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賴特的性格結構理論來看高愛軍複員回鄉時所麵對的程崗鎮，那正是一個彬彬有禮的有道德的社會，體現了人的性格結構的第一層麵的特征。“二程故裏”不僅是近千年來封建意識形態傳統的權威象征，而且是以程姓為主體的家鄉民間風俗的凝聚體。小說故事所發生的1967年到1969年的兩年多時間，本來是“文革”曆史上最混亂、對既成秩序衝擊最厲害的時刻，奇怪的是程崗鎮猶如世外桃源，傳統社會的廟堂文化與民間文化相循環的運行軌跡依然在進行。代表著基層權力的程天青與扮演著民間文化守護神角色的程天民依然能波瀾不興地控製著程崗鎮的秩序（他們上麵還有著代表廟堂權利的王鎮長）。但這種權威、道德、秩序三者合一究竟給程崗鎮的生靈們帶來什麼呢？我們從兩個主人公的家庭來看：夏紅梅的丈夫（程天民的兒子）是個性無能者，除了用紮針以外完全無法治療夏由性壓抑造成的瘋病，而高愛軍的妻子（程天青的女兒）隻知道生育不知道愛情，與牲口無異。他們的生命力是枯萎的，了無生氣的，他們無論有沒有生殖能力都不能使生命勃發出創造的激情，他們的血管裏的血已經不再奔騰，已經不再是紅的，也不再是熱的，他們雖生猶死。高愛軍的惡魔性正是在反抗這種巨大的社會道德壓抑中噴薄而出，他與夏紅梅的偉大情欲在種種見不得人的壓抑與仄逼中開放出驚心動魄的生命之花。盡管這種情欲正是賴特所說的性格結構的第二層麵的反常現象，不可避免地伴隨了混亂、罪惡與獸態，但仍然洋溢著生命衝動和狂歡的威懾力，它的巨大的破壞性與再生性依然同體存在著。因此，從高愛軍的小人物的欲望及其形態中，我們多少可以聯想到“文革”中群眾運動的某些影子。
我們把惡魔性因素與“文革”時期高愛軍的瘋狂行為相對照，可以看到以下幾個特征：首先是他麵對著巨大的壓抑性力量，或是傳統的權威，或是道德的權威，甚至是自身的性壓抑等等，都幾乎是不可動搖的，所以他的反叛情緒隻能以反常形態出現。其次是這種反常形態嚴重觸犯了社會道德的規範，隻有墮落到罪惡或者是瘋狂病態的境地，才能展示這種反常行為的全部形態。第三是這種惡魔性需要有一個“魔鬼”意象作為媒介來給以引誘，才能被真正地激發出來，這就是“惡魔性—魔鬼”的對應結構。在中國的文學創作中，把這樣一種大逆不道的反叛因素置於“文革”背景下表現是最合適不過的。高愛軍性格裏表現出來的惡魔性如果還原到古希臘時期人們對這個詞的理解，他所要炸毀程寺可以看作是對傳統意識形態權威的反叛，狂熱性愛與謀殺可以看作是對傳統家庭道德的破壞，那麼，他缺乏的還有第三個衝突，即對自然規律的神聖性的輕蔑和冒犯。高愛軍奪取村幹部的權力後沒有重犯塞爾克塞斯的狂妄錯誤是閻連科犯下的一大疏忽，因為“文革”時期農村的新掌權派為了好大喜功而破壞自然生態正是一大時代精神，“農業學大寨”和改天換地正是當時的主旋律，也是至今還貽害無窮的“業績”之一。我這麼苛求這部小說並非是真要作者對惡魔性的原始含義作出刻舟求劍式的模仿，隻是從“文革”時期主要的幾大惡魔性特征來看，作者把主人公的惡魔性特征僅僅歸結到性的欲望和權的欲望，而忽視了對物(生產力的提高的變異形態)的欲望是不夠全麵的，高愛軍的性格也因為缺少對生產勞動的主動而顯得不甚豐滿。
三、 當代文學中的“文革”敘述與惡魔性因素
我們將繼續探討惡魔性因素與當代文學中的“文革”敘述的內在聯係，及《堅硬如水》所存在的不足。我先要引一篇很有才氣的批評《堅硬如水》的文章，作者把閻連科筆下的1967年高愛軍的“山村革命”和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作了跨越時空的對比，認為兩種社會文化空間結構下知識青年的造反與瘋狂做愛似乎都驗證了非理性原欲的巨大的毀滅力量。但是作者馬上指出：
