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是指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的一種新的理論視野。它認為：既然中國文學的發展已經被納入了世界格局，那麼它與世界的關係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動接受，它已經成為世界體係中的一個單元，在其自身的運動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審美意識，不管其與外來文化是否存在著直接的影響關係，都是以獨特麵貌加入世界文化的行列，並豐富了世界文化的內容。在這種研究視野裏，中國文學與其他國家的文學在對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構起“世界”文學的複雜模式。
《中國比較文學》雜誌發起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中國比較文學》於2000年第1期起，開辟“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專欄，討論這一命題。本文發於該欄目中，原題為《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幾點思考》。的討論將近一年之際，編輯部希望我對此發表一些看法。這個話題是我在幾年前提出來的，當時僅僅是為了談自己在研究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問題上所遇的疑惑，並提出一些具體的理論設想，以期擺脫正麵臨的困境。關於“世界性因素”正是其中設想之一。但終究因為不夠成熟，幾年過去了還是徘徊在原來的理論起點上毫無進展。這次編輯部發起討論和同行們的參與爭鳴，都無疑是對我的一個重大鞭策與刺激，尤其是一些批評性的意見，使我因為有所啟發而感到興奮。我現在的意見仍然很不成熟，隻是想借此機會說出來參加討論，以期引來更為切中要害的批評。“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研究包含了兩層意義，它既是方法論的問題，也包含了觀念論的問題，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係，很難完全區分，因為研究方法也是從依據觀念而設定的研究目的而來的。
這個課題，我把它命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研究，但是這個說法很容易發生誤解，以為它要解決的僅僅是20世紀中國文學內部的問題，與比較文學學科無關。這樣的理解並非沒有理由，因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特征之一就是被納入世界文化格局，其文學主潮不能不帶有世界性的因素；研究中國文學和中國現代作家，也不能不考慮其與世界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性因素”正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特點之一。比較文學在中國興起之前，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就出現了關於中國作家如何接受外來影響的研究課題，而這些研究領域的成果，在“比較文學”的學科概念引進中國之初，理所當然地成為它的第一批學術積累如曾小逸主編：《走向世界文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當時是一項很重要的成果。。
當然“比較文學”從一個學科概念上說，它有自己的話語體係和研究資源，也許上述成果融入“影響研究”範疇的時候，有些研究因素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改變了。我注意到傳統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著作裏經常出現的“旅遊者”、“旅遊書”或“遊記中的外國形象”等的研究關注點，但是在中國的影響研究中，不但這些關注點被忽略不計，而且，作為個別作家的知識修養(包括外來影響)的研究也越來越讓位給宏觀的外來思潮流派的研究，終於在出現過幾種“中外文學比較史”之類的著作以後，“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已經成為一門學科的方向在比較文學專業裏確定下來，而且是最具有本國特色的方向之一。但正是由於我們是從“影響研究”起步發展出這個研究方向，有很多先天不足的局限也跟著一起發展起來了。
