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李曉的《天橋》。敘述語言的冷漠與敘述心理的傷感是李曉小說的基本程式，他不動聲色地編織著知青一代人為生存而無窮無盡的拚搏、掙紮甚至不擇手段的辛酸故事，他充分認識到生活的殘酷與競爭的可怕，因而總是把人物置於一個爾虞我詐的社會機器之中，如《繼續操練》、《我們的事業》、《關於行規的閑話》等。無論學府講壇上，還是買賣生意場上，人們到處都身不由己地為著生存的權利無情地互相吞噬。《天橋》所敘述的內容雖不新，卻是超出了作家的個人經驗，寫了一個探討曆史與現實關係的故事：普通工人王保在反右時無意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送農場勞改，他老娘在探監途中被人謀殺。22年以後，悲劇終以喜劇形式結束，王保又恢複了原來的工作職務，一切都正常了。他仿佛覺得：“是不是有誰把表撥快了，過去的不是22年，而是22個月，22天，或許更短，就好像是球場上踢球，忽然下麵喊有王保的電話，有人在電話裏對我講了一個故事，一個很長的故事，聽完之後，我又上了球場，比賽繼續進行。”這22年的悲慘曆史——懲罰性的勞動，可怖的饑餓，親人的死亡，青春的耽誤，都化作零——不過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唯有意義的是生命又連接上了，並且結婚，領了兒子，生命以不同方式還在延續下去，所以曆史發生的一切都變得無意義。這部小說也是李曉第一次沒有帶傷感情調也沒有寫人心險惡，從主人公重返安徽尋找母親遺骸開始，一節一節地回憶那段22年的故事，其核心，正如小說中一位大學生講述的達爾文故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勞改農場裏，巨人“小矮子”終因消耗大而餓死，而小個兒囚犯卻都掙紮過來；勞改農場外，王保娘死於歹徒的搶劫，而歹徒不過是為了搶一些糧票謀生。當然故事裏還有許多精彩的片斷，但悟出了這個道理的主人公王保，明白這一切都無甚意義，能生存下來才是唯一的。相似的例子還有葉兆言的“夜泊秦淮”係列和《棗樹的故事》，表現了人的生存與曆史的消解融合為真正的一體；還有王朔筆下人物的人生觀：除了生存本身的意義外，其他一錢不值。參閱拙作《在社會理性準則之外》（載香港《博益》月刊第19期）和《當代文學中的頹廢文化心理》（載香港《博益》同刊第23期）。兩篇均收入《筆走龍蛇》，業強出版社1991年版。
自然主義作為歐洲文學運動的一個思潮，自有其理論與創作的完整體係；生存意識是當代中國的小說創作中土生土長的現象，雖分散在各種不同的作品裏，但聯係起來看也有其獨立的規律與特征。自然主義與生存意識之間並無血緣上的聯姻關係，但比較它們的異同卻有助於我們對近年來這一種創作傾向的整體性思考。其相同的地方可以引起我們作這樣的思索：為什麼1980年代的中國小說會出現普遍的關注生命現象，關注人的生存問題的現象？為什麼這些作家在探索人在現狀中生存何以成為可能的同時，有意消解了現實與曆史的道德價值標準，甚至連改造生存環境的熱忱都變得冷漠？為什麼從“為人生”向“為生存”的換旗易幟，非但沒有激起傳統現實主義的憤怒反而得到一片讚揚之聲？所謂的現實主義傳統在中國的究竟向什麼方向發展？這些問題在一個較廣闊的文化背景參照下將會更加有助於我們對當代文化心理的理解。兩者的相異之處，也能使我們能得到更多的啟示——事實上在前麵每個問題的鋪展時我都努力暗示；自然主義在歐洲有著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它作為現實主義的一種極端形態，其本質並未脫離現實主義的認識論——模仿論，即自然主義文學確認生活是一個純客體的存在，它的完善與不完善、美好與醜惡都相輔相成地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文學的使命就是盡可能真實地接近這個客體世界，去觀察它和描寫它。這一點正是現實主義文學流派的基本素質，也是現實主義區別於其他文學流派的標誌。但中國當代小說的生存意識卻暗示了一個相反的觀點，這些作品中，我們發現作家迷戀地表現生存之可能及其現狀環境，總是回避甚而拒絕客體世界的介入，許多作家描寫生存關係就仿佛是在實驗室裏做試驗，一旦失去了封閉的環境，實驗就難以為繼。這傾向暗示了作家對現實的不信任感，唯自己生命和肉體的生存才是真實。當這種傾向走上精致的階段，就有了葉兆言的一係列小說來表現生活中許多純屬個人經驗的永恒之謎（如《懸掛的綠蘋果》、《五月的黃昏》、《綠色咖啡館》等)。當其走向更為精致的階段，就出現了餘華的打通經驗與非經驗的界限，生命在寧靜致遠的氛圍中被逐個肢解的殘酷故事，如《一九八六年》、《世事如煙》、《現實一種》等——這些本屬生存意識中的上乘作品，完全脫離了現實主義範疇，與自然主義亦無緣分，所以旨在比較自然主義與生存意識異同的本文中就不對它作分析了。
兩者的比較中，筆者想強調的是，當代小說創作中的生存意識是一個獨立的概念，它的認識基礎不是現實主義的模仿論，某些作品表麵上相似，到了最精致的階段就涇渭分明。由是推去，生存意識的概念與“新寫實”的“一要新，二要寫實”的特征也不盡相同，不過是對這個過於寬泛的口號作某一局部的內涵界定。
1990年3月1日於玉蘭樹前陋室西窗下
附錄一：對中西文學關係的思考