單從故事的空間表現形態而言，兩者的不同在於， 巴黎街頭“越想造反，越想造愛”的刺目標語，在集體瀆神運動的背後，表現出造反和性愛行為的統一指向——它們共同作為抗議社會虛偽道德倫理與極右政治體製的顛覆性力量而存在，並因此獲得了公眾效應，直至波及到思想界和藝術界的巨大變革；而1967年的高、夏革命卻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造神運動，它試圖離心出“革命 戀愛”的敘述框架，性愛故事一開始就作為某種非法的私密生活，鬼魂般戰戰兢兢地四處遊蕩，以畸形怪譎的形態在遠離公眾的“地下”幽暗空間裏(地道、墓洞、水溝、遠離人煙的河灘)茂盛地生長。而另一方麵，在全民禁欲的社會道德規範下，私人身體與“反常”性行為的展示和描述，即便是以隱秘的狀態進行，也常常隻有“地上”的權力階層才可能享有豁免權(如高幹招待所的舞會、被斥為“黃草”的內參電影以及農村幹部對知青的強暴案件)。這樣一來，作者在構造這兩個主題化的敘事空間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它們彼此之間意義粘連卻又呼應參照的關係，如何在闡發個人相應的曆史記憶時把握好其中普遍共性的“度”，就遇到了一些難以預測的危險。聶偉：《空間敘事中的曆史鏡像迷失——〈堅硬如水〉閱讀筆記》，《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4期。
如果從曆史比較的方法來研究這一世界性的現象，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與中國1966年的“文革”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如果從表麵的曆史知識來看，小說裏權欲與性欲的關係確實存在著巨大的分離性；但如果我們引入惡魔性因素來考察兩者的關係，它們恰恰是同一個惡魔性體係內的欲望因素。主人公沒有因為狂熱愛情就消解了革命的意義，相反，在主人公的意識裏兩者是完全一致的。因為相同的家庭處境使他們切膚地感受到權力的壓力和性欲的壓抑，而且他們也意識到要獲得真正的性解放就必要先摧毀各自家庭的權力者，也就是村基層組織的權力者。這兩者是同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小說最後兩人在程氏經籍上表演瘋狂做愛正是要證明這一點。
“文革”中的惡魔性因素不僅溝通了民間的各種欲望，同時也溝通了“文革”的最終目標與民間欲望之間的聯係。中國的“文革”遠比法國的“五月風暴”殘酷而且複雜，在當時幾乎所有的政治行為都體現了最高層權力集團的意誌衝突，而群眾的個人行為及其命運，從反映這根本意誌來說總是不真實的。局部地區的老百姓起來造反，反對頂在他們頭上的各級權力機構，直到推翻他毫不了解的國家主席，這是他主觀上永遠無法獲得邏輯解釋的一個幻景。當時遍及全國的群眾造反運動，對老百姓來說，為了奪取某種權力，為了獲得更多的物質分配，為了報某種私仇，甚至為了實現某種人性的欲望，都是具體而真實的，但是歸結到最終的大目標卻是為了打倒國家主席，“反修防修”，那又是極為虛幻的，甚至毫不相幹的。要溝通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驅動人們為一個虛幻的大目標去奮鬥，隻能依賴人的原始欲望，那就是惡魔性成為推動“文革”的原始動力的緣由。由此我們可以理清造神與原欲之間的關係了。造神運動當然是上層的、虛幻的，但是惡魔性恰恰能夠使大大小小的民間野心家都自以為是一尊神，以為自己的自私行為能夠影響國家乃至世界革命。當國家權威被摧殘以後，全國造反組織在最高權力(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神聖指揮下形成了一個類似多神教的混亂局麵。在多神教的時代裏，惡魔的存在意義就體現在每個惡魔都具有終極意義參見蒂裏希：《蒂裏希選集》（下），何光滬譯，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154頁。原話是：“多神論當中的惡魔因素之根源，就在於每一種神力，都自稱為終極的主張。”。我們隻要看夏紅梅對高愛軍極為卑賤的阿諛奉承，她使用的吹捧手段與當時人們對最高權威的造神手段如出一轍。正是這樣一個個小的造神運動形成了專製主義的廣泛的社會基礎。所以在高愛軍的革命時代裏，原欲沒有什麼褻瀆權威的積極意義，隻是權力欲望的各種變形表現。推而究之，高愛軍的浪漫行為也正是“‘地上’的權力階層才可能享有豁免權”的表現之一。
