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
我們是……第七連。我是本連的連長。
我們原是中央軍校廣州分校的學生，此次被派出一百五十人，這一百五十人要算是“八·一三”戰事爆發前被派出的第一批。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在羅店擔任作戰的××軍因為有三分之二的幹部遭了傷亡，陳誠將軍拍電報到我們廣州分校要求撥給他一百五十個幹部。我們就是這樣被派出的。
我了解這次戰爭的嚴重性。我這一去是並不預備回來的。
我的侄兒在廣州華夏中學讀書，臨行的時候他送給我一個黑皮的圖囊。
他說：“這圖囊去的時候是裝地圖，文件。回來的時候裝什麼呢？我要你裝三件東西：敵人的骨頭，敵人的旗子，敵人的機關槍的零件。”
他要把這個規約寫在圖囊上麵，但嫌字太多，隻得簡單地說著：“請你記住我送給你這個圖囊的用意吧！”
我覺得好笑。我想，到了什麼時候，這個圖囊就要見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麵，它也許給拋在小河邊或田野上……
一種不必要的情感牽累著我，我除了明白自己這時候必須戰鬥之外，對於戰鬥的恐怖有著非常複雜的想象。這使我覺得驚異，我漸漸懷疑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同學中最膽怯的一個。我是否能夠在火線上作起戰來呢？我時時對自己這樣考驗著。
我們第七連全是老兵，但並不是本連原來的老兵。原來的老兵大概都沒有了，他們都是從別的被擊潰了的隊伍收容過來的。我們所用的槍械幾乎全是從死去的同伴的手裏接收過來的。我們全連隻配備了兩架重機關槍，其餘都是步槍，而支援我們的炮兵一個也沒有。
我們的團長是法國留學生，在法國學陸軍回來的。瘦長的個子，活潑而又機警，態度和藹，說話很有道理，不像普通的以暴戾、愁苦的臭麵孔統率下屬的草莽軍人，但他並沒有留存半點不必要的書生氣概。如果有，我也不怎麼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學生，我要求人與人之間的較高的理性生活，我們的團長無疑的這一點是切合我的理想的。我對他很信仰。
有一次他對我們全營的官兵訓話。當他的話說完了的時候，突然叫我出來向大家說話。我知道他有意要試驗我，心裏有點著慌，但不能逃避這個試驗。這一次我的話說得特別好。普通話我用得很流暢。團長臨走的時候和我熱烈地握手。他低聲地對我說：“我決定提升你做第七連的連長。”
這之前，我還是負責整頓隊伍的一個普通教練官。
從昆山出發之後，我開始走上了一條嚴肅、奇異的路程。在錢門塘附近的小河流的岸邊，我們的隊伍的前頭出現了一個年輕、貌美、穿綠袍子的女人。我對所有的弟兄們說：“停止。我們在這裏歇一歇吧！”
排長陳偉英偷偷地問我：“為什麼要歇一歇呢？追上去，我們和她並肩的走，為什麼不好？”
“這是我自己的哲學，”我說，“我現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開，因為她要引動我想起了許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頭。”
我們的特務長從太倉帶來了一個留聲機，我叫他把這留聲機交給我，我把所有的膠片完全毀壞。因為我連音樂也怕聽。
我非常小心地在修築我自己的路道，正如斬荊棘鋪石塊似的。為了要使自己能夠成功為一個像樣的戰鬥員，能夠在這嚴重的陣地上站得牢，我處處防備著感情的毒害。
有一禮拜的時間，我們的駐地在羅店西麵徐家行一帶的小村莊裏。整天到晚沒有停止的炮聲使我的耳朵陷入了半聾的狀態，我仿佛覺得自己是處在一個非常熱鬧，非常嘈雜的街市裏麵。我參加過“一·二八”的戰爭，“一·二八”的炮火在我心中已經遠了，淡了，現在又和它重見於這離去了很久的吳越平原上。我仿佛記不起它，不認識它，它用那種震天動地的音響開辟了一個世界，一個神秘的，可怕的世界，使我深深地沉入了憂愁，這世界，對於我幾乎完全的不可理解……
十月十八日的晚上，下著微雨，天很快就黑下來，我們沿著小河流的岸畔走，像在蛇的背脊上行走似的，很滑，有些人已經跌在泥溝裏。我們有了新的任務，經過嘉定，乘小火輪拖的木艇向南翔方麵推進。二十日下午，我們在南翔東麵相距約三十裏的洛陽橋地方構築陣地。