我從80年代初就跟隨賈植芳先生研究20世紀外來思潮流派和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整理和編輯過幾百萬字的原始資料，並且一直在斷斷續續地做著這個課題的研究80年代初，賈植芳教授主持社科院文學所策劃的大型資料書《外來思潮理論流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我參加了這個項目的主要編輯整理工作，並編寫了近十萬字的《外來影響大事記》。但由於出版上的問題，這套資料集換了幾家出版社，直至2004年，其中部分內容才以《中外文學關係史資料彙編（1898—1937)》為題，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晃十幾年過去，成效甚微、困惑益多，究其原因，是對影響研究之“影響”難以科學地把握。以我的看法，“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這個研究方向應該是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譯介學原則在這一領域的應用，它包括對20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學翻譯活動的研究，對外來理論思潮流派的介紹、評價和研究，以及外國文學的評價與研究等。它是一種對外國文學研究(我把翻譯也看作是一種研究方式)的研究，是中外文學關係的原始譯介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彙編，以及對此項工作的評介研究。這項研究工作已經有不少同行在進行，但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缺乏係統的可供依據的資料彙編和翻譯研究最近由李子雲、趙長天和我主編的《世紀的回響》第3輯“外來思潮卷”正式推出10本外國思想家在中國的原始材料，包括尼采、弗洛伊德、羅素、杜威、托爾斯泰、達爾文、克魯泡特金、易卜生、白璧德、泰戈爾的學說在20世紀前半期傳入中國的相關資料，由珠海出版社出版。這將是目前最詳盡的資料彙編。；另一部分則是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對“民族與世界”所構成的關係的研究，這一部分應該是“中外文學關係”研究的主體，中國現代文學有什麼理由要進入國際比較文學的研究視野，它在世界文學總潮流中提供了哪些自己的特色，尤其是20世紀中國文學在世界格局裏究竟處於什麼地位，這些問題都需要給以理論上的解決。但是由於缺乏理論上的充分準備，也缺乏實事求是的嚴肅研究態度，在這個部分我們至今還缺乏真正有分量並能夠自成體係的學術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即構成該研究領域的兩個部分的研究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前一部分的資料研究成果，僅能說明外國文學的譯介狀況，並不說明“關係”本身的狀況。而後一部分，由於長期被製約在影響研究的範疇裏，僅僅從“影響”的角度來解釋“關係”，也不能說明中外文學關係的全部內容。如果我們對影響研究從方式到觀念的特點都缺乏清晰的認識，缺乏理論上的探索熱情，“影響”本身也是難以得到準確的表述，更不用說對整個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的把握。
我隨便舉個例子，這是從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較文學教材上隨手摘下的兩個段落我不打算指出這兩段材料的具體出處，因為問題不是這部教材所特殊存在的，而是在當前大量的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我隻是圖方便引摘了手邊的資料而已。：
創造社是以感傷情緒的直接抒發來對西方浪漫主義作家進行選擇、取舍的。他們推崇盧梭，但不喜歡他的代表作《新愛洛綺絲》，而偏愛《懺悔錄》；他們喜歡《少年維特之煩惱》時代的歌德，而對《浮士德》時代的成熟的歌德不感興趣；他們對法國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雨果不感興趣，因為雨果崇尚積極浪漫主義的理性；在拜倫與雪萊之間，他們選擇了雪萊，因為拜倫作品思想的濃度大於情感的烈度，而雪萊則是吟抒著：“我們最甜美的歌聲乃是發自最悲哀的情思的傾訴”，這正投合了創造社作家的心思。
這一段引文裏關於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被接受的論述幾乎每一句話都需要商榷的，我讀後深感訝異：既然創造社成員是以感傷情緒來取舍外國文學的，為何不喜歡感傷小說《新愛洛綺絲》而喜歡憤世嫉俗的《懺悔錄》？創造社成員何時何地說過對《浮士德》時代的歌德不感興趣？如果真是這樣，郭沫若為何要翻譯這部文學名著郭沫若在1919年即開始斷斷續續地翻譯歌德《浮士德》，但因為水平有限難以翻譯而中止，後來改譯《少年維特之煩惱》獲得成功。他曾說，那段時期因自己不喜歡學習醫科，所以《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特別是那第一部開首浮士德咒罵學問的一段獨白，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為此，郭翻譯了《浮士德》中那場獨白和其他幾個片段，在《學燈》上發表。郭沫若創作《女神》時，聲稱詩集的第三階段“詩劇”，正是受了歌德的《浮士德》的影響。以上材料可以參見郭沫若：《創造十年》，見《學生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64—66頁。郭譯《浮士德》第一卷是在1928年由創造社出版部出版。？他們選擇介紹雪萊是否就意味拒絕拜倫創造社成員對雪萊有偏愛是事實，但似乎說不上在拜倫與雪萊之間選擇雪萊。《創造季刊》第1卷第4期有雪萊紀念號，是正逢雪萊逝世百年的原因。專號中收張定璜的《SHELLEY》、徐祖正的《英國浪漫派三詩人》和郭沫若的《雪萊的詩》和《雪萊年譜》。張、徐似乎都不是創造社的代表作家，郭沫若在《雪萊年譜》裏一再提到拜倫與雪萊的交往與友誼，似無任何不以為然的看法。