然而我們還可以深入一步討論下去，惡魔性因素不僅溝通上層權力集團的意識形態與下層民間社會之間的聯係，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參與到“文革”的上層權力鬥爭中去，並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關於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文革”中有許多材料可以看作惡魔性因素的暗示。比如毛澤東在發動“文革”初期批評他創建的黨的各級領導人、多次使用了與魔鬼意象有關的比喻，如批判當時的中宣部：“你是閻王殿，小鬼不上門。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批判林彪集團：“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2頁。。這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裏那個著名片段：“宗教大法官”，他講的是基督第二次降臨人間，發現一切都沒有照他的願望做，但是人間的宗教大法官卻把他抓在監獄裏。他們有一場對話，大法官指責基督：“你沒有權利在你以前說過的話之外再添加什麼，也沒有權利再來妨礙我們。”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耿濟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頁。那個法官依照當年魔鬼誘惑基督的三個主張引導了人民，但是這一切又都是以基督的名義來做的，即使基督本人也無法推翻他自己創建的人間世界。所以我們隻能假設，如果基督真的想糾正這一切，那他隻能讓大法官把他放到柴草堆上燒死，再當一次“魔鬼”。陀氏想告訴人們的是，基督是無法與人民之間實現真實的溝通，橫貫其間的隻能是卡拉馬佐夫式的原始力量：貪婪的、淫蕩的和殘忍的原欲。在這種混亂裏麵，很難分清基督名義下的魔鬼主張和惡魔橫行中可能隱含的基督的反叛。如果以此來對照高愛軍和夏紅梅的“革命與原欲”，他們幾乎是重演了卡拉馬佐夫式的鬧劇，他們的權欲發泄和性欲發泄的內在同構性遠比1968年法國青年的造愛運動深刻得多，也複雜得多，因為表麵上分裂並相互抵觸的原欲運動(地上／地下兩個世界)在精神上仍然是統一在最高的造神運動的軌跡上的。
既然惡魔性因素可能在“文革”敘述中具有如此廣泛和深刻的涵蓋量，那我們再回過來衡量《堅硬如水》的不足就很清楚了。本文在前麵已經指出過，在對“文革”時期的生活細節的真實性展示方麵，這部小說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閻連科是一個觀念性十分強的作家，往往為了觀念而犧牲藝術的真實性，所以把性的原始欲望作為推動主人公奪權和革命的第一動力，雖然能把原欲的瘋狂性和威懾力比較充分地展現出來，卻沒有能夠將這種原欲與當時最根本的指導思想和文化體係深刻地聯係起來，因此無法更加深刻地揭示出“文革”的殘酷本質。如果說法國“五月風暴”中造反與做愛是同步性的反叛行為，共同指向對當時社會權力結構的顛覆，而閻連科筆下的中國的惡魔性並沒有產生對最高國家權威的顛覆力量，它隻能是分散在世俗民間層麵上的自我遊戲和自我消解。如果是在20年前，“文革”的造神運動還在人們頭腦裏保持著殘餘的權威性的時候，《堅硬如水》可能會產生一定的顛覆作用，而在20年後的今天，人們對“文革”的曆史已經模糊不清，《堅硬如水》中的原欲也許隻能發揮出玩笑的作用而無法引導人們進一步去探討曆史悲劇的根源。假如一個從未聽說過“文革”的青年人讀了這部小說以後，他對“文革”會產生什麼印象呢？進而問之：為什麼在西方是一個極為嚴肅、人們甚至於不惜以生命抵押為代價的惡魔性因素，到了中國作家的筆下出現的僅僅是荒誕和可笑的鬧劇呢？
之所以討論《堅硬如水》，並非是針對閻連科的創作而言，我是想借以討論一個久久困擾著我的問題：在新的世紀之初我們如何來總結那些曾經出現在我們過去生活中的悲慘事件？在普遍輕浮的現實環境下，閻連科是當代極少數的幾個嚴肅的有思想的作家之一，他能用惡魔性因素來敘述“文革”就證明了這種知識分子的社會承擔。但是我想問的是，我們把曆史僅僅當作曆史，即當作一件與我們今天毫不相幹的陳舊故事來言說，那麼，我們今天的意義在哪裏？不用諱言，我們中有許多人都把今天看作是一個沒有來曆的新天地，全球化的大門就像阿裏巴巴的符咒，一下子就向我們展示出輝煌的前景，而指導我們奔向前景的，仿佛也是一個沒有來曆的全球化理論，它是一個橫向的移植，把我們與曾經不遠的曆史完全隔絕開來。而當曆史與我們毫無血肉聯係的時候，它就成了一個任何理論都可以打扮的隨心所欲的姑娘。
