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為什麼要用惡魔性因素來解讀張煒的小說
能想到這樣一個題目，是來源於我在不久前讀到的一篇論述德國偉大作家托馬斯·曼的小說《浮士德博士》的論文我指的是楊宏芹的《試論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的惡魔性的意義》未刊稿，論文一部分發表在《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2期。，雖然論文所論述的對象我沒有機會閱讀，但從德國文學以至歐洲文學傳統中提煉出來的惡魔性因素，引起我極大的興趣。中國當代文學中有沒有可能反映出世界性的因素，能否體現出中國作家在全球性格局下達到與外國作家的同步性思考，以及何以顯現世界性因素的本土環境特點，都是我所關注的領域。為此我曾嚐試將惡魔性因素移用到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首先是討論“文革”題材書寫中的惡魔性因素，進而要討論的是全球化曆史進程中的惡魔性因素的特征及其相關問題。我在探討閻連科小說中的“文革”書寫見前文：《試論閻連科〈堅硬如水〉的惡魔性因素》，原載《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4期。本論文是它的續篇。時曾經表達過類似的意思：當代人的社會生活都是從曆史發展而來，當代人也總是生活在曆史之中，正如我們都意識到“文革”這場災難不是從天而降的一樣，中國當代生活也不是從天而降的，它是從曆史的陰影裏走過來的，所以我們在考察當代知識分子的人文追求的時候，不能不注意到，即使是受到全球性經濟利益的橫向製約，當代中國的現象仍然需要有一個曆史的總體把握，曆史的陰影總是存在的，惡魔性因素在不同環境下會呈現不同的意象。
近幾年張煒連續創作長篇小說《外省書》和《能不憶蜀葵》引起的爭論更加激烈，我發現這種近於偏執的爭論與其所批評的對象中，隱含了批評者對某些張煒的傳統風格所不能涵蓋的新因素的陌生感與焦慮感，那包括了作家超越現實的政治層麵和自然的民間層麵，直接麵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複雜狀況而發出的心聲，以及作家個人所特有的思想探索與人格冒險。由於這樣一些因素的怪誕顯現，其遭到誤解以至引起爭論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仍然以為這兩部作品對張煒來說是重要的，它們不是張煒向新的創作高峰過渡的標記，而是文學直接麵對當下生活的血肉相連的展示，並在展示中隱含了傳統的批評術語所無法涵蓋的新因素。生活中無法命名的東西應當先由文學來命名，對此評論界可以用各種術語來命名它，而於我來說，為論述的方便，則借用現成的英語daimonic的中譯：惡魔性關於惡魔性這個詞的西方語義淵源，見第231頁注。結合本文使用“惡魔性因素”的意義，我比較傾向於daimonic，這意味著惡魔性因素其實是深深隱藏在人自身的內在性裏，麵對惡魔性也具有了真正麵對自己的勇氣，看到了人性中所含有的惡魔性的因素。。