徐祖正的文章批評拜倫缺少藝術家的“自製力和忍耐性”，是“革命家的叫聲”，而揚雪萊之詩，恐怕也是受了西方學者對拜倫的偏見，而非他自己的看法。1924年，徐祖正為紀念拜倫逝世百年，也寫了長文《拜倫的精神》一文，盛讚拜倫的革命精神，並且批評西方學者HEARN認為拜倫“沒有自製力”的看法，為拜倫辯護。此文兩年後刊登在鬱達夫主編的《創造月刊》第1卷第4期，同刊第3、4兩期還連載了梁實秋的長文《拜倫與浪漫主義》。所以，輕易地說創造社“因拜倫作品思想的濃度大於情感的烈度”，而舍拜取雪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他們什麼時候表示過對雨果不感興趣？如果不感興趣為什麼王獨清要自稱是“雨果第二”參見王獨清的《我在歐洲的生活》和區夢覺的《王獨清論》，轉引自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哈佛大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277—278頁。呢？也許作者在查閱浪漫主義傳入中國的史料時沒有查到創造社作家關於《新愛洛綺絲》、《浮士德》和有關拜倫、雨果的介紹，即使是這樣，也隻能說明他們有沒有介紹這些外國作家作品，但終究不能依此推斷出他們對這些外國作家和作品感不感興趣，因為一個作家並不需要對所有感興趣的外國作家作品都用寫文章來表示。除非你與這位作家是親密朋友，或者有足夠的第一手證據，否則怎麼能輕易說他們感不感興趣，又怎麼可以隨意推斷出許多奇奇怪怪的“理由”呢？再說，作者的立論“創造社是以感傷情緒的直接抒發來對西方浪漫主義作家進行選擇取舍的”也是值得推敲的，像郭沫若的詩集《女神》的創作，正是塑造了具有精力充沛、呼風喚雨、積極向上、否定一切的普羅米修斯式的浪漫主義者的形象，也就是體現著魯迅所提倡的強有力的“摩羅詩人”的精神，這難道不同樣屬於浪漫主義思潮嗎？那麼，這樣一種以不經過認真考核的結論為前提，然後推斷出一係列不負責任的論點的方法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下麵一段就更值得推敲了：
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離開了同外國文學的比較研究，很難全方位地審視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演變的成因與特質。五四時期，新潮社、文學研究會倡揚寫實主義、自然主義與易卜生個性主義；以日本留學生(疑為留日學生之誤？——引者)為主要成員的創造社則更傾向於西方浪漫主義；英美留學生(疑為留英美學生之誤？——引者)結伴而成的新月派則崇尚維多利亞詩風，與英美湖畔派淵源頗厚；30年代，前蘇聯的“崗位”派思想、日本共產黨福本和夫左傾路線的理論以及蘇共“拉普”、日共“納普”理論影響了創造社、太陽社，造就了膾炙人口的“普羅文學”；30年代另一個異軍突起的文學流派——“新感覺派”，直接取法於日本新感覺派與法國都會文學；此外“九葉詩派”、“朦朧詩派”以及在20世紀中國文壇不斷亮相的各種文藝思潮(從寫實主義到浪漫主義，從新人文主義到象征主義，從尼采、叔本華到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從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到女權主義、結構主義等等)，都與西方文學思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如果前一段引文隻說明影響研究的方法過於空疏、作者的治學態度還不夠嚴密的話，那麼後一段引文則是一種理論邏輯上的誤導(它在論斷方麵的錯誤我後麵還要說到)。即使作者所羅列的上述各種文藝思潮與西方文藝思潮有關，是否就能推斷出“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的結論？因為上述思潮並不能涵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全部內容和意義，尤其是在沒有論述“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新青年》、20年代的語絲社等文學社團流派、30年代的京派文學以及上海的一大批自由主義的作家群體，更沒有論述抗戰文學、淪陷區文學、延安文藝運動以至50年代以後的大陸文學政策和運動等的情況下，怎麼可以輕易地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成因與特質”下如此斷然的結論呢？再說，即使以所列舉的文藝思潮而言，一個民族的文藝改革運動興起之初吸收外來文化思潮為武器，是否就能斷言它是在外來文化思潮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僅就文學研究會而言，它的成立自然有其社會和文化的各種原因，沈雁冰在接盤《小說月報》之初尚未決定標舉寫實主義還是新浪漫主義的旗幟，倒是聽從了胡適的勸告才選擇寫實主義，這種選擇仍然充滿了主動性，說它是“倡揚”寫實主義並不錯，但如以此推斷出它是在寫實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就未免武斷。中國現代文學確實受過來自西方和日本的文藝思潮影響，但這僅僅是它得到刺激以至發展的原因之一，或說是中國作家們曾經利用和借鑒外來思潮以壯大自身的聲勢，就此作出“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的結論未免過於輕率。
