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隨著西方神學傳統與文藝複興以來的現代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西方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一方麵以反叛的姿態推動了原有文明大廈的摧毀，另一方麵法西斯主義夾雜在這股反叛思潮中掀起了新的惡魔狂潮，使人們對這個概念的重新關注有了現實的依據。德國偉大作家托馬斯·曼正是在這樣的曆史環境下用重新闡釋浮士德的經典形象的方法，對現實中極為複雜的德國現代文化的生成及其遭遇、未來的可怕都作了極其深刻的藝術表現，這一表現熔鑄在他的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中。他的主人公是一位與魔鬼有過簽約的天才音樂家，但他與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的根本不同之處是，他把自己的創作嚴格限製在音樂的殿堂裏，不僅是他的書齋與周圍處在百分之百的隔絕狀態中，而且在心理上也完全隔絕。評論家盧卡契(Georg Lukacs， 1885—1971)尖銳地指出了這一現象是因為“這位新浮士德所接觸的知識界邁著一種反動透頂的假紳士派荒唐可笑的死人舞蹈的舞步，匆匆迎向法西斯主義的野蠻行徑”，所以，他的“怕見世界”是對“當今人類的典型態度”盧卡契：《現代藝術的悲劇》，見範大燦編：《盧卡契文學論文選》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頁。。這種典型的態度也同樣可以用來解釋20世紀許多卓越的現代主義作家把“惡魔性”看作是內心世界的一種原始情感和驅動力。最近我閱讀了一篇研究《浮士德博士》的論文，作者運用惡魔性的理論視角解析這部迷宮一樣的偉大作品，並在解讀小說的過程中發表了羅洛·梅關於惡魔性因素的定義：“它是指一種宣泄人類原始生命蠻力的現象，以創造性的因素與毀滅性的因素同時俱在的狂暴形態出現，為正常理性所不能控製。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理性的增長，它往往被壓抑，轉化為無意識形態。在人的理性比較薄弱的領域，如天才的藝術創作過程，某種體育競技比賽活動，各種犯罪欲望或者性欲衝動時等等，它都可能出現。它也會外化為客觀的社會運動，在各種戰爭或者反社會體製、反社會秩序以及革命中，有時也會表現出來。還要補充說明的是，在其創造性與毀滅性俱在的運動過程中，毀滅性的因素是主導的因素，是破壞中隱含著新生命，而不是創造中的必要破壞。但如果隻有破壞而沒有創造，單純的否定因素，也不屬於Das Dmonische。”本文引用的是楊宏芹的《試論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的惡魔性的意義》未刊稿。這裏雖然討論的是德語裏的Das Dmonische，其意義基本與英語裏的the daimonic相同，關鍵是強調了這個詞義中的“在其創造性與毀滅性俱在的運動過程中，毀滅性的因素是主導的因素”，這一結論強調了惡魔性因素向內心轉移的特征，也反映了對惡魔性因素這一本質特點演變到20世紀的現實性和整體性的思考。
中國現代文學從一開始就被包容在世界性的因素之內，它與世界文學思潮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關係，但同時又離不開自身現實環境的產生條件關於世界性因素的理論，請參考拙文《關於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載《中國比較文學》2000年第1期。，所以它對於惡魔性這樣一種完全西方化的傳統並不感到陌生。如果從魯迅提倡的“摩羅詩力”開始，這個藝術因素可以追溯到狂人身上，當狂人麵對整個傳統和守舊的市民道德壓力時，他幻想出被“吃”的恐怖景象，甚至把被吃者與吃人者互相置換，揭示了每個人都可能是“吃人者”。這個人物身上具有的透徹覺悟和不顧一切要反對傳統、與庸俗社會為敵的瘋狂行為，正是來自於拜倫式的魔鬼形象，也是魯迅對西方浪漫主義惡魔傳統的一種本土化的理解。狂人的內心世界是被黑暗籠罩的，他把“吃人”的意象上升到一種普遍的原始本能，在這一方麵又熔鑄了尼采、弗洛伊德等現代學說中與惡魔性相關的因素。同樣的角色還有魯迅筆下的《長明燈》裏的瘋子，他孜孜不倦地陰謀要把一盞長明燈吹熄。散文詩《野草》裏，魔鬼形象更是頻頻出現，但與小說不同的是，這些用象征手法創作出來的魔鬼形象，更多的體現了敘事者內心分裂的一種聲音，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世界裏的魔鬼那樣，“是出現在意識表層的分裂的自我，變了樣的自我”賴因哈德·勞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學》，沈真等譯，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頁。。
