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馬橋詞典》: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1 / 3)

1996年中國文壇上最後一個熱點不是戲劇大師曹禺的逝世,也不是那個熱熱鬧鬧的作家大會的召開,而是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所引起的一係列爭論。如果這場爭論僅僅涉及一個作家的個人名譽,我想不應該會引起作家們那麼廣泛的參與熱情。一部新問世的中文小說,因為其某種因素(或題材,或結構,或敘事方法、創作風格等)與某部外國作品相類似,是否就能懷疑其獨創性的可靠程度?這種來自作家的疑慮,可以說一直籠罩著“文革”後的當代文學創作,尤其是1985年以後,成為作家難以言狀的心理障礙。這將涉及比較文學領域一係列專業性的討論課題,比如,在世界格局下的中文寫作,是否有可能出現純粹“獨創”的個人風格?如何解釋中國文學創作中大量存在的單純性模仿與接受外來影響之間的不同價值內涵?影響研究的傳統論證方法是否還能解釋當代文學創作中的世界性因素?等等。自然,作家們在創作實踐中所遭遇的相應問題引起的困惑要切實得多,也具體得多,越來越模糊的文化國境線已經使他們無法分辨自己的創作裏哪些是屬於純潔的民族性,哪些是摻雜了外來文學的因素,所以,保衛《馬橋詞典》成了當代作家自我維護的集體無意識,即使他們麵對的不是批評者“揭發”性的指責和大眾傳媒的商業性“炒”作,他們也想在接受外來影響的事實行為方麵得到一種公正的說法。

與這樣一個理論背景相比,《馬橋詞典》名譽受損的問題並不顯得重要,這場對《馬橋詞典》的誹謗背後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原因,即指責《馬橋詞典》模仿或抄襲《哈紮爾辭典》並不是出於學術上的求真熱情,而是出於文學觀點分歧而發泄批評者的內心嫉憤,學術問題在這兒不過是一件批評道具。那篇題為《精神的匱乏》的批評文章裏,真正表達批評者原意的是這樣一句話,“在這位名叫帕維奇的塞爾維亞作家麵前,中國作家韓少功無疑是一個模仿者。但遺憾的是,時常宣稱自己有‘理想’和‘崇高’的韓少功先生在《馬橋詞典》的‘編撰者序’和‘後記’中,帕維奇的作用根本就沒有被提及……”引自《為您服務報》,1996年12月5日。前一句的指責隻是為了後一句嘲笑韓少功的“崇高理想”才設計的,正像前兩年有的批評者在嘲笑張承誌的理想主義時指責他為什麼不把自己女兒送到西海崮去受苦一樣,隻能當作一種批評者不負責任的人身攻擊,本是不值得去較真論辯的。但因為這種人身攻擊是借用了學術的外衣,觸動了上述困惑著當代作家的理論背景,才使這場辯論超越了“馬橋”彈丸之地,引向一個更為廣闊的理論天地。

《馬橋詞典》發表於1996年《小說界》第2期,《哈紮爾辭典》的中譯本發表於1994年《外國文藝》第2期,兩者除了都嚐試用詞條的形式寫小說外,文本的展示上並無相似之處。所謂“模仿”,通常從比較文學專業的理解而言,是指作家放棄自己的創作個性,盡可能地遷就另一作家或作品的創作個性的創作行為,模仿對象可以是整個作品或隻是其中一部分,也可能隻是某個作家的主要風格及技巧引自《比較文學小辭典》,見劉介民:《比較文學方法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模仿對象和模仿行為可以有多種多樣,但鑒定是否模仿之作,主要標誌是其是否放棄了自己的創作個性而遷就他人。這對於一個較有成就、並且已經形成自己獨創風格的作家來說,鑒定並非難事。《馬橋詞典》除了敘事形式上有所改變以外,其表現的內容未脫韓少功一貫的知青時代積累起來的生活功底,其展示的描寫細節,無論平實還是怪誕,也都是從《西望茅草地》、《爸爸爸》、《昨天再會》等一路延續而來。《馬橋詞典》並不是一部從天而降的奇書,馬橋也沒有展示異域的民風民俗,從其選用的詞彙、語言等特征來看,隻要熟悉少功文體的人,都不會對這部書的創作個性產生懷疑,因此,從這部小說的描寫內容、描寫細節甚至選用的詞彙語言上來鑒定其模仿的可能性,基本上是可以被排除的。