其實這不僅是邏輯錯誤導致的後果，在這種錯誤的背後隱含了一個時代的觀念。比較文學在80年代中期引進中國，“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的方向當初是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外來影響”或“20世紀中外文學比較史”為課題名稱，其語義的傾向性相當明顯。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方法直接幫助了當時的中外文學關係的研究，即通過列舉外來影響的史料來證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實質上是對西方先進文化的模仿和引進。關於這一點，當時官方的改革路線與知識分子的分歧僅在於，引進西方大量先進科學成果和技術設備的同時是否還應當引進與此相關的思想文化意識。文學研究無法擺脫時代的傾向性導向，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旨在打破閉關自守、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學科，其總的學術傾向必然會與當時啟蒙文化所主張的引進西方現代文化觀念相暗合，因此，提出中國現代文學是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理論觀點，也可以說是“五四”啟蒙文化在中國梅開二度的反映。出於這樣一種學術觀念，盡管影響研究在方式上並無論證其“影響”的可能，但仍然成為一種科學方法而得到信任和推廣。
我這樣說並無批評具體研究者的意思，因為這是時代的風氣使然，這種“影響論”對中外文學關係的解釋就成為不證自明的權威前提。我自己就是在這種學術空氣中走過來的。回想當時的心境，是剛剛從文化夢魘裏走出來的激憤情緒，一麵是深惡痛絕於極左路線造成文學創作的僵化與狹隘；另一麵是如饑似渴接受外來的新鮮思想文化，因為明白傳統勢力的強大，不百倍提倡外來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方法，就不足以衝垮傳統思想的堤壩。當時關於清除精神汙染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看待來自西方的人道主義思想和現代主義文藝，其實在西方這兩種思潮也是相對立的，但在中國的現實環境裏卻被一律視為洪水猛獸之流。我還記得當時文藝界批評西方現代主義的聲音充滿野蠻與無知，我忍不住運用文學史資料寫了一篇《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代主義》見本書第17—50頁。該文原載《上海文學》1985年第7期，後收入《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從“五四”新文學運動引進現代主義說起，談到魯迅、郭沫若等人對現代主義文藝的借鑒，再談到現代意識與民族文化融彙的可能性，說的也都是一些常識，卻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響。這使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文章雖然討論的是西方現代主義，但問題的提出和對應目標則完全是由本土的現實環境所決定的。現代文學研究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始終與當代生活保持了緊密的關係。80年代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外來影響研究”的學術指向清楚地表明：中國要走現代化的道路，首先必須要融彙到世界現代化的體係中去；而中國的文學要發展，也隻有走向世界，成為西方文學潮流“影響”下的回聲餘響才能實現。這個排比句所包含的兩層意思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合二為一了。
這時候“走向世界”就成為文學界的一個時髦話題，這個語詞裏隱含著時代的焦慮與渴望：所謂“走向”，即意味著中國至今尚未走進“世界”，尚未成為世界的一個成員，那麼，是什麼樣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國又製約著中國呢？(與此相伴的是當時的流行語“落後要挨打”、“開除球籍”等，都反映了類似的時代情緒。)顯然，在現代化的全球性語境裏，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成為一種時間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學關係相應地趨向於這種詮釋：中國的現代文學是在世界文學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文學唯有在對世界文學樣板的模仿與追求中，才能產生世界性的意義。雖然在影響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關係，但所謂“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標準，潛藏其背後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認的渴望。