這樣一種綜合了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文學原型的惡魔性因素，恰恰是魯迅依據了中國現實環境，為世界性的惡魔性因素提供了東方半殖民地的獨創品種。它與中國自身傳統裏的神魔小說並不一樣，與狐仙樹精的民間鬼故事也不一樣。它的西方化特征使這一意象朝著兩個方向開拓自己的形象空間，就是犯罪與疾病，於是，狂人、瘋子、罪犯往往成為惡魔性因素的主要承擔者。與它的西方原型一樣，中國文學裏的惡魔性因素隨著環境的變化時隱時現，不斷變化著自身的形象及其內涵。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討論當代作家閻連科的長篇小說《堅硬如水》，就不難看出其藝術形象的內涵是如何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公平而論，《堅硬如水》裏的主人公在他的家鄉程崗鎮所作的革命舉動，隻是要求炸毀傳統理學文化的象征：程寺和牌坊。這在“文革”的政治動亂中是極為表層的小災小難，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下不可能遇到什麼阻力，如果從反傳統的文化淵源來說，也很難割斷這個人物與“五四”反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狂人形象之間的聯係。“文革”時期紅衛兵運動有一種對“五四”精神和魯迅精神的不自覺的模仿，恐怕也是與這種狂人、惡魔的特殊意象有關“文革”期間的紅衛兵運動中曾經流行過一出大型話劇，叫做《敢把皇帝拉下馬》，描寫“文革”中有一個紅衛兵因為反對劉少奇而被迫害的故事，那個主人公被譽為新時代的“狂人”。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中也曾提到此戲。還有一個例子是，革命京劇樣板戲《紅燈記》裏李玉和“赴宴鬥鳩山”裏有一句台詞，原來叫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1970年的改定本裏，改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可見當時占主流地位的紅衛兵和“四人幫”造反派都曾以“狂人”和“魔”自居。。
二、 《堅硬如水》分析與惡魔性因素
如果僅僅從“文革”題材的角度來評價《堅硬如水》，我覺得是不適當的，因為從描寫“文革”的現實曆史的角度來衡量，這部小說有很多違背真實的地方。正因為它不是一部一般地描寫“文革”時期生活細節的作品，所以它才在精神現象上凸現了時代的怪異和真實。它是一部重現惡魔性因素的書，而“文革”給這種怪誕的人性欲望提供了一個表演場景。這部小說的封麵上印著這樣的廣告詞：“本書並不純粹是一對青年男女的情史，關於原欲、瘋狂和變態，而是一個小山村乃至全民族，曾經有過的一場夢魘。二十年前，我們曾經如癡如醉，舉國狂歡，二十年後，又有誰深入人性的底邃探究罪惡的本原？……”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的文學批評模式：一方麵曖昧地暗示這本小說裏含有原欲、瘋狂和變態等因素；另一方麵又強調作家的本意是要探究中國曆史上的“文革”的災難原因。在這裏人性因素與社會因素構成了一對互動的關係，既可以理解成原欲等人性因素受到了更為本質的現實社會環境的製約，也可以反過來理解，這樣一場曆史性的災難，正是與人性中的原欲、瘋狂和變態等因素相關。從個人的原始欲望到民族的瘋狂記憶，這之間若隱若現的聯係如果需要用一個概念來給以涵蓋，那隻能是這個詞：the daimonic(惡魔性)。