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建立之前，中西文學關係的研究是屬於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部分，尤其是在關於19世紀末以來的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中，中西文學關係“西方文學”在20世紀初到“五四”前後，一般是指：整個歐洲、俄羅斯、美國等地區的文學，但隨著19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興起，蘇俄文學被單獨列出，不屬於“西方”的概念。1950年代以後，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的文學也都不包括在“西方文學”的概念裏。1980年代以後，“中西文學關係”的概念比較含糊，但這裏所指的“西方文學”一般也不包括1917年以後的前蘇聯文學和今天的俄羅斯獨聯體各國的文學。涉及以下幾個方麵：在西方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和新文學觀念的形成，中國作家接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西方文學名著在中國的介紹和翻譯，中國作家在西方的留學生活以及與西方作家的交往，中國作家用外文寫作及其作品被翻譯到國外出版的情況，等等本文著重探討19世紀末以來的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中西文學關係研究，不涉及古代中國文學在西方的翻譯介紹或者傳播的影響。。除了最後一條以外，其他各條都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文學的重要現象。
但是在 1955年以後，中國文藝理論家胡風關於中國的“五四”新文學“是西方進步文學在中國的移植”的觀點受到官方批判和否定，它被認為是一種文化虛無主義的觀點，從此中西文學關係的研究也受到限製。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隻願意強調現代文學與民族傳統的關係，盡量回避討論來自西方文學的影響，在不得不提到這樣一些影響時，也是從批判的角度來加以闡述。但即使如此，學術界仍然無法避而不談像魯迅、郭沫若、巴金、曹禺等重要作家的創作與西方文學的關係。另外，在那個時期，西方學者的研究著作填補了這方麵的空白，比如夏誌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把中國現代小說放置在西方文學的參照係下麵加以評說，由此確立了錢鍾書、張愛玲等作家的文學史地位。李歐梵先生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把中國作家林琴南、蘇曼殊、魯迅、郭沫若、鬱達夫、蔣光慈的創作放在西方浪漫主義思潮的參照下加以分析，等等。還有更多的西方漢學家都是攜帶著豐富的西方文學的知識背景來解讀中國文學，他們揭示了中國作家的知識興趣和創作營養主要來自西方文學的深刻影響。這批學術著作，在1980年代以後都被陸續翻譯介紹到中國，在長期封閉環境裏孤陋寡聞的中國研究界抱著對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強烈熱情，毫不猶豫地全盤接受了這樣一個觀點：中國文學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以及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主要來自西方思想以及文學的影響和指導，這種影響和指導意義在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一直延續到1949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終止。另一輪新的中西文學關係的起點，到了1980年代以後才開始。
當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立起來以後，中西文學關係的研究一度成為該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在1980年代，大批的中國留學生還在西方國家深造學習，西方文藝理論正在逐漸介紹到中國，中西詩學比較研究在台灣學者的啟發下剛剛起步，唯有中西文學關係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它是一門將中國文學作為一個獨立門類放入比較視野的研究科學，而不是純粹的對西方學術的回應；其次，它在國內和海外的學術研究中已經有了一定的學術積累和學術成果，而不是白手起家，從零開始；其三，它涉及多門學科，有很好的發展前景，它從中國文學（尤其是近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建構雛形，然後進入比較文學學科領域深化和發展，並且又孕育出新的學科種類，如文學翻譯研究、接受研究等等。
