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國文化界在啟蒙與現代性的追迫之下急於推動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引進外來文化，在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領域的許多學者不自覺地傾向於重新解釋“五四”現代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並預設了“外來影響”的文學觀念。於是，盡管實證研究的方法無法揭開許多接受影響的謎，但仍然被過度地信任和濫用了。中國學者喜歡“鐵證如山”，以為隻要有了證據就可以使結論立於不敗之地，殊不知證據及證據推理本身還有著嚴重的疑問，究竟能否證明這個“實”呢？談這個問題不能不論及作家創作上的影響，尤其是像法國學派那樣從兩個作家或兩部作品之間作影響研究，這樣的情況更為複雜。藝術的審美接受是純粹的精神性的愉悅活動，而藝術創作更是社會生活的綜合性精神投射，兩者之間可能會有某種關聯，但由於精神領域的複雜性與審美特征的形象性，使之不可能構成一般意義上的因果關係，而更多的是表現為心靈交感的感應關係，化於無形無態之間。創作不是理論，不是學術研究，無須用理性的規範的語言來表達，形象思維決定了藝術傳播功能的模糊性。這一切，都是實證研究所無法實證的。外來影響的表現也是多層次的，有最直接也是最表層的手段，如模仿、借用、移花接木等，也有從道聽途說中舉一反三、郢書燕說的“創造性變異”，也有在時代氛圍等大背景下根據本土環境而創造的世界性因素，麵對羚羊掛角似的複雜的外來影響過程，傳統考據方法讓人津津樂道的，隻能是“影響—接受”二元對立研究機製中的人物設置、結構布局、情節細部等最表層的比較，像警犬似的嗅尋其中“影響”線索，這又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呢？“《馬橋詞典》風波”引出的教訓參見拙作《〈馬橋詞典〉：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見本書第217—228頁，原載《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第2期。，需要我們認真反省。
作家的精神勞動當然不可能在文化真空裏進行，他在創作過程中必然會調動起大量積澱在他意識深層的文化信息，包括遠期與近期的閱讀信息，外來影響的某些信息或許會成為他感情爆發的某種引線，也可能成為某些情節布局的啟發點，但這對一個卓越的藝術家而言，完全屬於他個人的精神獨創的一部分，因為在無數文化信息共同熔鑄成新的藝術形象的合成過程中，某一個具體的外來影響其實是微不足道的。就以戲劇家曹禺的名劇《雷雨》裏的命運觀來說，雖然這是戲劇裏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出現在《雷雨》裏的“命運”，與古希臘悲劇所表現的英雄與命運抗爭終於失敗的悲劇意識不同，它是現代人情欲與罪惡構成的自我毀滅的見證，是“自作孽不可逭”的中國式的命運觀的表現。曹禺在創作《雷雨》過程中綜合了許多外來影響的因素，但左右著他的創作激情的藝術因素仍然來自他的生活環境的刺激和影響，所以，即便是外來影響的成分在融入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也是中國化的藝術思維特征。我們在分析《雷雨》時如果完全不注意古希臘悲劇的命運觀的影響是不對的，但它僅僅是構成《雷雨》藝術構造中的一個部件，而且這上麵已經打上了“中國製造”的印記。
我這樣的分析，與張哲俊先生所提倡的將“實證研究與主體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思路並無矛盾，但我想說的是，這樣一種研究方法仍然是針對曹禺這一具體作家研究而設定的，並沒有體現出中外文學關係研究的主要特征。我想探索的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正是要跨越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研究的界限，使中國文學真正置於世界文化背景下麵給以考察。就以“曹禺與悲劇‘命運’觀”這個題目為例，“命運”固然是從古希臘悲劇中形成的一種觀念，但也不能排斥中國人在長期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命運觀念，考察曹禺在《雷雨》中體現的命運觀，當然要注意到他從古希臘悲劇中獲得的某種啟示，但更重要的是：其一，曹禺是怎樣從外來影響(不僅僅以古希臘悲劇為限)的基礎上創造了他自己對“命運”的理解和表現方法；其二，如何將曹禺所創造的“命運”返回到世界文學中“命運”的創造體係中，揭示出它是如何更加豐富了世界性的“命運”的藝術表現體係。傳統的比較文學視野裏沒有中國或東方第三世界文化的成分，歐洲文化的形成本來具有同源性，其變異因素是在同一譜係裏發生的，所以，追溯起源發展、影響脈絡等，都可以用實證的方法來考證清楚，等於是考證出一個同祖血緣的大家庭。