以往描寫“文革”的作品過於重視曆史的真實性和思想的批判性，人性的墮落是服從於整體上的政治批判和思想反思。而在這部小說裏一切卻顛倒過來，惡魔性成為主要描寫對象。閻連科本來就是一位寫鬼故事的高手，他的耙耬山脈係列小說裏鬼氣纏綿，敘事者似乎行走在陰陽兩界的交叉道上。他筆下經常出現與凡人同處一個空間的鬼魂，而且多數是與普通的中原農民一樣善良軟弱、畏縮鬼祟，有時候還不得不求助於世俗的庇護。但《堅硬如水》卻一反常態，出現了感情極為濃烈、故事極為淒厲、如癡如狂、超越生死的一對厲鬼。敘事者是一個即將被槍決的死刑犯，小說敘述可以理解為敘事者踏在陰陽界上的迷狂自述，而且這個敘事者在尾聲部分出現時已經是一個死去多年的鬼魂，他一掃以往“耙耬鬼”世界的頹敗傷感，有力地凸現出惡魔性的可怕與魅力。高愛軍較之魯迅筆下的“狂人”形象大大發展了“惡”的一麵，使邪惡欲望成為其惡魔性格中占有主導的一麵。從鬼故事到惡魔性，閻連科的小說靈感獲得一次根本上的飛躍，他不再是小打小鬧地對現實進行溫和諷刺，卻能大氣磅礴地從人性深處展示出“文革”時代的致命的精神要害。
由於中世紀以來魔鬼被驅逐出神明世界，西方文學中惡魔性與魔鬼不能不發生分離。西方文學經典裏把惡魔性看作是一種英雄的精神狂想，而這種狂想又往往是通過魔鬼啟發或者引誘出來的。歌德的《浮士德》是代表作。歌德在晚年與愛克曼的談話中曾明確表示，魔鬼梅菲斯特沒有惡魔性，因為它太消極了，惡魔性隻顯現於完全積極之中，像拿破侖、拜倫這樣的人才具有惡魔性愛克曼：《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頁。但朱光潛譯作“精靈”。。但他說他也受過Das Dmonische的影響，也就是說在某一些方麵，歌德也具備了這樣一種魔力，比如他對《浮士德》的創造。如果從人物性格特征出發，浮士德倒確是一個有著鮮明惡魔性格的人，他的惡魔性正是在魔鬼的引誘下才被激發出來。這就是西方文藝作品裏出現的一種“惡魔性——魔鬼”的對應結構。在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裏都存在這樣一個結構。在中國小說裏，具體的魔鬼形象幾乎很少出現，扮演這個魔鬼角色的往往是一些抽象空洞的物像，如《狂人日記》裏日記的第一句話，“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於是月光就成為誘發狂人惡魔性的“魔鬼”，因為見了它，狂人就覺得“精神分外爽快”，而以前“全是發昏”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第422頁。。這種把魔鬼泛化的方式是中國惡魔性小說的一個藝術手法。我們再來看《堅硬如水》，其魔鬼意象，即誘發高愛軍和夏紅梅的“革命狂魔症”的竟是“文革”時期的音樂。現在人們回憶“文革”時期的狂熱很少回憶到當時革命音樂對人的可怕折磨，隻有在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才精心設計了一些音樂的場景。這是因為人們回憶革命音樂時絲毫也激發不起懷舊的閑情逸致，它本身對人的精神充滿了恐嚇和威懾力。《堅硬如水》的男女主人公每一次進入狂魔狀態時必須有音樂刺激，這種聲音起先是來自廣播，後來逐漸來自人物的內心幻覺。音樂產生魔力，能讓主人公感到它鋪天蓋地地湧來，進而把他們的理智完全摧毀和迷醉。這一“音樂—魔鬼”的象征，逼真地抓住了“文革”時期的情緒特征，又如實地刻畫出主人公精神發狂的某些症狀，這是對“文革”時代精神與惡魔性關係的相當成功的書寫。
再進而推論，在高愛軍和夏紅梅的兩人世界中似乎也存在著這樣一種對應結構，即高愛軍性格中的惡魔性因素正是在遭遇夏紅梅以後被誘發出來的。夏紅梅在與高愛軍的關係中也扮演了一個魔鬼的角色，這時候的音樂又成為夏紅梅誘惑高愛軍的道具，演示著“革命”的幻術。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作一個長期受性壓抑的複員軍人在返鄉路上企圖誘奸患有瘋病的女人未成(那無列車的鐵軌象征了這次不成功的性犯罪)而造成了以後一係列的性幻想的結果。而這個女人一直是鼓勵高愛軍政治野心和政治狂熱的“魔鬼”化身，高愛軍有段自白說：“革命讓我著魔了，夏紅梅讓我著魔了，我患的是革命和愛情的雙魔症。”閻連科：《堅硬如水》，第35頁。似乎可以看作這一誘惑結構的注腳。他們狂熱做愛的場景都是在陰森可怕的地下世界：從墳墓、崖溝到人工挖掘的地下坑道，都近於魔鬼現身的場所。在墳墓裏夏紅梅以裸身舞姿相誘，當兩人肌膚相親時高的膝蓋又碰到一根人骨，高後來撫摸夏的身體時說：“她似乎等我對她的觸摸她等了幾千年，終於就在墓裏躺下時候等到了。”同上書，第86頁。鬼氣一直彌漫著他們兩人的情愛生活。當他們在地下坑道裏狂熱做愛時，夏紅梅與高愛軍有一段激情對話更加說明誘惑的關係：