中西文學關係研究對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產生了開拓性的意義。中國近現代文學從19世紀末開始不到一百年的時間，作為一門教育部認定的中文專業的二級學科按照中國的高校教育體製，教育部把大學教育的各類學科分成若幹一級學科，在一級學科基礎上建立院係，如中文係，曆史係，哲學係，數學係等等，並且在每個一級學科內分出若幹的二級學科，在二級學科基礎上建立學科點和教研室，如中文一級學科專業內包括八個二級學科點，如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文藝學，漢語言文字學，語言學理論與應用語言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古代文獻學，以及少數民族文學。，其內涵相當單薄，不足以與源遠流長的古代文學、古代文獻學等二級學科相比較，但是一旦把中西文學、中日文學、中蘇文學等關係研究加入其內，研究空間就展示出新的視野。1980年代國內有一部流傳甚廣的學術論文集叫做《走向世界文學》曾小逸主編：《走向世界文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該書主要通過論文的形式，分別探討了魯迅、郭沫若、巴金、曹禺、沈從文等十多位中國作家接受西方文學的影響的情況，在當時產生過較大的影響。，討論中國現代作家與西方文學的關係。這部論文集的書名體現了中國作者的焦慮心情：他們認為中國文學是孤立的，被排除在“世界”以外的，所以必須強調中國作家與世界文學的關係，來促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走向”在漢語裏是一個方向動詞，朝著某個地方走的意思，也就是說，中國文學還沒有與“世界”的文學聯成一體，還有待於被“世界”容納。
因此，研究中西文學關係的主要方法，是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和接受研究。比較文學學科引進中國時，最初被廣泛接受的是影響研究，這種需要通過兩種以上的語言文字閱讀大量材料，搜集大量證據，來尋找和確證文學跨國影響的蛛絲馬跡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傳統的文獻考證非常相近，中國的研究者對影響研究所需要的豐富學識和嚴謹考據的特點產生了信任感。同時，影響研究中，西方文學是文化的輸出方，中國文學是文化的接受方，為了維護接受方的民族自尊和主動權，研究者們自然選擇了接受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這兩種方法常常被並置地運用，既要用大量證據來證明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又要用接受理論來強調中國文學對西方影響有選擇的主動權。也就是說，中國文學即使接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也不完全等同於西方文學，中國文學是有自己的發展特征和規律的。
這個結論可以千篇一律地適用於所有的中西文學關係研究，因為這是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每個民族運用自己的語言和思維方法從事審美活動，並且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進行文學創作，當然有它自身的發生理由和發展規律。作為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要獲得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而是要在幾種語言之間考察文學因素的傳播和接受的複雜過程，以尋找文學交流的可能性及其背後的人性的規律。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研究工作，至少需要對於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相關對象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做出準確的判斷。可是在中國比較文學初期的研究者中，這樣的才能是很少有人具備的，精通西方某國語言文學的研究者未必就了解中國文學的狀況；而中國文學研究者在考察中國作家與西方的關係時，主要是依靠翻譯成中文的西方譯本，或者是根據作家的自述來判斷影響是否存在。所以，除了有些出國留學的研究者，經過長期國外的專業學習以後才能夠比較好地完成這類研究課題外，一般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很難把中西文學關係研究提升到一個高水平的台階。
還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困境是，影響研究在一個資訊尚不發達的環境下比較容易找到影響的線路，比如在古代，一個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旅行中的所見所聞，或者某個人閱讀了某一本書，因而獲得了創作的靈感，等等。但是，隨著資訊越來越發達，跨國的文化影響也越來越普遍化與日常化，這就使人們很難通過某種特殊現象來尋找它的存在。而且在資訊越來越複雜的環境中，各種資訊都可能交叉著傳遞給接受者，使接受者很難分辨他的創作成果是否可以具體歸類為來自哪一方麵的影響。更進一步說，藝術思維的影響與被影響的考釋，與古典文獻考證畢竟不一樣。藝術影響因素是一個含糊複雜的現象，幾乎很難用傳統的考證的方法來辨析清楚。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典型例子。