在命名的定義方麵，那篇關於《浮士德博士》的論文中對惡魔性因素的研究給了我很有力的鼓勵。與《浮士德博士》的主人公一樣，《能不憶蜀葵》的主人公也是一位被譽為天才的藝術家，他同樣有一個象征性地把自己靈魂抵押給魔鬼的奇遇，由此使我聯想到西方文學中浮士德式的追求模式，再由此上溯到《外省書》兩位主人公的怪癖性格，用惡魔性因素來給這種怪誕性格以命名是可以成立的。這個概念還可以從《蘑菇七種》的“文革”書寫中延伸過來，構成一個完整的“‘文革’時期的奪權鬥爭——改革開放時期的自我釋放——全球化時期的欲望追求”的“欲望三部曲”，完整地演繹出中國式惡魔性因素的發展軌跡。討論這些行為心理或多或少都碰觸到一些概念，諸如瘋狂、原欲(裏比多)、破壞欲、原罪感等等。美國心理醫生、《愛與意誌》的作者羅洛·梅曾說到心理治療中命名的重要性：“我們依靠命名，直接地麵對了病魔的世界。醫生和我站在一起，在這個煉獄中，他知識比我豐富，他知道更多的魔鬼的名字；正因為如此，他就能在技術上充當我的向導，給我指引下地獄之路。在某種意義上，診斷可以被看作是現代人大聲叫出暗中作祟的魔鬼的名字的一種方式。”羅洛·梅：《愛與意誌》，馮川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85頁。命名是為了更好地麵對，所以我把張煒、閻連科等作家創作中的某些性格命名為“惡魔性因素”，也正是鼓勵了這種麵對惡魔性的必要勇氣。
二、 張煒小說裏的惡魔性因素——原欲諸種
在關於《堅硬如水》的惡魔性因素研究中，我曾經列舉了古希臘有關文獻中“惡魔性”一詞的各種複雜含義，大致可以肯定，在古希臘人的觀念裏這不是一個反麵的詞。它仿佛與神明相通，但又有著巨大區別，是介乎人神之間的中間力量。它神通廣大，常常在人們理性比較薄弱的時候推波助瀾，構成對社會某種文明秩序或正常權威的顛覆，其顛覆對象包括社會意識形態的正統性、社會倫理道德的製約性以及自然界規律的神聖性，但在這種強烈的顛覆動機裏仍然包含了創造的本能。羅洛·梅把“惡魔性”定義為：“能夠使個人完全置於其力量控製之下的自然功能。性與愛、憤怒與激昂、對強力的渴望等便是例證。它既可以是創造性也可以是毀滅性的，而在正常狀態下它是同時包括兩方麵的。”羅洛·梅：《愛與意誌》， 第126—127頁。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解讀張煒小說中的惡魔性因素，我覺得應該以張煒在80年代創作的中篇小說《蘑菇七種》為開端、90年代創作的長篇小說《外省書》和《能不憶蜀葵》為主體，綜合地探討張煒小說中的“原型的欲望”以及惡魔性的因素。
“欲望三部曲”是我對張煒的這三部作品的藝術概括，“欲望”在張煒創作中是一個不自覺的隱形結構。在顯形層麵上，張煒是個持二元論的作家，政治為中心的現實層麵和自然為中心的民間層麵始終交織在他的藝術世界裏，常常各不相容。在描寫前一層麵的《古船》、《家族》裏，民間層麵退出了他的藝術視野；而表現後一層麵的《融入野地》、《九月寓言》等，美麗的大地哲學又淡化了現實層麵的嚴酷鬥爭。正因為讀者對張煒的閱讀期待有所不同，他的每一部創作都引起過激烈爭論。但我以為，前一層麵是社會環境與社會教育造就的張煒人格的自覺投射，表達了知識分子精英批判的立場；而後一層麵的民間世界更能體現張煒的陰柔含蓄的藝術風格，他畢竟是一個屬於大地的民間歌手，有一種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民間因素製約著他的創作傾向。而惡魔性因素則是在這兩個層次以外的第三個層次，代表著人類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我研究當代文學中的民間形態時，一直有個很難說清的感受，我覺得民間世界本來不是給作家提供與現實社會尖銳衝突的戰場空間，它是一種自在的世界，與現實世界並存而又格格不入的空間，因此它保存了許多現實世界所不容的審美因素，同時也顯現了個人性自由發展的理想所在，它的許多怪誕和猙獰現象顯示的另一種粗糙的生存方式，隻是證明了多種生活方式都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要“當取而代之”。