夏：你把那土粒給我弄掉。
高：你是叫鎮長去把那土粒弄掉嗎？
夏：高縣長，你把我奶上的土粒弄掉吧。
高：天呀，你能動用縣長了？
夏：高專員，你用舌頭把那土粒舔掉吧。
高：老天啊，你喚高專員就像喚你的孩娃哩。
夏：高省長，用你的舌尖尖把我奶頭兒上的土粒舔掉吧。
高：你喚我革命家。
夏：天才的革命家，你是中國大地上冉冉升起的燦爛之星，你舌尖上的泉水滋潤著幹渴的人民和大地，請用你的泉水把我乳頭上的那粒黃土衝掉吧。同上書，第173頁。
夏紅梅與高愛軍的這段對話有意將性的欲望與權的欲望巧妙地糅為一體，一步緊扣一步地往上推進，演示出一幅燦爛的景象。夏紅梅在男人的高亢性欲的迷醉中巧妙地點燃其政治野心，高愛軍也正是在女人的激情性欲的刺激下步步走上奪權的巔峰。從性欲到權欲，把高愛軍積壓在潛意識裏的惡魔性欲望強烈地激發出來。從上麵的對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夏紅梅扮演了誘惑者的角色。
接下來的問題更加嚴重，夏紅梅的丈夫跟蹤到地下坑道，於是發生了一場謀殺案。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在這場暴力事件中夏紅梅始終是主動的、冷靜的，她及時提醒了高愛軍，高稱之為“神靈的提醒”，並且不動聲色地掩蓋了那件凶殺案。從強烈的性愛到政治的奪權再到殘忍的謀殺，事情正在逐漸發生變化，原有的反叛精神發生了質變，拜倫式的摩羅詩力轉而成為卡拉馬佐夫式的原始的狂亂與凶殺。惡魔性因素就在這樣兩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欲望和掙紮中，通過罪與病的演示，終於使他們與“文革”發生了精神的聯係。
由於“文革”的災難首當其衝地落在中共黨內高層領導以及知識分子身上，所以通常的“文革”研究以及有關“文革”的文學作品，都是以幹部或者知識分子的災難展現為其目的，而對“文革”中一向以積極擁護者麵目出現的普通群眾所扮演的角色缺乏關注的興趣。“大多數普通中國人的經曆、感受和行為以及他們與政界人物的相互作用”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被致命地忽視了。閻連科的《堅硬如水》如果說是以“文革”為書寫背景，並且通過惡魔性因素的描寫來把握“文革”時代的精神特征的話，它的值得稱道的地方正是將普通農民的欲望和反抗的悲劇性命運與“文革”聯係起來了。“文革”最顯著的特征在於它的關係著千百萬人的行為方式。這一點令人想起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威爾海姆·賴特的觀點，“不管法西斯主義在何時何地出現，既然它是一個由人民群眾產生的運動，它也就表露在群眾個體的性格結構上所顯現的特點和矛盾。與通常的看法相反，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反動的運動，毋寧說它代表著造反情緒和反動社會觀念的混合”威爾海姆·賴特：《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張峰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4頁。。賴特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門生，他對人的性格結構有獨特的理解，在他看來，性格結構具有三個層次：在表麵層次上，正常人是含蓄的，彬彬有禮的，有同情心的，負責任的，講道德的。第二個層次則完全由殘忍的、虐待狂的、好色的、貪婪的、嫉妒的衝動所構成，代表著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或者“被壓抑的東西”。隻有第三層次才是人最基本的生物核心，才是誠實的、勤奮的、愛合作的、與人為善的，是人的自然健康的基礎。但是從第三層次產生出來的裏比多衝動，經過第二層次時常常就會發生反常的扭曲同上書，第1—3頁。。中國“文革”時期的人們性格與此相類似，當下層群眾在反對第一層麵的社會虛偽規範時，造反的情緒往往集中在第二層麵上，作出了強烈的歪曲性的表達，轉化成惡魔性的欲望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