唯一可以討論的是兩部小說在敘事的展開形式上有相似之處,即兩者都使用了詞條的形式來展開小說內容。我這裏用“詞條”而不用“詞典”來限製兩部小說的相似的敘事特點,主要理由是我並不認為《哈紮爾辭典》是一部用純粹的詞典形式寫成的小說。我不知道這部小說的中譯本是否完整,如果是全譯的話,那麼小說文本作為一部“辭典”是不完整的;我也不知道塞爾維亞語言裏“詞典”一詞是否含有獨特的理解,如果僅以中文理解,這部小說的文本不過是使用了一種三教合一的資料彙編形式,來描述一千多年來人類探尋某些曆史神秘現象的冒險曆程。小說中的《哈紮爾辭典》具有雙重的意義。一重意義是作為小說情節樞紐的《哈紮爾辭典》是一部中文譯名《科裏斯辭典——論宗教》的拉丁文詞典,書中記載了8—9世紀發生在哈紮爾王國的一場宗教大論辯的有關史料,這本書相傳是由當年哈紮爾大論辯的主要參與者阿捷赫公主遺留下來的史料,經過了各個教派的補充和篡改,終於弄得麵目全非,真相難尋,1691年經出版商整理、編撰、詮注和出版。但一年以後又被天主教裁判所下令銷毀,隻有兩本免於劫難。17世紀三大教派(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的研究者幾乎從各自宗教文獻裏都查閱到這部辭典的原始文稿,即這本辭典的雛形。但由於那本母本已經銷毀,後來者無從尋找。小說寫到20世紀80年代的三教學者苦心孤詣尋找《哈紮爾辭典》而一無所獲,其中一位學者相傳已經獲得此書,但隻是一把古老鑰匙,並未打開所有秘密。整部小說就是圍繞了這部辭典的產生、編撰和尋求而展開,但這部辭典始終沒有出現,就像是張承誌的小說《金牧場》裏的“金牧場”。第二重意義是帕維奇自稱他的小說正是這部神秘文獻《哈紮爾辭典》的子本,他不但補充了20世紀三大教的研究者繼續探索哈紮爾問題的過程,而且根據三大教派文獻分門別類地編撰起三冊內容互相矛盾的說法,可以提供讀者各取所需地閱讀。所以作家把這本書稱作為“一本10萬字的辭典小說”。可是我們必須澄清兩點:其一,這部小說裏真正涉及哈紮爾王國改宗滅國的史料很少,隻占全書篇幅的四分之一,而且莫衷一是,大量保留的倒是後來研究者與魔鬼糾纏的傳奇故事。這與小說裏稱這部《哈紮爾辭典》為“數百年積存下來的關於哈紮爾人的大量資料”,“把與捕夢術有關的一切事物,同那些最了不起的捕夢者們的傳略和他們的捕獲物的生平搜集攏來,編纂成《哈紮爾百科全書》”,“幾十個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各種各樣的名詞”引自帕維奇:《哈紮爾辭典》,戴驄、石枕川譯,載《外國文藝》1994年第2期。 的說法大相徑庭。其二,這部小說所列的詞條,一共為18條,三大教派文獻平分,每卷6條。其中隻有一條是有關語言的詞條,即綠書裏的“庫”(哈紮爾語:水果)。其他全是人物名字,其中三卷裏重複出現的是可汗和阿捷赫,有一卷裏介紹到大論辯中的一個人物基裏爾。也就是說,真正涉及哈紮爾大論辯史料和傳說的不過就是這8個詞條。這似乎很難構成一部真正意義的有關哈紮爾曆史的辭典,更準確些說,這是一部用詞條形式來分章節、以三個不同的敘事視角來展開文本內容的小說。