所謂的“民間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性質也往往體現在這裏，張煒的《九月寓言》在這一特征上表現得非常出色。而惡魔性因素則是另外一個顯在的精神審美空間，它不回避現實世界矛盾衝突的尖銳性和殘酷性，或者說，它本身就是來自現代文明推進過程中的負麵效應，同時又是以毀滅性的姿態表現了生命意義的對立和文明製度的精神反抗。張煒對現代性的質疑態度和對生態環境的關注，以及對民間藏汙納垢審美精神的融會貫通，都引導了他傾向於對惡魔性因素這一精神領域的發掘和表現。但要指出的是，關於惡魔性的審美因素及其精神構成在中國當代文學中還遠遠沒有充分地展開，閻連科與張煒的小說所呈現的惡魔性因素都僅在原欲(原型的欲望)的層麵上有所涉及，還沒有達到西方現代文學具有的令人顫栗的深刻程度，諸如“惡”的人性因素、罪感與懺悔、複仇與恐怖等等。閻連科與張煒所不一樣的表現在於，閻連科創作中對惡魔性的表現有所自覺，他的許多好小說都是鬼氣纏身、意象驚人；而張煒創作中的惡魔性因素則是無意識的流露，我們讀張煒小說時，發現惡魔性因素往往是破碎的、混亂的、複雜的，但又恰恰是從這些不自覺的流露中，我們似乎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惡魔性因素的原始的狀態。
1. 《蘑菇七種》：“文革”時期的權欲鬥爭及原欲的雛形
在張煒的小說係列裏，較早地體現惡魔性因素的是一部怪誕的中篇小說《蘑菇七種》，這部小說一直沒有引起張煒作品研究者的重視，它不僅比較早地體現張煒的民間追求，而且處處著墨於惡怪意象的描寫。小說開始第一段就這樣寫道：
叫“寶物”的是一條醜陋的雄狗，難以馴化。它的品行實際上更接近於狼。給他取名字的人是這方世界的君王，叫“老丁”。它從小就皮毛髒臭，神氣凶悍，咬死了很多同伴和貓。……很多人想打死它，都沒有得手。可是老丁的話它句句聽，二者之間心心相印。老丁說，“寶物，你遭嫉了。”它惡毒的眼睛濕潤著，盯著這個像石頭刻成的老人：消瘦矮小，額頭鼓鼓，口是方的，張開很大。智慧的主人哪，英勇無敵，威震四方。
這段描寫已經把惡犬寶物的魔鬼性凸現出來，再配上一個詭計多端的主人，仿佛是浮士德主仆的出巡。惡犬寶物橫行森林中了蜘蛛的劇毒，神智昏迷中卻看到了人世間恐怖的惡毒景象，結果被唱進民間歌謠裏，“毒蘑菇演化出的故事萬萬千，俺寶物也略知一二三”。故事所描寫的時間背景是“文革”，敘述語言、故事細節都帶有那個時代的特點。那個神秘莫測的樹林就是一個與外部世界(場部)對立的獨立王國，小六是總林場指定的組長，但在樹林裏沒人理會，老丁是自封的場長，卻受到了包括惡狗“寶物”在內的樹林眾生的擁戴，由此建構起一個神話般的民間世界。這也是一個欲望充溢的世界，在樹林外的貧窮農民的眼裏，樹林是個天堂般的好地方，貧窮的姑娘要假扮鬼來偷取玉米餅；而在權力部門的眼裏，樹林又是個可怕難馴的獨立王國。小說裏最精彩的一幕是總場派工作組下林子調查，樹林裏的枯木朽株一起努力演化出種種凶相，把他們嚇得狼狽鼠竄，趕出了樹林。故事發展荒誕不經，敘事視角忽人忽狗，卻把“文革”中司空見慣的基層奪權運動寫得出神入化。