而歐洲各民族的本土傳統對這一血緣家族來說仿佛是外麵迎娶的女子，經過同化以後就能納入家族，為他們傳宗接代。可是東方文化傳統下的中國文化的因素，並不存在與歐洲文化的同源性，它與歐洲文化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多元並舉的文化格局。但問題又不是那麼簡單，由於20世紀殖民文化影響和20世紀現代性的全球普及，第三世界文化被覆蓋了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在20世紀的文化雜交中，中國等第三世界文化與西方強勢文化都難免有過血緣上的糾葛，但是從血緣的起源上說，它仍然屬於不分高低優劣的另類譜係。但在過去的外來影響研究中，中外文化雜交中產生出某些具有外來影響因素的藝術想象，卻被解釋成曖昧的私生子一樣，仿佛沒有西方文學的“種子”，中國這片土地上就會寸毛不長。所以，我覺得要討論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中的世界性因素，首先就是要破除這種迷信，把“世界”看成是一個覆蓋地球村各種文化區域的多元多姿的龐大格局，然後才能公平地探討這一龐大格局下的多元因素如何在平等層麵上構成人類世界的豐富文化。我們在討論所謂曹禺的悲劇“命運觀”時，不但應該追溯古希臘悲劇和西方現代悲劇影響的蛛絲馬跡，也應該注意到非古希臘傳統以外的藝術家對悲劇“命運”的獨特理解，從而來評價曹禺如何通過創造性的舞台表現，在世界性的悲劇命運觀譜係中增加了獨特的東方文化精神的“命運”藝術。這樣的研究不僅僅是對曹禺的個人創作成果(所謂主體)研究，也是對曹禺在世界性因素譜係中的得失與意義的研究，非國別作家研究和主體研究所能全然包括。
要從事世界性因素的研究，首先是一個觀念的改變，也就是說，比較的觀念裏不能先存在一個世界性因素的樣板，它與傳統的影響研究的一個區別就是影響研究中的“影響傳播體”與接受體之間的比較是不平等的，後者的意義未免取決於前者的標準。我去年在韓國與首爾大學的全炯俊教授全炯俊先生原任韓國忠北大學副教授，現任首爾大學副教授，為方便介紹，我稱他為首爾大學副教授。有過一次交流，全先生批評中國學者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中，有意把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描述成一係列的“進程”，其內心深處反映了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所謂“現代性”的樂觀態度，暗示了中國通過現代性的追求最終將“完成”現代性。也就是反映了80年代知識分子的潛意識裏，“現代化”是有明確目標的，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文化狀況，這就是一個潛在的標準，它是以“影響傳播體”提供的樣板為衡量標準的。後來我又讀到全先生的文章參見全炯俊：《“20世紀中國文學論”批判》，載《文藝理論研究》1999年第3期。，他進一步闡明了這一觀點：我們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性與東亞第三世界的現代性應予分別地考察，兩者是互為表裏、相互依存的，沒有後發資本主義及殖民地，也就不成立先發資本主義及殖民主義國家。以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性是真正的現代性，而第三世界的現代性是殘缺畸形的現代性或是還沒有真正的現代性的看法是沒有道理的，其實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兩麵。在全先生看來，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與鬥爭過程的本身就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和所體現的現代性的特殊狀況，世界上本來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現代性，而今天之所以對現代性的看法趨同，是全球性的強勢文化的“影響”所致。我承認全先生的這一觀點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再回想到我們80年代一再討論的“偽現代派”等問題，不正是我們心目中始終承認西方有一個客觀的絕對的“現代”標準，而我們至今為止要走現代化的道路隻有向這個標準靠攏和模仿嗎？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正是要在心理上驅除這一先驗的樣板，每一種接受體經過主體的創造而再生的世界性因素再還原到世界性譜係中去的話，都將是以新的麵貌來豐富譜係的內涵，而不是多一個延續者或變種。