但這樣一種思路在90年代越來越受到知識分子的質疑：即在全球性的現代化進程中，像中國那樣的後發展國家是否有可能通過發展自身經濟而迅速達到現代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水平”，從而被接納到“世界”的範疇裏？而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濟文化是否完美無缺地為後進國家提供了模仿樣板？世界“現代化”模式是否隻能按照現有的發達國家的狀況為唯一標準？這些問題都涉及全球化的語境下民族現代化的前途與方向，原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也超出了作者的知識範圍，所以本文不準備作進一步的討論。我描述這一點，隻是想在這個基礎上解釋我設想的“世界性因素”的思考背景。“世界性因素”是我針對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提出的理論設想之一。這個語詞也包括了兩種研究的視角：一是因為中國在20世紀被納入世界格局，它的發展不能不受到世界性思潮的影響，在文學領域，世界文學思潮也同樣成為中國的外部世界而不斷刺激、影響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形成了“世界／中國”(也即“影響者／接受者”)的二元對立的文化結構；二是既然中國文學的發展已經被納入世界格局，那它與世界的關係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動接受，它已經成為世界體係的一個單元。在其自身的運動(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響)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審美意識，不管與外來文化的影響是否有直接關係，都是以自身的獨特麵貌加入世界文學行列，並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內容。在後一種研究視角裏，世界／中國的二元對立結構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文學在對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構起“世界”文學的複雜模式。本文所偏重討論的，即是後一種研究視角下的“世界性因素”。
何謂“世界性因素”？我覺得在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現象時很難區別什麼具有“世界性”，什麼不具有“世界性”，因此本課題研究的“世界性”不反映對象的品質，隻反映討論方法的視野。如果我們討論中國文學中的浪漫主義或者女性意識，盡管兩者都是世界性的現象，但這樣的研究不屬於比較文學，也就無所謂“世界性因素”，隻有當研究者把研究視野擴大到世界的範圍，比如探討中國的浪漫主義與歐洲各國浪漫主義的關係或異同，中國女性意識在世界女權運動中的地位，等等，把話題置放在“浪漫主義”或者“女性主義”的世界背景下進行考察與比較研究，才可能構成“世界性因素”。因此，“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研究，其研究對象雖然是以中國文學為主，但方法上則是強調了“世界性”。如果不嫌繁瑣，可以這樣來定義：“在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中，以中國文學史上可供置於世界文學背景下考察、比較、分析的因素為對象的研究，其方法上必然是跨越語言、國別和民族的比較研究。”很顯然，“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既然突出了“世界性”的方法和觀念，就不能局限在國別文學的範疇裏討論它。它的問題是針對了所謂“外來影響”考證的不可靠性和“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的觀念的虛擬性前提，也就是在這一點上它對傳統的影響研究方法和觀念具有顛覆性。
在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可能會引起誤解的就是對實證方法的質疑。因為在造成大量傳播不準確的所謂“外來影響”結論的背後，就隱藏了支配學者們過於迷信所謂實證方法的思維定勢。我不是一般地對“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運用實證方法的行為提出非難，因為在傳統中外文學關係的研究課題裏，由於彼此交流不發達，“影響—接受”線路比較狹隘，這樣的蛛絲馬跡通過資料發現和小心求證來獲得是有絕對意義的。因此我很尊重像嚴紹先生那樣在中日古代文學關係研究中取得的開創性的學術成果，並從中總結出來的“原典性的實證”等一係列的研究經驗；我本人也從事過“外來影響”方麵的挖掘、考辨原始資料文獻的工作，並將這項工作視為研究中外文學關係的必要基礎。正如我前麵所說的，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至少是由譯介學和影響理論研究兩部分組成的。但問題是前一部分譯介學的資料成果並不能充分說明後一部分的影響結論，所以，對於後者，我們有責任從理論的角度來重新探索新的中外文學關係的觀念，重新來設定研究規劃和研究目的，當然，也包括對方法的重新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