我並不想指責閻連科以裏比多的原欲來解釋“文革”的荒誕和暴行具有過多的遊戲色彩，因為裏比多的理論同樣可以溝通到西方的惡魔性理論，我也沒有認為惡魔性是唯一可以解釋“文革”的楔入口。回顧上一世紀最後20年的文學創作，在反思和描寫“文革”這樣一個巨大曆史現象方麵的成就幾乎微乎其微。這裏當然有許多客觀上的限製，但作為創作主體缺乏明確的思想理論武器也是一個不可推辭的原因。對“文革”反思的第一個理論突破是關於懺悔，以巴金為代表的老作家曾經為後人的“文革”敘述提供了一個高貴人格的榜樣；而閻連科關於惡魔性的“文革”敘述在懺悔的敘述立場上更加推進了一大步，這是毫無疑義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是難能可貴的。但是與懺悔的概念一樣，惡魔性的概念也是來自西方源遠流長的文化史，如果我們要引進這個概念來解讀中國的曆史和文學，那麼，我們首先應該知道這個概念與我們本土文化體係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占有如何的位置。
對此，我不得不說到西方文化對惡魔性因素的態度。因為惡魔性產生在西方，而且長期被正統的基督世界排斥為異端，那麼，在經曆了世界性的大戰與法西斯運動以後，人們是怎樣來看這種被普遍認為是異端邪惡的文化因素的呢？保羅·蒂裏希是當代研究惡魔性最具權威的宗教理論家，他的《係統神學》裏，以極大的包容性談到了惡魔性，他把惡魔性看作是連上帝也可能有的一種因素，在討論基督教的三位一體的學說時，他強調了第二項原則(聖子)，說：“沒有這第二項原則，第一項原則(聖父)就會是混沌的，是燃燒著的火，卻不會是創造性的基礎。沒有這第二項原則，上帝就成了惡魔性的。就會以絕對的隔絕為特征，就會成為‘赤裸的絕對’。”蒂裏希：《蒂裏希選集》(下)，第1190頁。他認為，上帝與其稱作天主，毋寧稱作天父。因為“當上帝被稱作為天父時，主人似的因素也已包含在其中。兩者不可分割；即便是強調其一勝於其二的企圖，也會破壞兩者的意義。主若不是父，便是惡魔性，父若不是主，便是溫情論”同上書，第1236頁。。這不是強調愛的問題，蒂裏希是把早就被基督教義驅逐出去的惡魔性重新召喚回來，既然連上帝的形象如果沒有正確解釋的話也可能具有惡魔性，那麼，惡魔性的存在就隻能正視而不能回避，隻有把惡魔性放在上帝的身邊才能隨時警惕它、認清它和限製它。包容了惡魔性以後的西方文化，同樣能夠再生出新的遏製惡魔性的因素，西方文化本身正是這樣在不斷包容自己的對立麵中辯證地、豐富地壯大和發展的。
再回到我們討論的“文革”敘述來理解這個問題。當“文革”敘述從懺悔言說到惡魔性言說，有沒有一種可能像蒂裏希那樣，從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中找到這種惡魔性因素的種子和起源？我們輕易回避甚至拒絕討論“文革”那樣嚴肅的問題，把它與我們的今天隔絕起來，隔絕的結果是不僅忽視了惡魔性存在的現實，反而連同包容惡魔性的文化傳統也一起丟棄。上一世紀為了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主動斷裂過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傳統，然而對深深埋藏於文化內核裏的惡魔性因素從未給以恰當的認識和警惕。就如一個人的生命中可能深藏了惡魔性一樣，一種文化的內在核心裏，也會隱伏著惡魔性的因素，有了它才可能使文化內核不斷發生裂變、燃燒和鬥爭，推動著文化的自我更新和發展。“文革”在今天也是我們文化傳統裏的一個惡魔性，如果忘卻了這一點，或者漫畫式地敘述它，或者把它隔絕在我們的傳統以外，那麼，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真正接受曆史事實的真相，也永遠不可能敘述出一個真正觸發我們到痛感的“文革”曆史。
2002年5月20日完成於黑水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