再者，對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研究，從方法上是超越了傳統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二元對立範疇。世界性因素的研究不排除影響研究，它必須吸收大量譯介學意義上的資料，甚至也包含傳統影響研究中的方法和觀念。關於這個問題，查明建先生的論文《從互文性角度重新審視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查明建：《從互文性角度重新審視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載《中國比較文學》2000年第2期，第33—49頁。中有較為詳細的探討，我在本文中不準備對查先生所設想的“互文性”作具體回應，但他在討論中涉及的關於“世界性因素”的批評卻啟發了我的思考，我想順著他的思路作一些解答，也有利於本文的論述進一步展開。查先生似乎能夠理解我對傳統的影響研究(即所謂法國學派)方法的批評，但又以為今天的影響研究已經從法國學派的框架中擺脫出來，新開拓的影響研究已經將“世界性因素”命題中的部分主體性的成分包含了進去。那麼，什麼才是“世界性因素”的部分主體性成分呢？查先生概括為：接受主體對外來影響的選擇、接受主體的創造性的借鑒、誤讀、反影響等，所以“世界性因素”的提出隻是顯示了新開拓的影響研究“應有的研究基域與深度要求”。那麼，什麼才是“新開拓的影響研究”呢？據說是容納了接受美學和“創造性誤讀”等主體性的接受研究，“接受研究突出了接受者的對外來影響的主動性，接受者總是根據自身的文化需要對外來文學進行剔除、選擇、消化、改造，將其融入自己的創作之中”。查先生的概括自有他的道理，但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我一再說明“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研究是針對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的範疇提出來的，而不是針對所謂“影響研究”的。影響研究，不管是傳統的法國學派還是接納了“接受研究”的新開拓，都是另一種研究範疇，它是屬於“影響—接受”二元對立的研究機製中的方法論，它把國際間的文化交流視為一種“輸出與接受”的關係，其背後的文化觀念上潛伏著的是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對立；在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引進影響研究的方法與觀念是必然的，這既是殖民時代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侵犯與覆蓋的事實存照，也是現代性發展過程中第三世界後發國家文化進步的必然途徑。但是，影響研究的方法隻能解決中外文化關係的一部分現象，而不是全部，更不能反映出中國文化在全球性資本主義文化結構中的民族立場；不管你如何強調接受者主體性的一麵，你都無法解釋中國文化在創新發展中沒有接受影響的另一麵，因為這一部分已經溢出了“影響—接受”的機製，無法與影響輸出體構成對比的關係，如果你一定要納入“影響—接受”機製，那就意味著不能不縮小主體存在的意義，把本來不是屬於接受影響的部分也強行改造成所謂接受的“主體性反饋”。那麼，是否可以將接受者的主體區分開來，將其接受影響的一麵納入影響研究，而不屬於接受影響的另一麵放到平行比較領域呢？當然也不可能，由於中外文學關係的特殊情況，主體在創新發展中沒有接受影響的另一麵，又恰恰是與接受過影響的一麵(包括各種主體性的反饋)不可分割地糅合為一體，你根本不可能如此區分精神勞動產品。所以，我才想到用“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的研究”來超越所謂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我不否認影響研究在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的作用，但它隻屬於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的一個局部性的方法，其意義主要在於收集一些譯介方麵和作家知識結構方麵的資料；我也不否認接受研究在研究影響因素經過主體的反饋而後發生變異現象時也是有意義的，但接受美學的無邊誇大主體性的方法本來是用在藝術效應分析領域的，如果無原則地把它運用到中外文學關係的範疇裏去，那倒真的會“走入以主觀臆測代替文學發展實際具體考察的誤區”。所以，不管影響研究有沒有新開拓，在我看來，同樣不能解決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理論的基本觀念，也不能取代和包攬中外文學關係研究的所有方法。同樣的理由，世界性因素的研究也不屬於傳統的平行研究。