“暮色蒼茫，樹影如山，寶物出巡了。”這既是神話的開始，也是欲望的發端。真正“出巡”的當然不是一條狗，而是惡犬寶物的主人、森林裏的君王老丁，惡犬隻是他內心世界的惡魔性的向外投射。他橫行森林卻義薄雲天，為了保持森林君王的地位，使用出全部權術來與場部指定的組長小六作驚心動魄的鬥爭，最後利用神巫力量把小六置於死地。小六固然是一個小醜式的角色，但要在爭權奪利中置人於死地也忒惡毒，除了用惡魔性來解釋，無法為老丁作出辯護，因為他本來就是惡魔的人格化才無所顧忌。老丁戰勝小六的手法也是妖魔化的，介於社會鬥爭與民間巫術之間。他最初使用的是意識形態的鬥爭：通過故事、歌謠和大字報來編造曆史、羅織罪名，造成小六的心理壓力；其次對付上級派來調查的工作組，使用的是民間巫術；而最後迫害小六致死的卻是間接利用社會上的惡勢力，一切都惡毒無比又讓人啼笑皆非。這場鬥爭若發生在正常社會必定是慘烈的冤假錯案，而發生在民間的魔幻世界裏卻變成魔鬼玩弄的一場惡作劇。而且可笑的是，老丁的對手小六其實早已放棄爭奪權力之心，是因墜入了情網而喪魂落魄，才被落井下石慘遭橫死；可是“英勇無敵，威震四方”的君王加惡魔老丁也因為失戀而形容憔悴無計可施，終於墮落為一個小醜，與小六殊途同歸。
作家張煒這樣描寫老丁：“這個人年事雖高，但血氣旺盛，欲望像火焰一樣熊熊燃燒，新異的想法一串串從鼓鼓的腦殼生出。老家夥愛上的女人也很多，而每一個都伴有激動人心的故事。”作家筆下的老丁幾乎是一個欲望的象征，其人愛權力、愛女人，同時也對控製這片森林裏的一切資源充滿信心。他的另外一個“壯舉”就是精通森林裏的蘑菇種種，終於將積幾十年心得的《蘑菇辨》寫出，成就了一項重大科研項目。“蘑菇七種”，優劣並存，破譯其生命密碼，當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最原始的激情和夙願的象征。浮士德經魔鬼誘惑，騁馳於權力與性的欲望中並無滿足，最後在填海造田的願望中迷失本性，喟歎世界的美麗，靈魂差點為魔鬼所俘，暗示了人類對征服自然、攫取更大財富的巨大欲望。大到填海造田，小到“蘑菇七種”，都印證了人類欲望的重要原型——對自然的征服進而對財富的攫取，也可以歸結為物的欲望。綜觀老丁的欲望原型：權欲、性欲和物欲，正好應對了古希臘文獻中有關惡魔性的三種詮釋，包含了原欲的基本雛形。蘑菇既能養人又能毒人，“蘑菇七種”其實也是象征了種種欲望神魔共生。為了實現這種種欲望他不惜調動一切手段。其中欲中之欲不是性的裏比多，而是權的裏比多，這固然與中國曆史上長期的君主集權統治分不開，多妻製的社會裏性的欲望容易滿足，但集權製的國家裏權的欲望很難實現，“彼當取而代也”，一句話濃縮了多少中國人的原始欲望。這也就是原型的欲望。
《蘑菇七種》寫的是“文革”背景下發生的故事，雖然以寓言的形式展現森林裏的奇觀，但其把權欲作為原欲的主要表現對象不僅僅是強調了中國文化的傳統特色，而且凸現了“文革”的時代特征。在物質極端匱乏、人性極端壓抑的時代裏，革命的時代共名刺激了彌漫全國的權力欲望。“文革”本身就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一場權力惡鬥，領導這場奪權運動的副統帥曾經直言不諱地把中國曆史說成是一部政變史，為了顛覆整個國家機器，被魔鬼點燃的造反火焰是從社會最底層開始燃起的，所以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壓倒一切，權欲成了千百萬中國人最巨大也是最原始的欲望。但是隨著“文革”的結束和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政治的可怕陰影終於逐漸退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性首先在思想解放運動中覺醒，人性解放的欲望開始成為新的時代精神，自我裏比多的釋放比物質欲望更早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80年代中國社會無數婚姻家庭的解體和重新組合，洋溢著人們對個性解放的浪漫想象，整個社會風氣和人性解放運動都具有空前絕後的理想色彩。張煒的“欲望三部曲”的第二部《外省書》寫的正是這樣一個社會轉型的年代，人性解放的欲望不能不成為其描寫的主題、成為原型的欲望，雖然這原欲裏仍然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涵。
