許壓根兒就不存在，尋找歌王的人也在螞蟥、熱病、風雨中消失了。因此對她來說，“你別無選擇”——唯一依藉的，隻有自己。
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可以說是現代反抗意識很強的一部作品。如果從生活真實的標準來衡量，賈教授無疑是過於漫畫化了，但正因為誇張的虛假，使這一群音樂學院的學生對“賈氏規範”的反抗成為一種象征。他們每一個人對現狀的一種反抗，都從本體論的角度展示出個人對生存環境的批判。虛無是這一群學生全部人生行為的出發點：蔑視傳統音樂美學觀念使森森煥發出新的創造力，終於以現代精神獲得了國際作曲比賽獎；對現存教育體製的絕望使李鳴整天躺在床上，但這種奧勃洛摩夫式的反抗帶有與奧勃洛摩夫這類“多餘人”完全不相幹的虛無態度，與孟野的倒著走路一樣，暗示出年輕一代積極的反傳統心理。老年人眼中的胡鬧也許對年輕人來說是一件極其嚴肅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反抗現實的情緒與傳統的現實戰鬥精神也是一致的。
但是，張辛欣也罷張承誌也罷，劉索拉也罷，他們筆下的反抗意識畢竟不同於傳統的現實戰鬥精神。新時期文學中的現實戰鬥精神也同樣表現出強烈的批判意識，但批判者的目標是非常具體的，鋒芒所指幾乎都是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單位。而現代反抗意識所批判的對象則大都是抽象的、虛擬的和模糊的，它著重展示的是人對自己存在於世而保持的一種警戒，或是正在發生著的煩躁不安的心理。其次，現實戰鬥精神總是使作家在戰鬥中自信十足，精神有所依藉。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當前一係列引起轟動的改革題材的小說中得到證明。而反映現代反抗意識的作品則缺少這樣一種依藉，它們在否定、批判舊世界的同時，多少流露出帶有虛無色彩的孤獨感。
當我指出這類作品中含有一種虛無色彩時，我個人的心情是極為複雜的。我無法猜測“虛無”這一名詞在今天的特殊環境下會引起怎樣的反應。誠如尼采所說的，虛無主義有兩種含義：作為精神權利提高的象征的虛無主義和作為精神權力下降和沒落的虛無主義，前者被稱為積極的虛無主義，後者則是消極的、被動的虛無主義尼采：《權力意誌》，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86頁。。19世紀中葉產生於俄國平民知識分子中間的最早形成的“虛無”一詞，是明顯意指前者，它通過否定傳統觀念的一切價值，來確定虛無主義的真正意義。虛無主義者以戰鬥的姿態麵對過去，又以強大的信念和充沛的創造力麵對未來。“虛無”的對立麵不是“實有”，而是“肯定”，即對以往陳舊事物的形形色色的肯定。我覺得當代青年對過去極左路線所造成的惡果持這樣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我們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需要有這樣的虛無態度作為思想鬥爭中的一支偏師。但是當“虛無”出現精神力衰頹的征兆時，它不僅麵對以往，甚至還麵對未來，這就呈現出複雜的意蘊。從表麵看，虛無很容易與頹廢、墮落等概念相聯係，其實兩者是有區別的。我們不妨探究一下，人對未來所采取的虛無態度，是一種在什麼意義上的虛無？徹底的虛無隻能導致生命的終止，除此以外，生活態度的無信仰、自我放縱，都不過是表現出年輕人對自己生命價值的偏愛、珍視與放縱，他們所缺少的隻是生活的既定信仰與目的，這仍然是麵對生活以往的“虛無”，並不能說明他們對未來的態度。就如《無主題變奏》徐星：《無主題變奏》，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中主人公的自我評價，“我看起來是在輕飄飄、慢吞吞地下墜，可我的靈魂中有一種什麼東西升華了”。這種升華的東西，正是在對傳統價值觀念的徹底否定中感受到的。