在1980年代，研究中西文學關係的學者幾乎都接受了來自西方學者方誌彤Achilles Fang， From Imagism to Whitm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etry ：A Search for Poetics That Failed， Indian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Oriental Western Literary Relation(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p。177—189.、夏誌清夏誌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編譯，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第53頁。等人的觀點，認為胡適在新文學運動初期提倡新詩“八不主義”的理論，來自於美國的意象派詩歌的“宣言”。有的學者甚至逐條對照了雙方的理論主張，認為胡適是受了意象派詩歌理論的影響。但是胡適本人不承認，他隻說自己的詩歌主張與意象派詩歌的主張多有相似之處，但不是受了影響的緣故《胡適留學日記》，卷十五，1917年1月條，有記載意象派宣言內容，胡適稱：“此派所主張，與我所主張多相似之處。” 見《胡適留學日記》，第4冊，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071—1073頁。。而當時的中國研究者（包括我本人）都傾向於“影響說”，認為這是鐵證如山的事情。還有學者還專門撰寫論文來推測胡適為什麼不承認這一影響的原因參見王潤華：《從新潮的內涵看中國新詩革命的起源》，見《中西文學關係研究》，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78年版，第227—245頁。。直到後來有一位學者提出了另外一種看法，他的分析認為，胡適當時沒有注意到意象派詩歌宣言，自己通過獨立思考和朋友間辯論而產生了新詩主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參見沈永寶：《“八事”源於〈意象派宣言〉質疑——〈文學改良芻議〉探源》，載《上海文化》1994年第4期，第61—70頁。。盡管他的觀點也缺乏充分的正麵論據，但也無法證偽其提出的可能性。這件事例給了我很大的震動，由此反省，在中西文學關係的研究中，我們是否過於相信西方文學的影響，而忽略了其他一些我們所不知道的，或者不能求證的因素存在。那就是：
在國際交流越來越密切的環境下，人們在相似的時代環境下麵對同一類現象，有可能不通過直接的影響關係來達到某些思考結論的相似性。
我們還可以從這種現象推論到另外一種現象：即使影響關係是存在的，但接受者所處的環境和文化背景決定了接受者仍然可以通過自身的原因進行獨立的選擇，西方文學影響與他自己表現出來的獨立性，兩者既有相似之處，但獨立性仍然是主要的。
如果我們把這兩種現象放在一起考察，不是從“傳播—接受”的角度出發，而是從思考者的主體來考察，一個人在一個資訊較為發達普遍的時代裏，即使有不同文化傳統和民族語言的隔閡，這個人的思考與其他國家的人們的思考，完全有可能超越隔閡，產生彼此間的相似性和相通性。盡管彼此在表達上不一樣，但是其關鍵性因素仍然是相似的。我認為考察這種相似性應該成為中西文學關係的一個新的角度，它不是建立在一對一的具體的影響研究之上的相似性，而是把相似的雙方或者多方並置為主體，考察這種相似性關係所構成的複雜豐富的生態麵貌。
我把對這種相似性關係的研究稱之為世界性因素的研究。“世界性”是一種人類相關聯的同一體，即我們同在一個地球上生活，“世界性”就是這個地球上人類相溝通的對話平台。對話並不排斥發生影響的可能性，因為在資訊發達的環境下影響無時無刻都是存在的，對話既是雙方或者多方的自由表達，又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交流，它包括了影響的發生和可能性。
以往的中西文學關係研究中，影響理論和接受理論製約了研究的基本模式，但是從世界性因素的角度來考察中西文學關係，原先的“影響源——傳播過程——接受場”的單向性公式被打破，世界性因素是世界各國共有的因素，或者說是人類共同麵對的問題，它主要考察和研究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文學在麵對人類某些共同現象時，將會有什麼樣的審美反應。通過影響的傳播或者通過獨立的表達，各國文化的獨特性與各國文化之間所表現出來的相似性構成了一個豐富的同一體，這正是比較文學所需要關注的世界文學的現象。
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前麵所提到的“走向世界文學”的概念的錯誤。中國對“世界”（其意涵即西方）而言，不應該自覺成為一個“他者”而期待被“世界”接納。在具有普遍聯係的“世界”框架裏，中國（包括東方各個國家地區）與西方的各個國家地區同樣屬於“世界”的組成部分，它們之間互相聯係或發生影響，同時又呈現豐富的相異性。在普遍的聯係與資訊的交流下，各國文學都可能出現某些相似性的因素，而各國的文化（文學）作為世界文化（文學）的一部分展現它自身的魅力，恰恰是這種相似性的基礎。
2009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