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彌補本科專業教育課程量的不足，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高等院校加強了研究生教學，尤其是碩士生教育階段，由二級學科為單位招收研究生以及施行教育，集中起來開設研究生基礎課程，都是必要而有效的措施。但嚴重的問題依然存在，隨著人文學科研究生學位點的不斷增加以及研究生人數的不斷擴大，社會供求比例達到了飽和狀態，除個別專業（如對外漢語教育等新興行業）以外，大多數研究生就業都成為社會問題，更不用說專業對口的就業機會。這就造成大量研究生不能夠樹立起堅實的專業信心，也沒有為自己設計一種以學術為誌業的人生理想。大量的人文學科研究生仍然處於茫然之中。這樣，首先是社會沒有提供足夠的人文學科的專業崗位，其次是學生的專業信心不足，再加上教學師資的水平問題等等，形成了人文學科研究生培養上的惡性循環。人文學科的研究生教育製度基本上也是在社會化職業化教育道路上滑行。
那麼，這樣的話，未來的專家們——我指的是人文學科的專家們，還有沒有可能後來居上，超越前人，攀登新的人文高度？我們的人文學科的教育基本上是失敗的，這就是在今天的社會一般輿論中常常喟歎的“大師難尋”、“今不如昔”的客觀原因。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沒有一種培養大師的教育機製和教育理想，“大師”是不可能出現的。“文革”前政治掛帥的大學教育體製培養不出大師，“文革”中教育革命的體製更加培養不出大師，“文革”後經濟掛帥、量化管理、急功近利的教育機製同樣培養不出大師。人文學科的“大師”，首先是一種知識的能量，被稱為“大師”的人必須擁有常人不能掌握的多種人文學科技能與學識；其次是一個學術高度，他的學術貢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不但深刻影響了當代精神生活，對後世仍然產生重要影響。其三是一種人格的榜樣，他必須為人師表，勤於教學，培養出完整的學術梯隊，形成獨特的思想流派和學說，這是人格魅力的標誌。人文學科的大師除了具有天賦，並不是淩空誕生的，而是在一種完備的學術機製和教育機製下培養出來的。沒有良好的人文環境和教育理想就不可能培養真正的大師。我們今天在一個強國的夢想裏，沒有給未來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人文科學家等以適當的位置，今天沒有夢想，世界就沒有未來。
我們可以把一些大學者（或“大師”）作為例子。陳寅恪先生的大部分著述是在他的晚年瞽目口述中完成的，錢鍾書先生的學術能量的真正顯現是在“文革”中成就的《管錐編》，那也是他的生命曆程將近老年的時候。季羨林先生關於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的翻譯也是在他的晚年完成的。陳、錢、季等前輩學者的成就之所以不可替代，不可超越，因為他們在年輕的時候，把別人忙於著書立說的時間都用在了自身修養之上，也就是在不斷學習中完成了他們作為學者的不可替代性。綜合起來，他們都擁有共同的特點：一，他們都掌握了多種語言和學術能力；二，都能夠在自身領域裏做到學貫中西，閱讀了大量的多種語言的文獻資料；三，長期不倦的學習與崇高的學術工作中培養了學者的人格力量，建構了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風骨榜樣；四，他們為掌握豐富的知識能量而付出畢生的心血和生活樂趣，形成了他們自覺的獨立於世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就這樣，由學習提高了修養，由修養支撐了學術，由學術獲得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由此建立起獨立於世的人生境界。這就是洪堡建立的歐洲古典大學精神的四大維係，是近代知識分子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也是當今人文學科教育和培養人才事業中最缺少的一種理想素質。
這種教育理想的缺席是致命的。
前輩學者大師所建立的學術人格的四大維係，不正是我們比較文學培養人才的理想嗎？我們首先要求學生擁有多種外語能力；其次要求掌握多種學科知識，努力接近學貫中西；其三是需要用人文理想指導我們的道德修養，努力追求完善人格；最後，如果能夠做到這樣的境界，那必然付出極大努力，也就是要求學者不隨波逐流，要甘於寂寞，在學習中尋求快樂的人生境界。前兩者是學習比較文學專業的必要條件，第三則是知識修養推動人格培養的更高境界，最後一則是獲得這種境界的人生態度。這是一種完整的教育程序和教育理想，而比較文學的人才培養特點最接近這樣的理想。所以比較文學施行的是一種精英化的教育，其教育理想天然地超越於社會化、大眾化、職業化教育的因素。
試想一想，一個政府機關的公務員，或者某企業的高層秘書，媒體的從業人員等文科學生所從事的各種社會性職業，即使他擁有多種古典語言能力、古典文化知識，或者接近於陳、錢、季這樣學貫中西的非凡能力，對於其事業的發展有沒有構成必要性？如果沒有的話，坦率地說，那就是教育資源的浪費。但是如果把這種知識結構放在人文學科的專業崗位背景下來考察，尤其是從事比較研究的學者，那就不一樣了。無論是從事中西哲學、曆史、文學藝術等等，這樣的知識基礎其實就是一種資格、一道門檻。這就是精英化教育與一般社會化職業化教育之間的區別，兩者之間的功能和特點是不可以被混淆或彼此取代的。
關於精英化教育的道路，對於我們這一代從“文革”劫後成長起來的學者並不陌生。我們這一代人，從“文革”的苦難中走出陰影，通過考試進入高等院校接受教育，深深地理解攀登學術高峰是怎麼一回事。那個時候，老一代的人文學者大多數還健在，他們也同樣在苦難中看到了未來學術的希望，他們希望在生命最後階段再迸發一道餘暉，把自己的學問與理想像接力棒似的傳授給後來者。我們親炙於老一輩學者的言傳身教，本來都很明白學術道路應該怎樣走，但是近三十年來國家急於發展現代化，財富的增長與分配的無序性滋長了急功近利的社會導向，人文環境每況愈下，學術道路也進入一種被利益所驅使的怪圈。應該承認，我們這一代學人沒有能夠真正地做到本來時代所需要我們做的那樣的境界，我們最終也沒有能夠超越我們的前輩學者，但是，我們仍然有責任將培養優秀人文學者（且慢說大師）的真正途徑和必要條件向後來者指出。三十年前的教育體製下，不允許精英教育的思想和措施，三十年來的教育體製下，不重視精英教育的理想與實施，但是，在今後的國強民富的時代裏，人文學科的精英化教育不但有了必要的社會保障和心理基礎，也將會越來越引起社會的尊重，而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所缺少的，可能是真正的方法和途徑。因此，精英化教育的思想與理想，需要如同彌天黑夜中的爝火，綿綿不斷地閃耀著生命的火花。如果一般的高等院校不得不朝社會化職業化教育傾斜，那麼像複旦大學這樣的綜合性大學就應該堅守理想的精英化教育；如果所有的大學都不得不朝社會化職業化教育傾斜，那麼這些大學的人文學科應該堅守理想的精英化教育；如果所有學科都不得不朝社會化職業化教育傾斜，那麼，至少，比較文學這樣的少數學科，應該獨自堅守精英化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