與生活的無信仰狀相聯係的，是孤獨。語義的複雜性也常常給這個詞帶來麻煩。作為哲學範疇的“孤獨”，並不是個人主義的同義詞或集體主義的反義詞，它的對立麵應該是對神的信仰。人隻有在失去神的保護時，才會感到孤獨。當一個人不再與神同在了，沒有什麼先驗的力量去指示他如何生活了，他就隻好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孤獨能夠產生力量，產生創造力。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造成這種孤獨狀的，不是來自西方的哪一家主義，而是產生於社會存在，是“文化大革命”把年輕一代的精神曆程引入了兩個階段：現代迷信和宗教狂的階段與失去了現代“神”保護以後的在曠野中對自身力量的再發現與再認識階段。既然曆史已經造成了這一種現實，我們除了承認它的合理性外別無他法。
反抗、虛無、孤獨，成了當代文學中現代反抗意識的主要特征。反抗是麵對昨天世界的態度，虛無是反抗的起點，孤獨則是反抗者的心理特征。這種反抗意識出現在當代年輕人中間是很可以理解的，反映了他們對於根深蒂固的社會習俗與傳統觀念的厭惡與唾棄。而虛無與孤獨，又劃清了他們的反抗心態與以往的戰鬥意識之間的區別，清晰地打上現代的烙印。(三) 現代反抗意識在今天的意義 當代小說作為開放性文學的一翼，它自然會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現在已有許多研究者注意到張辛欣的小說與西方荒誕派的戲劇、與美國“口述文學”的關係，也有人研究劉索拉小說中的黑色幽默以及塞林格的影響。但我以為，張辛欣、劉索拉等人的小說之所以一發表即轟動文壇，在許多年輕讀者中間引起了感情上的共鳴，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這些作品所反映的心態，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存在著某種合理性。它們對傳統價值觀念的否定批判，與我國新文學自“五四”以來的戰鬥精神基本是相一致的，但它們所取的主觀態度又明顯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虛無與孤獨，仿佛是為這一代的年輕人與他們的“五四”前輩的差異所作的標記：他們再也不會因為失去了傳統文化的精神依藉而去沉入昆明湖，他們也不會急急忙忙地跪倒在西方社會價值標準麵前，發出“月亮也是外國的圓”的哀鳴。他們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力量，不管“孟加拉虎”的拚搏對與不對，也不管音樂學院那些學生是奮鬥還是胡鬧，他們都不欺騙生活也不欺騙自己，都獨立地思考著自己的生活道路，以自己的積極選擇走向未來。我把這種意識稱為現代反抗意識。也許，人們從20世紀20年代的一些作品（諸如散文《野草》）中也看到過它的前身，但我們這個時代，它會生成得更加典型，也更加合理。
當然也不應忽視，依憑自身的力量來選擇生活絕不是幾句空話所能夠做到的，它比跟從既定的信條去隨波逐流地生活艱難得多，也危險得多。一位小說的主人公說過這麼一段頗有意思的話，“我真正喜歡的是我的工作，也就是說我喜歡在我謀生的那家飯店裏緊緊張張地幹活兒，我願意讓那幫來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們吩咐我幹這幹那。那時我感覺到這世界還有點兒需要我，人們也還有點兒需要我，由此我感覺到自己或許還有點兒價值，同時我把自己交給別人覺得真是輕鬆，我不必想我該幹什麼，我不必決定什麼，每周一天的休息對我來說會比工作還沉重”徐星：《無主題變奏》，第12頁。。沉重感不僅是對生活也是對自己的，試想一下，像《在同一地平線上》的男主人公那樣緊張的生活和在《我們這個年紀的夢》的男主人公大為那樣輕鬆的生活，哪個更可怕，哪個更安全呢？何況，對自我力量的認識總是有兩種可能：要麼發現自己是強者，要麼發現自己是弱者。一旦發現了後一種真相時，他是否會比盲目無知時更充滿自信呢？這是一道陰影，它總是籠罩著這一類作品。