2. 《外省書》：人性解放時代的生存欲望與生命欲望
《外省書》直接描寫了正在進行中的經濟開發，但敘述結構非常奇特。張煒通過史珂這一複雜的藝術形象，以透徹的了悟態度構築起一個社會發展和個人命運的關係：主人公史珂是個百無聊賴的知識分子，身在經濟開發大潮中處處感到自己是局外人，扮演著當下社會的多餘者和批判者的角色。但吊詭的是，指揮這場經濟開發運動的真正主人不是政府的市長，而是史珂的侄子、當年赫赫有名的資本家的孫子史東賓。今天轟轟烈烈的海邊開發事業，正是當年史家老一輩夢寐以求的理想。所以，“史珂望著即將消失的海岸邊，終於說：‘史家從上一代就打這個主意，到了這一代才得逞。’近百年來史家曆史就是一部現代中國史，這裏有宏圖有血腥，有逃叛有抗爭，苦難重重，曆史在不斷地回旋著，史家終於又返回了社會的中心。然而隻有一個真正的人看破了紅塵一夢，退身出走海邊，像一塊出汙泥而不染的頑石，寫出了一部《外省書》”許俊雅：《兩個烏托邦英雄的時代見證——評張煒的〈外省書〉》，載2002年1月14日台灣《中央日報》副刊。。於是，小說打破了張煒原來小說世界裏家族式的人物分布，構成一個人與一個世界之間的對立。史珂從京城退居濟南，又從濟南退居海邊，為的是躲避塵世喧囂，埋頭寫一本莫名其妙的書。這本書的書名一直沒有決定，內容也隻是一些零星的思想筆記，史珂最後說，既然自己身處外省的外省的——外省——那麼這本書也可以稱之為《外省書》了。這一連三個“外省”，既可以讀作京城／省會／海邊的三級差別，也可以理解為全球化／國家化／鄉土化的三級差別，然而當平靜的海邊也被經濟開發的浪潮所席卷的時候，就如史珂所感到的，真是無路可退了。在這種退卻又退卻中，我們看到小說裏的二元對立模式變了形：與史珂相對立的不再是一群人或者一個陣營，而是整個欲望的世界。當他如頑石跳出紅塵一夢時，那“夢”本身則是一個如火如荼開展著的聲色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幾乎所有的人都為欲所驅而苦逐不休。史珂與欲望世界相對立，可是站在他一邊的人數極少，而且麵目不清，冰清玉潔的師輝、善良而無能的撿鬆果老人等等，形勢實在是令人沮喪。而那象征著欲望的世界裏，卻活躍著一大群血脈賁張、精力過人的人們，他們為時代推波助瀾，為自己伸張個性，在罪惡與創造的刀鋒邊上，把生命過程有聲有色地留在人生的舞台上。
如果我們從原欲的角度來解釋史珂所麵對的欲望世界裏的人物，如果我們暫時借助西方精神分析學把原欲解釋為裏比多的話，那麼，我們就能解釋為什麼作家通過師麟之口為每個人物都取了一個動物外號。這些外號在小說裏沒有實質性的意義，看上去似乎隻是為了加強小說的寓言性，但如從原欲的理論來理解，人向動物性的退化或者返回生命祖先的潛在意向，正是被壓抑的動物內驅力的無意識流露，小說裏主要人物的動物外號幾乎都是魚類(鱸魚、鯛魚、鱷魚、鰻魚)和靈長類(狒狒)，含有一種貼切生命初始狀態的意向。這些在原欲支配下的人物可以分作兩大類，一類屬於生存的欲望者，一類屬於生命的欲望者。前類有史銘、史東賓、馬莎等；後類有師麟和狒狒，作為兩類欲望的基礎——原型的欲望，也就是性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