所謂平行比較，反映了在美國移民社會的多元文化雜交和衝突的背景下的美國學者渴望進入世界對話的要求，這種文化背景與在半殖民文化掙紮下既要尋求現代化道路又要突出民族文化立場的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的大背景是不相同的，既然討論文學“關係”，就不可能是互不相幹的“平行”，我們也不是在討論中西古典文學的異同，而是把研究聚焦點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發展與新生的道路，這怎麼可能是既缺乏主體話語又缺乏世界框架的平行研究呢？查明建先生用想象出來的平行研究的特點來歸納“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自然可以推理出“如果隻能彰顯中國文學發展的特質，隻從中國文學自身的立場來研究中國文學，中外文學關係研究隻剩下與外國文學共時性的契合關係，就不能有效地解釋中外文學關係中的普遍現象，也難以揭示中國文學在影響的大語境之下如何擇取、接受等等時代性的文學特點”。但是“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並不是僅僅研究中國文學的特質，既稱“世界性”，就是要在其與世界的關係中討論中國文學的特質，怎麼可能用平行研究的套子來套呢？
需要討論的是與之相關的問題：為什麼要認定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的大語境是“影響”呢？為什麼沒有揭示中國文學在“影響”的大語境下如何擇取、接受等等時代性的文學特點，就不能有效解釋“中外文學關係中的普遍現象”呢？20世紀中外文學的關係，是在特定的殖民文化環境下中國知識分子尋找現代化的道路過程中表達出來的審美追求，對這種審美追求處於不同的立場就有不同的解釋，如果從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可以被歪曲性地解釋成“影響—接受”的基本闡述模式，但是如果我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即“影響—接受”模式隻是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的一種解釋立場，既不是全部，也不能闡釋真正的中外文學關係在本世紀的時代意義，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從另外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機製來重新界定和詮釋20世紀的中外文學關係的意義呢？查明建先生指出，“曆史上實際上的不平等，不被普遍認同的現象是客觀存在，我們不能以今天解構西方中心主義的態度來改寫西方中心主義確實曾被(被迫)認同、被接受的不對等的曆史”。我覺得查先生混淆了曆史現實和對曆史的描述之間的區別。曆史上的中國現代文學被納入了世界格局以後，當然會吸取外來的影響，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積極的革命的促進作用，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這一點誰也沒有否認過，而且這也不是查先生所說的“西方中心主義被迫認同”造成的。而所謂“西方中心主義”起作用的恰恰是我們今天對這一曆史現象的描述立場，外來影響不是造就中國現代文學的唯一原因，這也是事實，為什麼我們自己先要認定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的大語境是不平等的“影響”，而不應該是地位對等的“世界性因素”呢？對文學史現象的描述當然要體現出描述者的當代立場，所謂客觀性和曆史性，隻能是在當代立場闡釋的研究前提、材料和資源，否則文學史隻要是一部資料長編就可以一勞永逸，永遠不需要研究和重寫了。而回顧我們近20年來的學術研究，最有成就的領域不正是在不斷懷疑、證偽、否定、重寫的過程中求得發展的嗎？所以我覺得，如果研究者抽取了當代立場和當代文化精神來維護所謂“曆史客觀真實性”，其實恰恰是維護了陳舊的文學史觀念和研究立場，而不是維護文學曆史本身。也許我的話說得比較極端和片麵了一些，但這涉及研究者的根本的立場問題，仍然是需要我們充分重視的。
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研究，隻是一個不成熟的理論嚐試，極需要研究者在實踐中一步步探討和摸索，才能逐漸積累起經驗與研究實績。幸有張新穎、張業鬆等博士以此思路作了實實在在的研究工作張新穎博士的學位論文《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張業鬆博士的學位論文《創建現實——抗戰前中外現實主義文學關係史論》，均有部分章節在《中國比較文學》和其他專業性刊物上發表，可供參考。，他們在研究實踐和理論探索兩方麵都比我走得遠得多。當然，這些工作離我們所期望的研究成果還有十分遠的距離。
2000年7月31日寫於黑水齋
2002年8月24日修訂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