劉索拉在《你別無選擇》以後創作的《藍天綠海》與《尋找歌王》都沒有擺脫這道陰影，雖然作者大膽地宣告“蠻子死了”、“歌王”也許根本不存在，可是失去了精神依藉也就是失去了追求，這兩篇小說的主人公陷入某種尷尬的處境：既是世俗觀念的批判者，又是世俗觀念的獲益者，失去了世俗的環境她們無法生活，但這樣生活下去又終究使她們清醒得難受。強者也不見了，孟野、森森，甚至李鳴也不見了，留下的全是董客。張辛欣似乎也是這樣，《北京人》無疑是一種新的藝術樣式的嚐試，但以後的遊記、散文（我無法接受“紀實體小說”這一類似是而非的概念）中，內心的騷亂顯然為更深刻的寂寞所取代了，那是一種缺乏對手的寂寞，盡管她表麵上寫得熱熱鬧鬧，但是，“孟加拉虎”的威猛長嘯已經離得很遠很遠了。
為了掩蓋對自身力量的懷疑，這一類作品往往選擇了“嘲諷”作為戰鬥的武器。近年來看，嘲諷手法不但流行在小說創作，而且在戲劇創作中也被廣泛運用，《WM》、《天才與瘋子》可以說是最為典型的作品。作為一種藝術手法，嘲諷的特點在於它不需要正正經經的宣戰，而以嬉怒笑罵的態度對著傳統權威耍無賴，有時頗使人產生一種滑稽感覺。《WM》中第一場的幾個嘲諷片段是相當精彩的。但是，嘲諷終究不能取代充滿自信的反抗與批判，它雖然包含了一些喜劇的因素，卻容易變為油滑與輕薄，同時也為某些人提供了口實：似乎現代派文藝中不該有嚴肅的文學。主體意識的覺醒很可能會讓人清醒地看到自身的軟弱，由此反而放棄了嚴肅的追求，轉向玩世和頹廢的傾向。
由此給我帶來的懷疑是，當代文學中的現代反抗意識能否成為現實戰鬥精神在新時期的基本變體而發展下去？現存的資料是無法使人作出肯定的判斷的。雖然有王蒙用“飽食文學”來解釋這一類文學現象，並證明“吃飽的人會愈益多起來”，但我總覺得，如果用“饑食文學”和“飽食文學”來解釋當代文學中現實主義、問題小說創作與愈益關注文學審美意義（如“尋根”派的某些小說）的創作之趨向，也許更恰切一些。體現著現代反抗意識的文學作品，所關注的依然是社會的生存問題，它要否定的，也都依然是威脅著我們的經濟改革、羈絆社會發展的腐敗勢力，假使一定要在兩者中歸類的話，它們也應屬於“饑食文學”的一邊，宣泄著人們（主要是年輕人）在艱難生存中的不滿與牢騷。
但是它注定會存在下去。這首先是因為，現代反抗意識作為現代意識的一個有機部分，已經滲透到我們的社會生活之中，由於生活之糧已經釀成了現代意識之酒（無須過問其是甜是苦），作為文學作品，不過是把這種社會存在轉化為審美形態而已。這一類作品將會在年輕一代讀者那兒獲得更多的共鳴——我這兒所指的年輕一代，不僅僅是指30多歲的一代人，還包括更年輕的一代，20歲的一代。剛剛告別童年時代的少年人，幾乎天然地生成無政府主義式的反抗心理，在以往的幾代人中，這種反抗心理被散發在革命熱潮、戰爭風雲或者政治運動之中，而接下去的生活是和平建設的社會，這種生理變化帶來的反抗心理無法借助社會運動來表現，隻能轉為內心的苦悶，對社會問題的敏感反應隻能借助於變態的方式發泄出來。這種社會心理，正是現代反抗意識在文學中獲得成功的生存基礎。
在當代文學發展前景中，中國新文學的基本精神傳統——現實戰鬥精神會繼續存在，並發揮影響，這是由中國特定的曆史環境所決定的，現代戰鬥意識作為其一翼，也同樣會繼續存在下去。社會的改革帶來社會的競爭，競爭在促使“大鍋飯”體製瓦解的同時，必然也帶來傳統生活方式與傳統道德觀念的瓦解。在我們這個封建意識極為濃厚的國土裏，精神依藉的喪失未必是件壞事，改革者在破壞舊的同時還肩負起創造新的任務。但未來的生活怎樣——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誰也不曾經驗過，誰也無法事先給出一幅藍圖為人們引路。這就是說，在未來的生活道路中，人的主體因素會越來越得到重視。從自身的獨立思考出發，認知社會，認知生活，也將會越來越為民主生活健全的人們所習慣。如果說，這是我們當代社會生活發展趨向的話，那麼，文學的現代反抗意識也將會有一個比較樂觀的前景。這是需要未來驗證的。
下編：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