其實,以詞條的方式來展開小說情節或者構成小說的一部分敘事內容,這樣的寫作技巧遠不是從帕維奇開始的。太遠的不去說它(已經有人把它的起源追溯到古代的《易經》或者明代筆記小說),中國新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小說《阿Q正傳》,就不自覺地使用過詞條展開的敘事形式,至少是一半的章節含有這樣的性質,如第一章,就是一篇類似解釋“阿Q正傳”四字的詞條。其下:優勝記略、續優勝記略、革命、不準革命等章節,其夾敘夾議的敘事方式,都可以作詞條解。外國文學的情況我並不清楚,但至少,韓少功譯過的米蘭·昆德拉的小說裏,多次使用過詞條展開的敘事方式。不管使用這些方式的作家有沒有冠之“辭典”的名稱,其基本形式是用詞條展開的方式來敘事,基本特征是通過對某些名詞(包括人名)的重新解釋和引申出生動的故事作為例證,來表達作家貫注在小說裏的特殊構思。如阿Q這樣的典型,魯迅自然可以像塑造華老栓、閏土、祥林嫂那樣給以創造,但如果這樣的話,似乎很難達到對阿Q精神特征的深刻剖析。作者想通過這個人物來挖掘國民沉默的魂靈,似乎也隻能采用解釋“精神優勝法”等名詞來完成,由此而創造的夾敘夾議的理性敘事過程,也就顯得自然而然。詞條展開的敘事形式與作家在創作中發表某種議論的欲望是分不開的,當感性的藝術形象不足以表達作家對形象的特殊理解,他必須使用個性化的議論加以補充,而詞條展開的敘事形式尤其適用於某些理性較強、希望通過對語言本身的重新解釋以改變某些既定思路、改變讀者對小說的常規理解的作家。

但帕維奇似乎並不屬於這類作家的典型,因為我不了解西方各派宗教,無法對小說展開的三大宗教的知識發表意見。僅從他所選擇的詞條而言,大部分是小說中的人物名字,這就僅限於敘事功能而缺乏對語詞本身作注釋的機會。小說借助詞條形式展開的是後現代的文本功能,即作家在“使用說明”裏告訴讀者,可以對這部小說采用任意的讀法。哈紮爾王國在小說裏隻是一個消失了的曆史傳說,一千多年來人們對這宗曆史疑案的探尋受到了神秘世界的阻攔,先是三大教派各編了一套文獻,來解釋王國皈依宗教的結果,使曆史真相變得充滿歧義;在公元17世紀和20世紀,又有研究者企圖重新清理這段曆史,卻受到了各教魔鬼們的幹擾,那些研究者們雖然來自各大教派,但多半是本教具有叛逆思想的人,當他們打算越出本教的文獻從異教中尋求真相時,他們都遭到了天譴。如果說,17世紀的研究者們還僅僅受到魔鬼們惡作劇似的幹擾,那麼更神奇的是在20世紀的現代國際學術會議上,三教魔鬼聯合起來動了殺心,才阻止了三位現代學者的會師。小說似乎闡釋了人類世代相承的對真理不屈不撓的探求精神所麵臨的可怕命運,仿佛是西西弗斯的殉道之路。為了粉碎人類在這條殉道之路上產生任何玫瑰色的夢想,哈紮爾王國的秘密將永遠不可解,這就使作家放棄了傳統的封閉式的敘事結構,將三大教派的文獻資料彙編於一書,呈開放形態,讀者不僅可以任意選讀某個教派的文獻而信其說,而且可以把其中的詞條作任意的拆解,選讀其中感興趣的片斷。《哈紮爾辭典》設置的結構如下:哈紮爾大辯論參加者17世紀研究者17世紀魔鬼20世紀研究者相遇時間861年1689.9.241982.10.2相遇地點哈紮爾王國夏宮瓦拉幾亞戰場帝城學術會議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